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就像一个巨大的文学磁场，吸引、感染着接触到这篇文章的读者。现在想来，如果没有巴陵郡守滕子京独具慧眼地对范仲淹的约请，后人就读不到这篇绘声绘色描写浩渺的洞庭湖变幻无穷的风光、迁客骚人对洞庭湖的不同感受、最后又转化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浩叹的美文。

令今人称道的是，一泓浩渺无垠的湖水，一座新建的专门用于观景的楼阁，一道亮丽而变幻莫测的风景，一个述事记胜的嘱托，始终同建功立业、效忠朝廷这类儒士的心思联系在一起，作者寄情家国的忧乐感受与洞庭湖、岳阳楼具有密切的联系。

这与其说是作者独到的匠心，不如说是作者“忠”旨的纯粹流露。

范仲淹出身贫寒，幼时曾屡遭不幸，一度还陷入三餐不继的绝境。然而，他不为艰难所动，将困苦当成砥砺人格的财富，竭力奋发成才，终于踏上了仕途。他入仕后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是始终系念着天下苍生：立身庙堂，不时向皇帝递呈批评时政、贡献合理建议的本章，谋国以忠；主政地方，则兴利除弊、吊忧问贫；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卓著，口碑极好。

用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标准来衡量，范仲淹也的确称得上是成功的儒士。范仲淹倡行的庆历新政虽然无果而终，但非常清晰地表达了他的一片忧国忧民的古道热肠。

范仲淹的诗文，虽然流传下来的不多，但的确是脍炙人口的精品，一篇 《岳阳楼记》、一首描写边戍生活的《渔家傲》，能够流传千年，为人传颂和吟唱，真的应验了曹丕所说的文章可让人不朽的断言。

“名因文章着”，范仲淹的经历似乎再一次印证了中国文化史上这个颇具普遍意义的现象。

从《岳阳楼记》的文体组合中，读者可以探寻到作者的一些隐秘心曲。以今天的眼光看，范仲淹既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干家，也是一个熟谙展示自己理念的活动家，确有“口惠实至”的风范。倘若用现代眼光将范仲淹的名字看成是一块标志的话，那么这块高标风节的招牌之所以能够猎猎迎风、千年不倒，同范仲淹既善做、又会说是分不开的。

虽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中国人所推崇的品格，但恰恰是范仲淹的这种“言说”，才让后人永远记住了范仲淹这个名字，才让今人通过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名句明白了“忠”字的含义。

相比之下，许多创造了辉煌业绩、而没有通过“言说”而记录下自己理念的忠臣，往往不一定能经受岁月的磨砺，可能最终淹没在历史长河的波浪之中，逐渐被后人遗忘，如越之范蠡、汉之张良，他们也辅佐人主，宦业突出，但他们功成身退，栖身林泉，不留片言只语，其事迹变得踪迹杳然，难以寻觅，为后人带来了追怀、启悟的难度。

因此，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范仲淹通过《岳阳楼记》的“言说”而对“忠”的形象阐释。《宋史》有这样的记载：“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范仲淹在身居高位后，也许是因树大招风，经受了忠而遭谤、信而见疑的遭遇，因为宣导新政，遭到了利益集团的诽谤，如任意罢免皇帝命官、无事生非等状告信纷纷飞向皇帝身边，舆论之下，皇帝将范仲淹逐出了京城。

这是范仲淹人生的一大挫折，应该说，为此即使感到失落、感到怅然属于很正常的心态，可此时当他在写作《岳阳楼记》时，宠辱皆忘，更是将心中的负面情绪弃置一旁，体现出一种胸怀天下的大度姿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这是何等的耿耿忠心！怎不打动仁宗皇帝本来就不太坚硬的心肠？

一般而言，“霪雨霏霏”“阴风怒号”之时登岳阳楼，会有“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情绪；在“春和景明”之时则有“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的心态，然而，在范仲淹看来，仁人志士当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当读者明确了范仲淹这样的立足点，对他即便身处逆境之时也表白“进亦忧，退亦忧”的“忠”心也就了然了。

范仲淹虽然不等复职就谢世了，但这一篇《岳阳楼记》却换得了一块御制的“褒贤之碑”。一篇文情并茂的《岳阳楼记》，一块皇帝亲题的功德碑，这是那个时代的士人一种令人羡慕的荣耀。而这个荣耀恰恰是由“忠”而累积的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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