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恶梦中死神的狰狞

一天，全队在集合开饭时，别的班里有个劳教分子因精神太痛苦，买了一瓶烈性虎骨酒（那时买不到酒，就只有以虎骨酒代酒），一气喝了下去。喝完不久，他酒性大发，坐在地上放声痛哭，刚吃进肚子的饭菜呕吐了一地。我们班有个叫董永泉的同学（“右派”，原成都市公安局的干部），见到呕吐出来的那些饭菜时，立即趴在地上，用双手捧起来就往嘴里送。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见到人变为狗的行为，可见那时犯人饿到何种程度。

有一天早上，轮到我和另一个同学天不亮去厨房打稀饭，炊事员正准备分稀饭，突然一声巨响，装稀饭的大木桶爆裂了，稀饭流了一地。那些等着分饭的同学顿时不约而同地扑上去，用双手捧起地上的稀饭就往嘴里送，我犹豫了片刻，也跟着扑上去……

在那个年代，一个人只要被投入劳改队，就没有什么人格尊严可言，不管你过去是个英雄好汉，还是儒雅的文化人，都得象狗一样地活着。写到这里我顺便举两个例子。我的一个难友名叫王猛（1938年的老革命，原重庆中梁山煤矿党委书记，“右派”平反后，任重庆市高参室主任），有人怀疑他偷吃了别人的一罐米饭，他死不承认，结果被大绳五花大绑地捆在电线杆子上由犯人斗打，手臂被打成终身残废。那副惨相是我亲眼看见的。另外我班里有个从峨边劳改农场来的同学，他告诉我，他亲眼看见原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右派”董时光（留美归国）狼狈不堪的样子——为了抢到桶里剩下的稀饭，把金丝眼镜和帽子都挤落在稀饭桶里。我还亲眼看到原国民党的上校军官黄x x 捡烟屁股吃，这些都成了见惯不惊的事。有人说“劳改营中无英雄”，这句话我深有体会。

那时，吃点猪肉难于上青天。盼了好久，听说因为上面的大官要来视察而沾了光终于打了一次“牙祭”。每人只有老秤（16两算一斤的称）3两肉。此事成了队里的特大新闻，作为鼓动大家放“卫星”的动力，传播在工地上。

人心激动，一片欢腾。

肉从厨房打来后，各班、组的人员都蹲在地上，围成一个圈，每人面前摆着自己的盅或碗，班里分菜的值日，拿着筷子一块块地根据肉块的大小配搭着，往每个碗里夹，周围的人一个个眼睛鼓得大大的，死死盯着每块肉的大小。肉夹完后，再把盆子里剩下的肉汤，用小汤匙平均分到每个碗里去。分完后，分菜值日当众声明：“谁认为我自私，可以端我那碗肉吃”。

一般情况下，大家各端各的那碗肉，遇到有人认为分得不公平吵闹起来时，只好把肉碗摆在地上，顺碗的次序编成一、二、三……的数位，然后把数位写在每一张纸条上，拈成一个纸团，每人抓一个纸团当众打开，按上面的数字对号端肉碗。这种吃肉的方式，即使在“叫化子”中，也难以找到记录。

我们班里有一个名叫马正仪的同学，病重躺在铺上，临死那天，正赶上队里吃肉。他一听说吃肉，忽然间清醒过来，用手指着嘴，口张得很大，有人问他是不是想吃肉？他已说不出话，只是点头。开饭时，一位同学把他分得那碗肉端上来，一块块的用筷子夹在他的嘴里，他吃了几块肉后，才断了气。

除了饥饿，还有其他死亡的威胁。那时候，露天采矿的工地上，经常开山放炮，有时几处工地上同时点火，以敲锣声为警告，一时间，炮声隆隆，山崩地裂。有一次，排炮过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我向工地走去，突然附近工地上，一眼瞎炮轰隆一声巨响，一块巨石从天而降，刚好落在我面前一公尺远的地方，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如果我向前多走一步，那么我也就变成了火烧埂山上的野鬼了。

在火烧埂的日日夜夜，真是一言难尽！它是占我劳教时间最长（约占四分之三），最残酷，最恐怖的日子，同当年我随军南征北战的战场上相比，其险恶的环境，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有，性质完全不同。

在战场上死得壮烈死得光荣，而在这里，死得屈辱死得卑贱。在战场上，虽然生活艰苦、紧张、险恶，但有同志间的爱心和温暖，但在这里，是暴力强压下的苦役、饥饿、精神上和肉体的残酷折磨和对“人格尊严”的侮辱。更使人痛苦的是，我还不敢喊冤叫屈，必须装成一个真正的“阶级敌人”来接受这种所谓的“改造”，来扮演这场人间难演的戏。(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