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奈的谎言，绝望的选择

所见所闻，使我很快察觉到，我回老家前的那些想法完全错了，我被官方的政治宣传愚弄得太深了。现实如同一瓢冷水，把我泼醒了，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难怪在乐山“支农”时，为什么有些农民还羡慕劳教分子，能够吃到“商品粮”，每月还有几元的“零用钱”用呢。

我心里激烈地翻腾，如果在这里呆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有点办法的人都千方百计离开这里，我这个大傻瓜反而想回来落户呢！我不敢再往下多想了，我除了重返劳改营外别无出路，于是我下定决心，重返劳改营。

幸亏这时我的“右派”身份还没暴露，村里的人都认为我在外面当了“大官”了，即使是有人怀疑，但他决不会想到我是一个“阶级敌人”。

我的“右派”问题，当时水西村只有一个人知道，此人叫王保全，他1957年9月跑来重庆找我给他安排工作，当时我已被打成“右派”，但还未处理。那时候，毛泽东对“右派”处理上，有个“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指示，我对毛泽东的指示尚存幻想，另外，历史经验证明，政治运动过后，我的问题肯定会平反。因此，在王保全临走时候，我一再嘱咐他，不要把我的事告诉家里，以免亲人担忧，王保全后来去了新疆。

从父老乡亲的的谈话和表情上判断，这个问题还没有张扬出去。我决定，绝不能暴露我的真实身份，重庆大坪派出所出据的遣返证不交生产队。

按人事制度的规定，人在哪里，档案也跟着转到哪里，我想万一我的档案转到当地政府，那么，想走也走不了，当地政府必将我这个“右派”控制起来。因此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必须尽快重返中川钢铁厂。庆幸的是，我有在高密旅馆里变卖了手表的132元钱作路费，真是天助我也！

三叔为了陪着我多玩几天，特地向原单位拍了电报请假。

我到家的第二天，三叔、五叔邀约我去东注沟镇赶集。我哪有心思去赶集呢？为了不使长辈扫兴，我还是去了。

东注沟距离我家有5华里路程，是我童年时经常去的地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记的印象，这里有我小学、中学时期的同学好友。

在东注沟东门外集市上，我举目四望，无论如何也找寻不到我童年时代的痕迹了。这里和水西村一样，到处冷冷清清，一片萧条，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公路两旁的柏树，长得高大、整齐、茂盛，一眼望去，一条绿树“长城”直通向远方。

赶集归来，走到村南门外一个地名叫“栗行”的地方，三叔和五叔领着我走近路边一座新的坟塚旁。五叔指着这座坟塚对我说：“开泰啊，这是你爷爷（祖父）的坟。”

一见到从小把我抚养长大的祖父的坟墓，一股无比悲伤、内疚的情感涌上心头，我在他老人家生前不能报答他对我的抚养之恩。我站在祖父坟前默默的凝视，久久不肯离去。

10月19日下午，父亲从林家村赶了回来，见到离别15年的父亲，我激动得泪流满面。

我很想把我的遭遇原原本本的向父亲和三叔倾诉，但父亲和三叔一样，完全沉浸在骨肉团聚的又悲又喜的氛围中，好像还不知道我是个“右派”。我如果说出我是个“右派”身份，必然会使他们难以忍受。欢聚一堂的热烈气氛马上会变成悲聚一堂，而且，这意味着它立刻会成为全村的一件爆炸性的新闻，这样一来，又会给家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痛苦和麻烦。

父亲问我：“你怎么三年不给家里写信了？”。我回答说：“因工作调动，大炼钢铁，一天到晚很劳累。”他说：“我给你写了一封信，被你原来的单位退回来，信封背面写着‘此人去劳改去了’，我感到很奇怪，这不太可能吧。”我说：“这简直是开玩笑，我已经调到乐山专署中川钢铁厂去工作了。”他又问：“你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我回答说“我在该厂任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按我的资历，他会相信），这次因去北京开会，顺便回家看看。”

我暂时骗过了父亲，虽然负有“欺父不孝”之罪，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真相一旦暴露，一个被遣返回原籍的“五类分子”，本地政府能允许我“乱动”吗？但是我的谎话却害了父亲，在“文革”中，他被扣上了一条对党隐瞒右派儿子的罪行被批斗惨了。此乃后话。(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