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从“鬼门关”到“鬼门关”

1960年4月15日，上面突然通知我去厂部参加“支农”工作。

我打好背包，告别了班里那些与我共患难的难友们，下山去厂部管教科报到。从此，我离开了火烧埂采矿四队，我庆幸能活着走出这个“鬼门关”。

走出“鬼门关”的我，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刚进劳教营时，有人说我还有一副青年领导干部形象，但现在，面黄肌瘦，头发、胡子长得很长，衣领上，头发上爬满了虱子，两眼痴呆无神，两腿浮肿，四肢无力，走路气喘吁吁。总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1960年4月16日，魏副书记和管教科的江科长作动员报告。主要内容是谈毛主席《关于工业支持农业》的重大意义。他说：“这次抽调全厂50多人，组成支农队，由管教科邓副科长亲自率领，去乐山县七区轸溪公社支农，时间最少一个月。”他还说：“抽调上来的人都是下面选送的改造表现比较好的人，希望大家积极努力搞出成绩来，这是争取早日摘掉劳教帽子的大好机会。”

我们背着行李，顺着公路，沿着大渡河向上游方向前进，逐渐走出了山区，进入了风光优美的丘陵地带。我们这些劳教分子的身体都被拖得不行了，我背着行李，好似千斤压顶，两条腿简直不听使唤。下午4点钟，我们到达轸溪公社和平管区，全程9公里，我们整整走了4个半小时。

“支持农业”是个新的任务，也是我进入劳改营后，第一次接触外部世界，感到很新鲜，如同从地狱回到人间。我们的任务是锄草、种包谷、担大粪积肥、挖田坎、割麦子、打麦子等等。上面有规定我们这些犯人不准和农民接触，但有时和农民配合在一起干活。可能是上面事先向农民也打了招呼，不准和劳教犯接触，因此，我们相互之间不说话。

这是我参军以来，第一次和农民一起干活，四川和山东的农村农活有很多地方不一样。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人民公社”这个新鲜名词。报纸上大肆宣传它的优越性。但社员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并不是宣传的那样“被调动起来了”。我们所见到的农民实际情况和报纸所宣传的大相径庭。

这些社员本该早上8点钟上班，但直到9点钟，才稀稀拉拉来到工地上集合。有干部守着他们干活还可以，干部不在时就在田里“磨洋工”了，他们收工时间比我们早，收工后，回到家里就干自留地，常常干到深更半夜，干得非常起劲，其实这才是他们的积极性。我们这些劳教分子早上6点钟起床，6点半吃完早饭就出工，干劲比农民高，这并不是我们的觉悟性比农民高，而是因为我们之间相互监督，谁要是在工地上说了一些埋怨话，谁“磨洋工”，内部便有人会暗地里向上面打“小报告”，作为自己改造好，靠近领导的具体表现。另外，我们每次上班，由队长（公安干部）跟着，严格监督之下，谁也不敢“磨洋工”。

我们队的队长叫邢国志，山西人，是个转业兵，此人文化程度很低，政策水准低下，管理方式简单粗暴。他对劳教分子开口就骂，举手就打，或者不给饭吃。在那个年代里，劳教犯就靠这点吃了半饥不饱的饭来维持生命，用扣饭作为惩罚手段太惨无人道，是要命的。

邢国志经常在上工时借我的手表掌握时间，有一次，他把我的手表弄坏了，也不说一声就还给我。我有苦难言，不敢吭声。过了几天他装作不知又来借。我说：“上次你借去弄坏了，不能走了。”我话音刚落，他对我一顿拳打脚踢。这是我跟着共产党十多年第一次挨打，我痛恨自己失去了人身自由和做人的权利、尊严。邢国志只是一个转业兵，如果过去在军队上，让他给我当通讯兵，我都不会要，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右派”分子不如狗，狗还有主人的保护，我无可奈何的仰天长叹，天啊，我的祖宗三代没有做伤天害理的缺德事，我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连狗都不如。

“支农”不同于“大炼钢铁”，季节性强，为了抢季节，不分白天黑夜打“突击战”，有时候，夜里打着火把干到天亮。对此我并不感到可怕，可怕的是饥饿。劳教犯们长时期高强度劳动，外加吃不饱，身体很虚弱。那时，一天到晚只想吃东西，人的七情六欲中的其他“欲”都没有了，只有“食欲”。为了填饱肚子，大家向房东买了一些晒干了喂猪的老白菜叶子，（每斤3角钱），或在田里干活时，顺手挖点野菜，用洗脸盆煮了吃。这样越吃，人浑身越无力，生病的人也越来越多。

