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1年10月24日讯】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欣24日在BBC发表文章称，文革以后，没有人会想到中国的高教在90年代后又会经历一场性质不同但杀伤性更大的浩劫──官僚专制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产业化”和“大跃进”。

文章说，这一结论肯定会让许多人感到过分。但如果我们从高教的质量低下和学风腐败及中国富有阶层用脚投票（即把孩子送出国留学）的现象来看，说中国的高教已深陷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一点都不过分。

文革浩劫 毁了一代教授和学生

文章表示，中国的高教在1949年后经历了数次浩劫。1957年的反右可以算一次。几万才华横溢的教授、学生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农村。而1966到1976的文革期间，中国高教惨遭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场灾难。教授被赶进“牛棚”，高考被取消。即使复课后，根据政治背景和关系被录取的“工农兵学员”，大部分不具备大学生的资格。同时大学的课程设置完全政治化，教学质量低劣，教授毫无教学和学术自由。这场浩劫毁了中国整整一代的教授和学生。

高教“产业化”

文章认为，制造这一“浩劫”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官僚专制体制。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政府一方面大大加紧对高校的政治控制，使80年代思想活跃、学术比较自由的校园变得死气沉沉。另一方面，政府以“产业化”的名义，逼学为娼，让高校体系“广开财源搞创收”。这一政策的恶果现在十分明显。除了由于不务正业而带来的一系列腐败、浪费问题以外，中国许多大学已本末倒置，赚钱第一，育人和研究为次。

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少看到在高教比较发达的国家有像中国这种“学商兼并”的模式。在被认为高教最成功的美国，没有一所大学拥有盈利的商业机构。当然，美国大学也搞创收，但这一现象是例外，除了商学院办天价的E-MBA班外，我们基本上看不到美国高校通过其它商业性的活动来创收。

自肥利益集团

文章说，89后官僚专制体制的另一创举是从政治上吸纳高教体系的精英。通过入党、提干、特殊津贴、职称评定，共产党不仅控制了一大批教授学者，而且使高教系统的政治化程度大大提高。其后果之一是一个“自肥利益集团”的出现。在中国的高校里，当官的“学者教授”在评高级职称、获奖、拿项目资助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这一官僚专制体制又擅长搞“面子工程”。因此在所谓打造“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幌子下，各级政府对高教大力投资，搞“大跃进”。通过征地贷款，中国的高教体系的硬件有了飞跃的发展。现在，一般中国高校的硬体设施（教室、办公楼）不比西方差，甚至超过日本和台湾。同时，政府又有五花八门的奖励、资助作为激励机制。

但是，在官僚专制体制背景下，对高教的高昂投入无疑是创造了无数丰厚的“寻租”机会。凡是有点权势和会利用关系的人都会从这一源源不断的“租金”流中猛捞一把。其后果是历来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的中国高教系统已成腐败的重灾区。许多管基建的高校领导都因腐败问题而入狱。当然，腐败不仅限于基建。不透明和高度政治化的科研资助制度也制造了不少丑闻。前上海交大教授、博导、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通过造假，自称发明世界级的“汉芯一号”处理器，结果骗取了11亿元科研经费并拿到了中国最高的多种学术荣誉。

高教“大跃进”

文章还说，高教“大跃进”的另一长期恶果是过去10多年的扩招。在1998年，中国高校招了100万新生。在1999年，为了表面上降低失业率，政府猛招了160万新生。现在，中国高校每年录取600～700万新生。这一短视的“大跃进”，造成了教学质量大大下降，毕业生就业困难等许多问题。

可悲的是，中国政府在过去20多年中在其高教政策上屡犯战略性错误的同时，许多该做的事却不做。比如，中国高教体系的治理体制改革（即改变政府官僚办学管校的现状），开放学术自由，和打破高教的国家垄断是从本质上提升中国高教水平的举措。但在这些方面，在过去20年中国不仅没有进步，而且出现了倒退。

对高教质量最敏感又有能力“用脚投票”的中国富有阶层已经开始“自救”。因此中国去美国自费留学生的数量近年来猛增，每年创新纪录（现在中国留学生占美国外国留学生总数的18%，是第一位）。但是，这只是中国高校每年录取的700～800万本科生与研究生的百分之二都不到。同时，几千万中国的青年人成了现有高教体制的无辜牺牲品。

结束悲剧 改变专制官僚和国家垄断体制

文章认为，要结束这一中国的悲剧，只有彻底改变现有的官僚专制和国家垄断体制。

中国是否能进行和完成这一历史改革尚无人知。但是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指标，即什么时候中国的最高层次的政治精英的孩子们开始想方设法考进北大、清华，而并不是利用美国名校的势利动机而挤入哈佛、耶鲁时，中国的高教就有希望了。

（责任编辑：孙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