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瞌睡坝的“死亡队”

我们这批人，刚来时，都还有一股猛劲，大家都想好好劳动，争取早日解除劳教，“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因此干劲很大。然而，随着“大炼钢铁”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劳动强度也越来越大，除了夜里睡觉，吃饭、大小便以外，全部时间都在强化劳动，后来，连夜里睡觉的时间都无法保证了。

那时，有个非常时髦的名词，叫“放卫星”，而且，“卫星”放得要更多、更大，最后到了无限度地拔高。我们这些劳教分子就成了争取放“大卫星”的牺牲品了。

白天大家劳累了一天，半夜里，常常突然被哨子叫醒，立即起床，每人担100多斤重的铁矿石，冒着风霜严寒，在漆黑的夜里，沿着崎岖小道，紧急向厂部炼铁炉运送去。山区的气候反复无常，有时候，半夜里冒着寒风阵雨，向高炉运矿石，来回20多里的路程，回到宿舍里后，疲劳得脱了湿棉衣，钻进被子就睡着了。正在这时，突然又是一声高喊：“赶快集合运矿石，高炉掉料啦，快！快！”于是，大家又急忙爬起来，冒着风雨担上矿石，翻山越岭向着炼铁炉奔去！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美其名曰：“几天几夜不下火线。”

虽然，劳动强度无限拔高，但每个人吃的粮食定量却固定不变，36斤粮的定量和超强化的体力消耗的差距越来越大，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亏损也越来越大。不少人的身体很快就拖垮了。即使这样，那36斤定量也不能完全吃到，因为除去硕鼠（劳教营的工作人员和炊事人员）从中克扣，真正能吃到肚子的粮食早就打了八、九折。另外，蔬菜不仅很少，里面还看不见点油花儿，甚至有时只有咸菜和面酱下饭。

我们队里有个劳教分子平时爱说俏皮话，有一次，他唱歌时，哼出一句：“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肚子吃不饱……”结果被人打“小报告”，反映到队长哪里，全队马上召开一次斗争大会。在斗争会上，这个人跪在地上，一个犯人对他一阵猛打，因为是他的嘴巴唱的歌，直打得他满嘴是血。

每次开饭时，每个人舀一盅开水，里面撒上些盐，先用盐水把自己灌个半饱，然后，再吃各人的那罐饭。这种方法只能解决一时之急，一旦撒几泡尿把这些盐水排除体外，肚子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反而更饿了。后来，大家想了个办法，利用有时在离队较远的深山里开矿的机会，上班时，班里选出两个做事老练，大家信得过的人，到半山腰或山脚下的农民家里去，买农民喂猪的红苕叶子，或晒干了的烂菜叶子，装在洗脸盆里，就地拾柴在山洞里煮熟。然后，利用工休时间（上午10点左右），工地上留个人放哨，以防队长来工地视察，其他人则全部去狼吞虎咽地大吃一顿。

这个办法比猛灌一肚子盐水好多了。然而人的生理机能与猪不同，用清水煮的烂菜叶子既无营养也不卫生，有人说肠子里的油水都被烂菜叶子刮光了，但我们还是狼吞虎咽地吃。久而久之，年龄较大的和身体素质较弱的犯人先病倒了，以后生病的犯人越来越多，这些病人的共同特征是：浑身浮肿，四肢无力，气喘，拉肚子，只想吃东西。这种病只是饿病，许多人就这样病（饿）死了。

病得轻的犯人，留在队里，专门集中在一个临时搭建的草棚子里，落雨时，棚子里四下漏水，地下也四处流水，棚子里的病人，只好用脸盆接漏雨水。这种饿病除了吃饱饭，减少体力消耗外是无药可医的。有的人病情则愈来愈重，最后，队里把他们送到一个名叫“瞌睡坝”的医疗队去。被送去的犯人十有八、九有去无回，因此人人都叫它“死亡队”。后来，重病犯人太多了，医疗队承受不了，只好将这些人留在队里面。许多重病人，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去“死亡队”。

