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1年10月24日讯】“占领华尔街”运动整整过了一个月，抗议声浪由点到面，扩及全球，82个国家，超过1千500个城市的向应，从美洲、欧洲、非洲到亚洲地区的日本、韩国、香港以及台湾，全都加入“占领”行列，成为近代相当罕见的全球连线示威。 MP4下载观看
但是，围绕这个迅速扩散到全球的运动，人们的解读和评价各不相同。其中中国大陆媒体的反应更是从一开始的“隔岸观火”，高调报导，突然转向低调面对，封杀敏感词，个中的原由耐人寻味。
这次的世事关心，就让我们走进这场运动，去解析一下世界的愤怒和中国的，也许是另类的焦虑。
这个星期一（10月17日）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满1个月，通过互联络的力量，抗议声势愈加壮大，全球串联1千多个城市
“占领华府”抗议者米勒（Fred Miller）：“我们已经看到了银行家们所作所为带来的后果，但没有银行家进监狱，你们知道我们一些人失去了房子，丢了工作，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是贪婪和腐败的代表。”
“占领法兰克□”抗议者克劳斯：“我们希望改变，而这不单只是空谈，或是两个月后没人再理会这事了，我们希望这件事情有进展。”
从美洲、欧洲绵延至亚洲，亚太地区多个主要城市，包括悉尼、东京、香港、台北，都有民众加入，抗议银行家的贪婪，经济政策的失败和政府的不作为
“占领台北”抗议者吴先生：“我的感觉就是，我每天工作要差不多12个小时到16个小时，在家里面。……可是这样的工作却没有办法，让我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我也没有办法养家，更不要想说我将来要结婚，生小孩了。”
正当全世界因为这场新型态的“占领”行动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地图上的中国，显然黯淡了许多，中国没有加入这场纷争，媒体低调，连微博，也悄然“失灵”了。
华尔街运动9月17号刚刚爆发之时，中国媒体实际可以说是高调报导，官方媒体的英文版更是一连发表多个分析报导。10月中旬，随着华尔街运动的日益扩大，终于有人在脸书上贴出了一个简短的倡议“占领北京”，至此，中国内地关于华尔街运动的消息突然嘎然而止。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个月中，中共体制内的媒体是如何报导这场运动的。
中共官方最大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最先反应，美国版副主编陈伟华9月底发表文章，言词犀利，批评新闻封锁华尔街的抗议，是美国主流媒体的耻辱。
文章中表示，美国媒体对于这场爆发了14天的示威活动，只做了非常有限而且浅显的报导。陈伟华下了个结论是，美国媒体选择性“失声”。
然而，《美国之音》记者海涛10月4号的报导中指出，他使用英文关键词在谷歌上搜索，找到了1亿9千多万条相关词条，无论是电视、广播或网络，美国媒体的报导是铺天盖地。
《中国日报》的报导同时还引起了其它西方媒体的关注。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中国对华尔街的革命感到高兴（China’s delight at Wall Street Revolution）。文章中说，起码有一份中国报纸，终于大力支持民主抗议示威活动了。只是中国媒体批评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只可惜这样的热情只维持了一阵子，脸书上意外出现了一个不真不假，号召要“占领北京”的消息，中国媒体对于华尔街的热情瞬间冻结。10月15号之后，在中国各大门户网站，“占领华尔街”的消息只出现在不起眼的位置，而新浪微博和百度贴吧已经封锁“占领北京”的关键字，在百度贴吧上，甚至连“占领华尔街”都搜寻不到。
主持人萧茗：“官方如此两极的反应，到底是为什么？下面是我稍早对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的采访。”
程晓农：“事实上，中共媒体在前期的高调报导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抨击了资本主义的失败。并把占领华尔街运动说成是资本主义走向死胡同的证明。”
《光明日报》一篇“向美式资本主义说不”的文章提出：“国际舆论注意到，参与‘占领’运动的美国民众，表面上是在指控那些‘华尔街肥猫’，但实质上是在揭露不公平、不合理、罪恶而又丑陋的美式资本主义制度。向美式资本主义说‘不’”。
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宋鸿兵：“归根到底都是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发展模式出了问题，所有人不管你在什么领域中，不管你是什么动机，他们都已经明确的知道，美国的道路走错了，这个道路是什么？在我看来从经济的角度看，就是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债务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经过30年的积累，终于爆发出重大严重的问题。”
当然，上述的论调在“占领北京”出现后都已经销声匿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到底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是不是反美式资本主意的运动，它的参加者是什么人，它又将走向何方？以下是稍早我就这些问题对美国南卡罗来那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的采访。
主持人萧茗：“这次抗议的题目就叫做占领华尔街，您觉得，他们抗议得到底有没有道理？如果华尔街真的有错的话，华尔街到底是错在哪里呢？”
谢田教授：“当然在他们自己的眼里，参与者自己的眼里，他们是有道理的。对其他民众来说，我想很多人也认同他们的主张，认同他们的诉求。华尔街贪婪是肯定的，我想基本上大家都相信这一点。但是他们抗议的有一点，比方说，当年，08年，09年，美国政府投入很多钱去挽救华尔街的金融公司，他们还给自己发放巨额的红利，这是他贪婪的一个证据。
