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集训队里的“叫化子”

1960年7月4日，管教科的丁干事前来抽调几个人去集训队干活，其中有我。丁干事说，被抽调的人，都是在改造中表现较好的。他要求要我们起骨干和模范带头作用，协助领导搞好这批人的思想改造。他还说：“这是在新的情况下，党和政府对你们每一个人的考验，是争取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中来的大好机会。”

我被编到集训队一分队一班当班长。

集训队住在厂部附近，由厂部管教科直接领导，全队大约有200多人。

在这里，劳教分子、管制分子、劳改分子统统混合编在一起，区别只是劳改分子剃光头，有服刑期间，没有选举权；劳教分子当时没有劳教期限，不过有举手权而已；管制分子是介于劳改和劳教之间，我看到有人自己保存着判决书，上面写着：两年，三年，四年，五年不等，看来他们比劳教要重一些，但是有期限。

后来我才知道。除了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外，还有“暗管分子”，所谓的“暗管分子”就是本人自己不知道，本单位内部有关部门已经在暗地里管制着你，一旦政治运动来了，这些“暗管分子”就按当时的政治需要，拉出来批斗，当作阶级斗争的反面教员。这些都是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的，我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真厉害。

刚入集训队，我便大吃一惊！如果说劳改营如同十八层地狱，那么，这里便是十九层地狱了。

集训队的成员非常复杂，是个污七八糟的大杂烩。其中有公开抵制改造的，有逃跑数次被抓回来的，有身体被拖垮了的老病号，有被“划清界线”的亲友抛弃，孤苦伶仃，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从而“破罐子破摔”的人。有的人早已横了心，管他改造不改造，混一天算一天；有的人什么也不过问，只要能把肚子吃饱，甚至不惜偷窃；有的人躺在铺上（称作“装死狗”），三分疾病，七分饿病不出工，一天到晚用洗脸盆（兼洗脚盆）煮烂菜叶子吃（称之为“烧锅窑”）。这些人都是下面车间送来的，难以管教的“老油条”。

这些人（也包括我在内）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面黄肌瘦或黄肿烂胖，头发胡子长得很长，两眼痴呆无神，走路气喘吁吁，衣服破烂不堪，满身虱子，老远就传来一股臭味。

有的人拄着一根棍子，身上背着一个破挎包，里面放着碗、筷和盐瓶子。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随身携带的盐瓶子，可随时用盐水充饥。另外，搞到蔬菜或野菜时也要用盐。这些人像一群“叫化子”，甚至连“叫化子”都不如。我亲眼看到有个劳教分子，在厂部干部伙食团的渣子堆中捡肉骨头，用来煮菜叶子吃。

别看这些人的形象不如“叫化子”（乞丐），但他们中很多人都是文化人，其中有中学教师、大学生、干部、归国华侨等。但现在他们已经被“改造”得心理失常，一个个性情孤僻、阴沉，不言语，易烦躁、喜怒无常。因此，工地上，宿舍里，时常有打架和哭闹声，一片乌烟瘴气。

这些被称为很难改造的“社会渣子”，包括我在内，我不过是“渣子”里面表现较好的“渣子”。这叫做以“渣子”制“渣子”的改造手段。据我后来所知，著名的漫画家汪子美先生等人，就在中川劳改营这个“社会大渣子堆”里“劳教”。

集训队实质上是中川钢铁厂劳改营中的一个收容所。

我们这个分队的主要任务是，每天早上7点去沙湾镇附近一家耐火厂拉石碾子。晚饭后集合点名，然后坐在自己的铺位上开会学习。我们的宿舍都是百多号人的大通铺，人挤人睡在一起，每当开学习会时，满屋的烟味和脚臭、汗臭混合的气味，还夹杂着嘈嘈喳喳的怪声怪气。学习的内容是听队长的政治时事报告，然后分组讨论；有时全队或分组开生活检讨会和斗争会，斗争逃跑犯和犯了纪律的人。

集训队有一个特点，人员流动性较大，年轻的，思想转变好些的随时可以调回车间，但是新的“老油条”又送进来了，如此川流不息。

在集训队，我遇到一件事，后来我当作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

有一个劳教分子，他爱人对他忠贞不渝，在那天天饿死人的年代，她把全家每月每人凭票供应的两个饼子（每个重二两）收集起来，从重庆寄给她落难的丈夫吃。在那阶级斗争斗红了眼，六亲不认，夫妻之间也要“划清界线”的年代，这是位多么好的妻子啊！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她的好心肠反而害了她丈夫。她丈夫得到这26个饼子，饿虎扑食似的，越吃越想吃，一顿狼吞虎咽，顷刻间就全部吃进肚子。从邮局回到宿舍后，他肚子痛得在铺上打滚，不到一个小时就胀死了。

我本人则是差点拉肚子拉死。8月我连续两次拉肚子，拉得我躺在床上起不来。8月9日晚上，我听到楼下喊：“打病号稀饭了”。为了吃稀饭，我挣扎着爬起来，身子摇摇晃晃，一头从二楼的梯口上栽下去，滚到楼底，口鼻鲜血直流，当场昏了过去。之后，人们把我抬到楼道的旁边地上躺着，好一会我才苏醒过来。只见我身边围着一些人，有人大声喊：“他醒过来了，没有死……”为吃碗“病号稀饭”，我差点命赴黄泉。

我班有个同学名叫冉熙光，48岁，大学毕业，重庆某中学的“右派”老师。他劳教两年多，家里死了几口人，孩子读书也断绝了经济来源。他本人又有严重的肺病，因此极为悲观消极，到了“横了心”的地步。他公开发牢骚说：报纸上光吹牛，“公社化”以后，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很多人饿得皮包骨头……他还说：“共产党整人比国民党厉害,……我们这些劳教分子，还不如解放前的‘叫化子’。”

尽管我自己有天大的委屈，但听到他骂共产党，在感情上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身为班长的我，把情况向黄队长如实作了反映。

黄队长听了后说：“这种人嘴巴上说，没有实际行动，只能进行批评教育。”今天回想起来，像黄队长这样的干部是有相当政策水准的，当然，那时，极“左”路线还没有发展到顶点，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冉熙光会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打死的，我们单位的白永康就是一个例子（“右派”白永康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写诗为彭德怀元帅喊冤叫屈，被控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泽东，被判死缓）。

冉熙光肺病严重，经常口吐鲜血，我们睡的是人挤人的大通铺，都怕被他传染，不敢挨着他一起睡。我看着这位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心里很可怜他。还有，传统思想支配着我：班长应该起带头模范作用，因此，我就把铺搬到他旁边去睡，并帮他打饭、打水。他为此大受感动，公开说：“我真想不到，在坏人堆里，还有王开泰这样的好人哪！”这件事，使我受到很多人的称赞，为此黄队长还多次表扬我。(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