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火烧埂劳改营

中川钢铁厂离乐山城西南40公里路程，地处峨眉山支脉的三峨山麓中的大渡河畔，离近代名人郭沫若的故乡沙弯镇3华里。中川钢铁厂散落在周围几十华里的山区里，是四川省乐山专署公安局办的一个劳改和劳教合为一体的劳改营。

这里有5,000(也有说一万)余劳改和劳教人员，分编了若干车间，车间下面又分编了若干劳改队，这些劳改队散居在远近的一些山头、山腰间，只有厂部附近是块山间小平原，有一条直通沙弯镇的大道。

我们的任务是大炼钢铁，劳改营的人被分为采矿、冶炼、运输、基建、烧砖瓦、种菜等不同的工种。队长由公安人员担任，还有少数劳改刑满释放后的就业人员，协助队长工作，本来这是个很大的劳改营，“大跃进”开始后，这里便挂出了“乐山专署中川钢铁厂”的牌子。据说，西面离这里百里远的峨边县，也有这样大的一个劳改营。

我从1959年4月24日被押送到这里劳动教养，到1960年9月5日解除劳教，为期一年零四个月零九天。这时候，全国正处在极“左”路线愈演愈烈的时期，“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等等狂热的运动层出不穷。紧接着，又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批老百姓饿死的年代。

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的劳改营，将是何等情况的呢？

我们先到厂部，只见到处张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改恶从善，唯一出路”等触目惊心的巨幅标语。还看到一些由持枪民警押着的犯人，这些犯人正在担运矿石，气氛恐怖可怕，这对我精神上是一个极大的威慑。此时此刻我的神经高度紧张，感到恐怖极了，认为我这辈子完了。

我们被分配到火烧埂采矿四队，四队离厂部八、九里路，要翻越一座大山。

此时，已是黄昏，细雨不停地落，大家背着行李，拖着疲劳、饥饿的身子，跟着带队的公安人员，沿着泥泞崎岖的山间小路，摸索着爬上了火烧埂山顶。到达住地，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举目四望，这火烧埂是万山丛中的一个山岗，远近山峦层层叠叠，在这茫茫群山里，人烟稀少，满目荒凉。我好像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顿时，触景伤情，想到历代那些得罪了权贵，被发配到荒凉不毛之地的历史人物。我只有仰天长叹无可奈何。

在山上背风的地方，修建了几排临时茅草棚。棚子中间，有一条人行道，两边搭了两排长长的大通铺，上面铺了些稻草，我们就睡在这四面透风，还漏雨的草棚里。夜里，人挤人地睡在这两排大通铺上，外面阵阵山风夹杂着野兽的叫声。室内两盏油灯，阴森森的，灯光黯淡，常夜不熄，一个大尿桶就放在门背后，臭气熏天。

我们的任务是露天开采铁矿，后来，改为运输矿石到化铁炉。

全队大约有300余人，都是从成都、重庆两地送来的劳教分子，另外，有两三名劳改刑满就业人员，协助公安干部做些具体管理工作，如：管伙食、生产、工具等。在编班时，刘队长（刘丙仁）指定我为一班的班长，我那个班大部分人员是从重庆来的，有40余人，共分三个小组，并选出组长，指定我当班长的原因是刘队长事先知道我的历史身世，因为我原是共产党的南下干部，有一定的领导经验和信任度。劳改单位有个特点，就是除队长是公安人员外，班组都是利用劳改人员管理劳改人员，我成了被利用者。

劳教人员之间的称呼一律称“同学”，见队长讲话时，要立正，规规矩矩地洗耳恭听，要绝对服从。每天早晚两次全体集合，由队长点名训话，个人活动范围在警戒线内，严禁超越，否则以逃跑论处，哨兵就可以开枪射击。吃饭按工种定量，每月36斤粮（矿工是最苦最危险的工种）。

刚开始，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7点，共劳动12个小时，包括中午吃饭在内，不久以后，每人都发了劳教服穿在身上，以示区别与众不同的罪犯身份，这是对我人格的极大侮辱，在一个好人身上披上一张“罪犯”的画皮，叫人心里何等的痛苦难受！但既然落到这般地步了，也只能忍受。反抗是徒劳的，只有死路一条；逃跑也行不通，那些被抓回来的逃跑犯人，在全体劳教分子的面前，被吊在树上，由犯人来鞭打犯人，那凄惨的哀叫声，令人心惊胆战，即使侥幸逃出警戒线，改名换姓，也是徒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汪洋大海里，谁敢收留你？此外，没有户口和粮食关系，根本无法生存。比如，另一个队的一个劳教犯逃跑后，被山里的农民剥光全身衣服，只穿条短裤，五花大绑捆着送回来……

在此绝境中，只有想办法改变自己的处境最现实，要做到这一点，唯有咬紧牙关拼命劳动，同时，老老实实地认罪服法。这样，才能争取早日解除劳教，离开这个鬼地方，“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当时，“回到人民队伍”是最打动囚徒们心灵的口号。

为了活命，为了我的后半生，我横下一条心，要从绝境中闯出一条生路来，“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