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大鸣大放”(4)

鸣放期间，闹得最凶就是对膳食科长贴出的大字报。据说这位四十多岁的北方农家子弟，扛着步枪从农村跟着大部队干了几年革命，曾当过营长，复员后被分配到学校当了膳食科长。大鸣大放别的说不上，唯独一事引起全校轰动，这便是名噪全校的瘟猪肉事件。

不知这位张科长从哪里买进了几百头肥猪，第二天重大膳食科的养猪场便开始发瘟。猪死后卖到学生食堂，顿顿猪肉，但学生们并不知吃的是瘟猪肉。

大鸣大放时张科长上了大字报，瘟猪肉事件使他无地自容，他既说不清何以从不法中间商那里一次买那么多病猪，更说不清楚为什么明知是病猪，却用来毒害三千多名大学学子。

张科长是一个老党员，老八路，做出这件可恶事，便成了众矢之的的“贪官”、“杀人犯”。 使他许多天夜不能寐，负着沉重的罪恶枷锁，那些日子成天低着头走路。

看来，学生们有相当的舆论能力，口诛笔伐用得好，足可以监视共产党的不良作风的。这一点并不比当今南韩和印度尼西亚的学生差劲。五四运动就有光荣传统，只是因为共产党的霸道，而使学生们处在愚昧和迷信状态，对客观是非缺了理性判断罢了。

张科长的“后台”，便是校党委付书记兼人事处主任宋殿宾，这几年，频繁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胡风反革命集团，那一次运动他不扮演“太上皇”的角色？岂止是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就是杀人冤案的制造也首推其人。于是对张科长放的这把火，便烧到了这位平素里颇给人以势压人的“太上皇”头上。

不过，所有贴出的大字报依然很懂政策，绝不会超过“批评”这个框框，语意和用词绝对的“以人为善”，只是在漫画大师林毓森的笔下，将宋主任画成了身材又矮又胖的“退耳”。这幅漫画上，见他每天上班时间将脚翘在办公桌上，旁边摆着茶杯和香烟，和一些刚刚批示的散乱文件，附打油诗一首，意思是说：宋书记平时办公时，喝茶抽烟，草率地批发文件，而不关心师生疾苦的作风，希望他能在这次运动中认真改一改。

另一些对党团干部批评的大字报，基本上只属于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意见。偶尔出现几张附会教授治校，反对党委独揽的大字报，以及批评人民代表的选举由党委包办的大字报，和历次运动中伤害无辜的大字报也是语调低沉，张数寥落，被淹没在对校内各领导干部，提出个人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大字报汪洋大海之中。

后来还出现过几张列举苏联驻华大使馆中，苏联武官和旅顺港总领事馆苏联驻军的兵士，在中国举办的舞会上，对中国女招待动手动脚强行“接吻”的非礼行为大字报。

重庆大学的学子毕竟以工科和技术为“宗”，那时，家庭出身被定为“剥削阶级”的，占学生总人数的80%。“解放”后经过了斗地主、杀恶霸、三反五反、镇反运动，恐怖气氛笼罩着全国，那些被沾上剥削阶级家庭的人正是革命的对象，虽然暂时在大学生人数上占着优势，但在社会气氛的压力，已形成对他们的精神压力。

以我这种父亲仍在狱中服刑的“反革命”家属，在这种压力下，对“政治”敬如鬼神，自觉“矮人一等”。这种很深的“阶级烙印”，使我每闻“反革命”三个字就提心吊胆，家母的教诲“千万不要涉足政治，平时更要休谈国是”随时响在耳畔，所以我下决心攻读理工科，今后能与一般公民“平身”就不错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