我们班有一个名叫郭铭新的教师“右派”，我们俩的关系较好。有一天，他流着眼泪对我说：“老王啊！这样下去，我恐怕活不出来了，与其活受罪，不如死了算了”他上气不接下气说完后，两只泪眼一直盯着我。不久他病倒了，因为吃烂菜叶子，又拉肚子，甚至拉在铺上……

我也生病了，有一天在工地上我突然晕倒在田里，邓科长见我实在不行了，叫我回宿舍休息，并告诫我说：“王开泰呀，不要再乱吃东西了，这样要死人的！”后来，邓科长指定一位年轻的，身体较好的同学廖明俊来接替我当组长，并把全部老弱病号临时集中起来，叫我负责，能干多少就干多少，不强求。在我的生命危急关头，我听了邓科长的告诫不敢再乱吃东西了，加上又降低了体力劳动的消耗，那时我年轻生命力强，身体慢慢恢复了。邓科长减轻了我的苦役，还多次表扬我，说我带病积极改造，后来还评选我为全队的劳教分子“标兵”上报厂部。在我危难时刻，邓科长救了我一命，至今难忘。

农民中有人知道了我过去是南下的老革命，被打成了“右派”。一些农民把我看成是个“大官”，因为他们的县长和县委书记等大官，才是南下的老革命。他们对我有点好奇，一些男男女女见到我时互相交头接耳，指指点点地望着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同时也感到很羞愧。

有一次，一位青年农民悄悄对我说：“我对你恨不起来，你是因为提了意见而被打成‘右派’的”。我听了这句话，大吃一惊，感到不可思议，一个普通农民，竟能说出这种很有见解的话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农民为“右派”喊冤，很受感动。

我说：“你们总比我们好吧？”他回答：“我和你说老实话，我们主要是吃不饱，你们吃的是国家‘商品粮’，每月几十斤供给有保证，我们那点口粮，根本不够吃，只有靠自留地的那点菜来当家。”。难道我们劳教分子还比农民生活还好？我难以理解，后来，我的亲身经历回答了这个问题。

6月1日，我们离开了和平管区，去二十几里以外的新华管区“突击收割麦子”。

初夏季节，我们沿着大渡河进发，一路上青山绿水，风光十分美丽。

上午10点半，我们到达了新华管区的一个生产队。在休息时我有幸第一次见到了久慕大名吃饭不要钱的新生事物——公共食堂。引起我的好奇心而注意观察。

11点半钟，食堂的钟声敲响了，农民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向食堂涌来，有的人从几里远的地方，拖儿带女，提着篮子前来吃饭，有的人就地吃了后，还带着饭罐回去给家里的老人、病人吃。粮食的分配是按照大人、小孩定量，每人一罐饭。一时间，食堂里里外外，到处是吃饭的人堆，场面十分嘈杂。从人群面孔上的表情来看，对这个“新生事物”没有欢乐的气氛。

下午，我们在离生产大队几里路远的一个农民家住下。四川农村与北方农村不同，无论是在山间还是平原，零零落落的三、五家或一、两家人就是一个村落。

新华管区劳动期间，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一件事是母子争饭吃。

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天不亮就被房东大嫂的吵骂声和小孩的哭喊声惊醒。弄得大家心里很烦恼，后来一打听，原来房东大嫂每天派她的约八、九岁的小男孩去几里外的公共食堂把饭打回来，哪知小孩在路上，拿着这两罐饭，一路走，一路用手抓着吃，到家时，只剩下两个空罐子，气得她把小孩痛打一顿，打得小孩又哭又叫，当场认错，下次再也不敢了。可是第二天早上，孩子在路上照样又把饭偷吃光了。我很可怜那个小孩，也很可怜那位大嫂，这到底是谁造成的？

另一件事是一家一天饿死两个人。6月5日中午，在另一个工地，当我们收工回来时，一进院子听见屋里传出哭叫声。原来是房东两兄弟同时在这天上午饿死了。院子里很多人，只见有两个大队的干部，带着鶏蛋、糕点前来慰问。他们刚走进屋去，院子里一个青年农民怒骂说：“他妈的！这顶他妈个逑用！人都已经饿死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一家人在同一天饿死了两个人的悲惨情景。

但那时，谁也不敢说“饿死”二字，因为社会主义“没有”饿死人的这种事情，只能说是病死，这和我们劳教队里的情况何其相似。通过这次支援农业，我发现农村也是所到之处，民有饥色，野有新坟。我很不理解我目睹的这一切，可报纸上和广播里的宣传却是：人民沉浸在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的幸福中。

我仍然担心，这种悲剧哪一天会落到我的头上。

7月1日，上面宣布“支农”工作结束，全体劳教分子返回厂部。

我庆幸又活着走出了第二道“鬼门关”。

在76天的“支农”中，我最大的收获是能接触到厂部有关领导，加深了厂部管教科邓副科长对我的了解，因为他是决定我能否解除劳教最有发言权的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