五、兄弟相见，尴尬谎言

1961年11月17日中午，魏队长突然派人来把我叫到大队部。在队部，我一眼见到弟弟王立泰，我顿时万分尴尬，又羞耻又激动，简直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

回老家时，我撒了一个谎，说我在中川钢铁厂任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按我的资历，我父亲深信不疑），谁知我一时的权宜之计带来了现在这个难堪的后果。

我回到中川钢铁厂后的一年中，不断的接到立泰的来信，说家里如何困难，又遭到了盗窃等等，三番五次向我要钱。甚至在5月26日拍来加急电报向我告急，我父亲也不时来信诉说困难。在他们看来，我这个“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可以解家里的燃眉之急。

当时撒谎的权宜之计是必要的，但后来应当对家里告知真相。可是我放不下虚荣爱面子这张脸皮，因此在回信时，总是遮遮掩掩地敷衍，既无钱可寄又不说实话，结果招来了弟弟不辞万里来找我的尴尬场面。

立泰先到厂部，由厂部找到队部，最后才找到我。对一个远道而来的职工亲属，按照劳改单位的规矩，队长必然要向他介绍我的情况，立泰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哥哥是这样一个人！

事到如今，我也只有向他实话实说了。

下午，魏队长叫我不上班了，陪着弟弟好好玩一玩，于是我和立泰一起去沙湾街上的一个茶馆里坐了半天。我把我的所有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他，因我的身份立泰已经知道了，他也就不感到惊讶了，同时他不辞劳苦来找我的目的也就没必要再说了。

他说，他原来在昌潍专署商业局储运站工作，现调到省商业厅物资科，地点在山东济南市安顺大街42号商业厅，这次因公外地出差归来，顺便转来四川看我，没有别的目的。我听了以后非常高兴，此时有位在商业厅工作的弟弟，使我闪出了一丝希望的亮光，暗想他一定可以想法救我出劳改营。于是我向他再三请求，希望他回去后找单位领导人谈谈，求他们单位来函给中川钢铁厂，把我调到山东商业厅去工作。立泰满口答应，看上去满有把握似的，我心里很高兴。特别令我兴奋的是我们两人一起去找到刘丙仁队长，将情况向刘作了介绍，刘队长当即表示：“只要山东商业厅来函，我们一定放人。”

我真是高兴极了！

立泰共住了四天，晚上他和我一起睡工棚，体会了三天劳改营生活。难友马克明把立泰当作自己的弟弟相待，尽量抽时间和我一起陪他玩，还把自己勒紧腰带省出来的饭票买了一洗脸盆红苕招待立泰吃，立泰临走前他还和我一起送立泰去沙湾车站上车。

送走立泰后，我日日夜夜盼望着山东省商业厅物资科来函，但望穿秋水，杳无音讯。

我如同掉进水坑里的人，见到一根稻草也想捞着救命，但冷静下来仔细回想，疑点太多了，首先，立泰自称是省商业厅的出差人员，但他的衣着完全是个寒酸的农民，他在厂部伙食团吃了几天饭连钱粮都交不出来，他走后伙食团找我付账；第二，他临走时，我把从牙缝省出来的以备急用的工资，共70多元钱全部拿给他作路费，又看他冻得可怜，我把我的一件毛衣从身上脱给他，他这样寒酸的样子像是个省商业厅去香港（他说去香港）出差的干部吗？

后来，1977年，我因父亲病重回家时见到了立泰，这才得知他是在“大跃进”后的“下马”时期，被单位压缩回了家。

他同我一样，顾面子，没说实话，这或许是对我向父亲说假话的报应吧。(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