这个说法实际上并不是完全准确。当时确实有政府的钱投入去帮助他们。后来这些华尔街公司它缓过气来了，生存过来以后呢，实际上把这笔钱都已经还给政府了。所以美国政府从中还赚了一些钱，拿到了更多的钱回来。但是后来以后呢，金融公司它继续赚钱以后发放红利。一般的老百姓他不知道前面的那个故事，他只是看到，啊，我们刚刚给你投了这么多钱，你现在缓过劲来了，你就给自己发放成百万，上千万的红利。这就出现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现象。”
主持人萧茗：“而且好像有一种说法是，他们在自己赚了钱之后，不是招纳更多的员工，而是有这种裁员的行为。”
谢田教授：“嗯，对。发这个红利实际上是去年年底的事情了，裁减员工是最近的事情。这实际上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当然，赚了钱才能发红利，那么，也是因为他们赚不到钱，因为我们还看不到今年年底的报表。赚不到钱，它才需要裁减员工。”
主持人萧茗：“还有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华尔街它确实是贪婪的，如果这算是华尔街的错，那可不可以说，这一点就证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失败呢？就是说，这是一场，比如说像中国大陆的某些媒体讲的，这场运动是一场反民主的革命，您觉得是这样吗？”
谢田教授：“这个首先它不是革命，它是非常和平平静的，非常理性的。到现在为止非常理性的一些抗议，就是示威游行。这在美国是正常的，是受到宪法保护的，他们基本上也没什么过激的行为。它不但不是反民主的，它恰恰是美国政府在行使自己的民主的权力。所以我看中国大陆的一些领导人，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他说支持美国的占领华尔街的民主革命。这简直太滑稽了。
这并不是资本主意的失败，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法律呢，只能是规范人们违法的行为，却不能处置人们不道德的行为。因为这个不道德行为是由其他的渠道，像人民的信仰啊，社会啊，宗教啊，其他的方面，其他的机制来制约的。我们可以提他不道德，贪婪，但不能说他违法。他没有违法的话，法律就不能制裁。现在这个抗议恰恰向我们指出了现在有这个弊端。现在要做的呢，实际上要完善这个法律。在西方社会，在正常社会，法律不规定不可以的话呢，你是都可以做的。那华尔街赚钱，金融衍生物，恰恰是这样。那我们只能说从以后的立法去遏制和杜绝这种现象。”
主持人萧茗：“这也是我下面想要问您的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给我们预测一下，这个运动今后发展的趋势。您认为这种立法是有可能的吗？促使国会立法。”
谢田教授：“这不是肯定的。因为我们要看它出现多少人，到底有多大的社会力量，代表多少美国人的要求。你说今后的发展趋势的话呢，如果这些人，我知道很多是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啊，有一些是华尔街事业的人士啊，还有一些是反战的人士啊，各种各样的组织，杂七杂八的什么人都有，他们的要求和诉求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统一的诉求，在立法上就很难施加统一的压力。也很可能过几天，大家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就回家了，这个就结束了。
另外也有可能，如果慢慢形成一种共识的话，形成一个强大的游说集团，慢慢的像那个茶党的方向去发展的话，他们有可能建立一个政治力量。或者呢，如果他们慢慢的形成足够多的人数，足够多的理念的话，他们甚至都可以影响美国下一届的民主选举，就是总统大选。但是无论如何，它最后必须走，通过国会议员，民选的议员，去把它变成法律，用这个来规范华尔街的一些不好的现象，这是它的一个出路。”
主持人萧茗：“谢谢谢田教授。”
事实上，今天美国遇到的由于金融监管不利而造成的诸多问题，以及其它问题，不是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遭遇的第一次挑战，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在两百多年的历史中，美国出台了多项重要法案以保障其市场经济以公平的方式发展。下面我们就举一个人们最熟悉的例子，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
从1870年左右开始，美国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企业合并，信托现象。很多人认为这种新的商业组织形式阻碍了竞争，并且导致了商品价格被操纵。于是，首先是西部和南部的州政府，开始立法限制企业的这种行为。1890年，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谢尔曼起草了第一部联邦政府的反信托，也就是反托拉斯法案，并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得了51比1和242比0的压倒性通过。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更通俗的名字是反垄断法。就是阻止“反竞争行为”和“不公平商业行为”的法律。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是美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法案，它最近一次著名的应用是用来起诉电脑巨擎微软公司。1998年5月，美国司法部和20个州的总检察官联合起诉微软公司在个人电脑领域的垄断行为。直到2002年，法庭才最后接受微软公司的赔偿计划，其中包括价值10亿美元的各类捐助，服务和培训。
美国最高法院在解释这项法律时指出：这项法律不是要保护某些竞争者，而是要保护竞争本身。
自由竞争是美国经济长期保持活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事实上，美国人向来不仇富，因为他们相信有朝一日，自己也可能是成功的那一位。那就是所有美国人的“美国梦”，他们相信只要肯努力，就能拥有自己的蓝天。无论是已故的苹果公司创始人贾伯斯，还是年仅20多岁的脸书创办人札克伯格，都是白手起家实现美国梦的典范，都令美国人为其骄傲不已。