我们班里有一个名叫方田的同学（安徽省人），他被送进医疗队后就不行了，临死前他要求见我。在方田未被送到医疗队之前，他多次恳求我说：“王班长，我不行了，我恐怕回不了重庆了。以后你回到重庆时一定要到我家看看我娘和我老婆张琳。”我答应之后，他还叫我记在笔记本上：重庆沙坪坝区化龙桥黄角堡小学语文教师张琳。写完后他向我一再道谢。他被送去医疗队时拉着我的手依依难舍泪流满面。当时，我在班里人缘关系好，另外我又是班长，很多同学把我当成难友中的亲人。不久，有人带来口信告知我说方田不行了，盼望我去看他。那天，我请假去看望方田。一走进茅草棚子里，一股屎尿臭气扑面而来，令人恶心。只见地上横七竖八，东倒西歪躺着许多面容可怕，快要死去的病人。我看见了方田，他已经成了一个还活着的骷髅，十分可怕。他听见我来了后，突然清醒过来，欲哭无泪。他想拉我的手，但手只微微动了一下，已无力抬起。他很吃力的说：“王班……长……你……你……回到重庆后，一定要见……我爱人……张琳，……说我……对不起……她。”说完这话他一下子就断气了。

我目睹了他的死亡，心里非常悲痛，同时也非常恐惧，说不定哪一天死神也会突然降临到我的头上。

后来，我看到了埋葬他的那片荒山，阴风惨惨，到处是一堆堆新坟，令人触目惊心！

在“瞌睡坝”，我的难友周革新（“右派”，重庆长航局干部）亲眼目睹了大量右派的死亡，他告诉我，当时死的人太多，无处可埋，因山上地薄，尸体埋了不久就被大雨冲出来，有的地方埋了几层死人，后来实在埋不下去，只好把死者用他自己的铺盖卷起来，拖到一个山垭口处，抛到山下。不久，山下死尸成堆，臭不可闻，下面几户农民不得不搬家，但是，当局不准他们说出去。又据我的难友李志田（原重庆市民政局科长，“右派”）后来对我说，他从有关方面得知，当时中川劳改营有劳改劳教犯一万人，其中饿死了30－40％，也就是说约3,000－4,000人死在那里。

我们班的副班长王松桥（重庆黄沙溪人）已年近50岁了，我们两个为了夜里睡觉能彼此增加体温，把各自的铺盖和在一起合铺睡。不久，他也病倒了，两腿浮肿，四肢无力，气喘吁吁，他怕被送到“瞌睡坝”的死亡队，一再对我说，他的病不重，不用去集中，可以留在工棚里看管一下宿舍。

1959年8月22日早上，我把他的饭送到他铺前，连叫他几声他都没答应。我把他的被子一拉，大吃一惊，他已直挺挺地死去多时了。我吓得混身瘫软，他什么时候死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和死人睡在一个被窝里！

他那双可怜而又恐怖的眼睛给我刺激太大了，我终生难忘。

王桥松死后需要掩埋，因为我要带队出工，队长叫我从班里派几个人去埋，据田一年（“右派”湖南人）回来告诉我说，山坡上到处是石古子地，他们挖了几个地方才找到了一个山坡，费了好大的力，挖了一尺深就挖不下去了。王桥松人高马大，只好将就着把尸体弯曲着硬塞进去，上面掩盖了一下就算完成了。我听了后心里很难过，王桥松生前和我关系甚好，他很尊敬我这个“老革命”劳教难友，一个人就这样像条死狗一样埋了，甚至连狗都不如，爱犬死了主人家还悲痛，他死了后，没有亲人的哭声，只有我们这些劳教分子的兔死狐悲，担心着自己也这样走向死亡。后来听说他的尸体很快被山上的野狗吃了。

我们那个班，原有四十多人，仅半年的时间，连续死了九个人，现在我还记得名字的有：方田、王松桥、刘克彬、马正仪（大学毕业，长寿八角中学语文老师，“右派”）、伍加林等五人，其他人的名字就记不清了。

死亡人数在继续增加，死神在向每一个人招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