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人间地狱，劳教恶梦

一、开除公职，押送劳教

1959年4月13日，学校召开了全校教职工、学生大会。我被加上“右派分子，潜逃北京，无理取闹”的罪名，崔振杰在会上宣布开除我的公职，送劳动教养。会后，我立即被押送到重庆市解放东路291号，重庆市公安局看守所，又称为劳教转运站。

此时我万念俱灰，绝望到了极点。

在看守所，看见许多等待送去劳教的人，有干部、教师、工人、学生。这些人大都有一定的文化，是被机关、厂矿、学校等单位清洗下来的“有问题”的人。

这里与北京看守所不同的是，饭可以吃饱，有自带的铺盖卷，房间很大，中间有一条过道，两边各有一排大通铺。这里的犯人白天都集中在监狱里学习档，这些档，就是当时政府刚颁布的《劳动教养条例》和看守所的规章制度。学习这些档的目的就是，让大家都明白作为一个劳动教养分子，只有认罪服法，好好劳动，好好表现，才能早日解除劳教。

当时，《劳动教养条例》上没有劳动教养的具体时间，这就非常明确的向劳教分子宣告，如果是一个不认罪，抗拒改造，想翻案的人，那就是“罪上加罪”，这样的劳动教养将是无限期的。

在学习会上，有的人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有的流着眼泪说“我有罪”，“我对不起党”等话。我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经过这一番表演后，有些人的确实受到了管教人员的另眼看待，和那些喊冤叫屈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守所对那些拒不认罪的人，用犯人斗犯人，“以毒攻毒”的手段开斗争会，捆绑罚跪，直到该人老老实实低头认罪为止。我进了看守所的第3天就参加了用这种手段斗争一个名叫周良臣的人。那个场面非常野蛮恐怖！

为什么不准喊冤叫屈？因为党的宣传机器一再宣扬“共产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这样就意味“共产党冤枉了好人”，因而就是“诬蔑共产党”。

在这样一个暴力强压的社会环境里，自己挨了整还不敢喊冤叫屈，也没有一个亲友敢同情我，而且他们一个个都要同我划清界线。这比起封建社会还厉害，因为即使在封建社会里，老百姓还可以“击鼓喊冤”，还有亲友们和舆论的支持。

此时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我想与其这样窝囊的忍辱偷生，还不如干脆死了好。

经过了几个不眠之夜，我反复的想，如果在敌人的监牢里，我可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留点气节在人间。但我面对的是共产党的监狱，只能等待时过境迁形势的变化，可能有平反冤案的希望。终于我从万分痛苦中悟出一条路来。记得在“监督劳动”时，铸工车间有一位中年工人，在四顾无人的时候，悄悄对我说：“老王呀，你想不通时，一定要想到一点，就是你还年轻，以后的日子还很长呢”。我猛然间想起了他的这句肺腑之言。的确，我才30岁，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历史上一些英雄人物落难时，都能韬光养晦，最后终成大器。再说，我也无路可走，只有忍耐，忍耐到毛泽东这位“万岁爷”开金口说：“‘右派’ 案件可以甄别，冤案可以平反”的那一天。我必须下定决心用坚强的毅力忍受一切折磨走这条路。同时，那些同牢的犯人在学习会上的“认罪”表演也启发了我，我必须面对现实保命第一，把我冤屈深深埋藏在心底，把“忍”字深深地刻印在头脑里作为座右铭，等待时机。于是，我的思想猛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由于我的态度的转变，4月23日晚上，指导员宣布重新编组，并指定我为副组长。

第二天早上，全体犯人集合，队长向大家宣布，今天全部劳教人员要送去乐山中川钢铁厂，以及在途中应遵守的组织纪律等事项。接着，立即叫大家回宿舍打背包，全体人员集合向菜园坝火车站进发。

走得如此突然，是公安机关对“敌人”的斗争手段，如果提前泄漏了消息，怕有人逃跑。我们排成了单行行军式的队伍向火车站前进，在我们的行军伫列前后，每隔一定的距离，站着一位全副武装的民警。此时，与其说是行军，倒不如说是押罪犯游街示众，引起很多过路群众驻足观看。我内心十分难受。

晚上10时许我们到达成都，26日早上9时乘车去乐山，全程150余公里，于下午6点钟到达乐山中川钢铁厂。(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