但是，现在很多美国人对美国梦确实失去了以往的信心。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急导致经济衰退持续到今天，使失业率持续不降。很多人在问，为什么自己勤奋辛苦，脚踏实地，却找不到工作，买不了房子， 养不起家？政府为什么迟迟解决不了问题？而华尔街的一些肥猫，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为什么又能在全国经济尚未复苏的情况下，大分花红，这种反差，这种心里的落差把一部分人推上了抗议的街头。而他们喊出的口号就是我们是99％，但是我们只占有1％的财富。
听到这个口号，很多中国人都感到似曾相识，因为这个数字，99％和1％已经接近了中国的贫富悬殊程度。那么，美国和中国是不是在这方面确实有着同样类型，同样程度的问题呢？下面是我对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先生的另一段采访。
主持人萧茗：“这次的‘占领华尔街’的运动，那抗议的人，其中的一个说法是说，他们是99%对抗1%，那现在我们联想到中国的情况是，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那您觉得比较这两者，他们有什么差别呢？”
程晓农：“首先我要澄清一下，美国这个华尔街抗议者们提出来的，所谓他们代表99%的美国人，这个说法是夸大的。因为事实上，他们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人，其中有很多人其实是现在没有工作的，因此他们可以在白天去参加这样的抗议活动，而且停留在那里不回家。而这样的的抗议者在美国通常是领取失业救济，也就是靠社会福利在支持着他们的日常生活。这样的人在美国并不占大多数，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就是上一个星期，美国有一个网站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叫作‘我们是53%’，针对的就是刚才他们说的99%的说法。这个53%的意思是说，美国有53%的人辛苦工作、纳税、纳税，支撑着政府，然后领取社会福利的人大概占人口百分之四十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99%并不存在，他们指代表百分之四十几当中的一部分人，因此他们也不能代表剩下的那个53%。至于他讲的1%也同样是夸大的，因为美国金融界的工作人员不占人口的1%，至于华尔街的高管，那就只是几百、几千个而已，人数就更少了，所以连百分之一、万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这个说法是个比喻，没有多少的可靠性。所以美国这个说法不足取，但是中国确确实实存在着一个1%和99%。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讲的，中国的权贵集团，那些人大概是占中国人口的1%。那么在中国社会上，很明显地存在着99%的老百姓，对1%的权贵集团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在美国社会，其实它并不存在。”
主持人萧茗：“那您认为，比如说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的穷人他对富人的态度，和中共这种极权统治下的贫富不均，它的穷人对富人的态度有些什么不同呢？”
程晓农：“首先需要区别一点，民主国家的富人通常不是政治权贵，他们是商界人士，那么他们的财富与他们多年的经营、积累有关，或者是与祖上的遗产有关，但是与他们本人是否当官没有关系。实际上大部分财界人士都不当官的。
所以他只是经济上的菁英，而不是政治经济界的权贵。那么美国的穷人当中，也不都是左派，像这次参加华尔街抗议活动的人中，有些人是左派观点，那么他们就是要反资本主义，反资本家，但是这种观点在美国社会，特别是在中产阶级当中，只占不多的一部分人。很多穷人其实并不反富人，这点我们从美国的历次选举就可以看出来。
比方讲，支持共和党的也通常认为共和党代表中上层阶级，那么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当中，有很多人其实是穷人。比方讲，美国中西部、西南部有很多黑人，他们是支持共和党的。尽管他们没有钱，他们也失业，但他们从理念上他们并不反对富人，相反他们支持共和党。所以，美国并不是一个简单以贫富划界的概念。马克思那一套说法在美国社会并没有多大的影响空间。
那么在中国，这个贫富差距基本上是和有权无权挂勾的。也就是说，1%的富人基本上就是政治、经济权力一把抓的人，那么99%的人实际上就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没有权，也谈不上多少钱。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中底层，还有大批的人口现在还处在贫困状态。按国际标准，他们是属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这样的人大概中国的十三、四亿人口当中，可能要占六、七亿到七、八亿。”
占领华尔街运动到10月17号为止就整整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它扩散到了全世界。但是，我们同时看到，世界各地的抗议活动虽然延用“占领华尔街”的标题和语言结构，但是，他们各自的诉求其实有着很大的差别，总体上来说，这一运动之所以能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是因为欧洲和美国现在共同处于的困境，人们对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一方面债台高筑，另一方面又难以达成如何解决问题的共识而感到愤怒。
在这其中，只有中国民众和中共政府的心态颇为不同。如果“占领”运动真的蔓延到中国，那么，中国民众的诉求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层面，中共政府深知这一点，所以，在“占领”运动的一片愤怒声中，北京开始有了另类的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