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1年10月14日讯】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延续千年的帝制，开启了一个希望与危机并存的新时代。此后数年间，美国《纽约时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角度，对民国初年的中国进行了全方位报导。《共和十年——民初观察记》一书收录了《纽约时报》从1911年10月至1921年12月间200多篇对华报导。在当时的美国人看来，风云变幻的中国结束千年帝制后正在成为另一个强大的美国。

以下文字摘自郑曦原编的《共和十年：民初观察记》，由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

一面没有龙的新国旗（1911年10月15日）

10月14日，《纽约时报》记者来到少年中国学社办公室，采访了同盟会财务主管莫先生和龚先生。莫和龚两人与孙中山先生私交甚笃，他们兴致勃勃地谈起中山先生领导的这场革命。他们说，先生推动革命历经25年，今天终成正果。

“中山先生告诉我们，胜利在望。中国人民268年以来，第一次有可能在自己的祖国获得言论自由的权利。中山先生的革命理念包含三层含义：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推翻满清统治；其次，是建立共和国；第三，是建立一个民生主义的政府。”

龚先生向记者展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国旗上的太阳的外圈有12颗星，象征着中国传统计时中的12个时辰。如果革命胜利，这将是中国的新国旗。

另外一面革命军军旗，底色是蓝色，中间有一个巨大的白色太阳，同样有12颗星在周围。昨晚，中国同盟会纽约支部聚集了众多中山先生的追随者，几乎每个人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支部大厅墙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大幅油画，旁边一些油画是身穿革命军军服的士兵和水手。大厅里满是报导中国革命的报刊，每个人都在热烈地谈论著这次起义。

纽约的少年中国学社大约有100名成员，他们今天将在纽约华埠勿街集会，与美国其它城市里的中国同盟会会员一起庆祝革命胜利。但是，据旧金山支部传来的消息，革命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孙中山先生将无法与会。

孙中山接受美联社专访（1912年1月23日）

南京1月22日电：

“我一直以来都坚信这次革命运动是正义的，它必将成功。中国所有各省都从道义上、物质上和财政上予以支持。”孙中山大总统今天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发表上述谈话。

大总统介绍了民国与清廷的谈判，并坦率谈到中国现状。他言语中透出坚定的信心。对于西方各国驻北京使团不了解中国南方政权的真实情况，鼓励清廷顽固抵抗民国政府的行径，大总统表示忧虑，他坚信，清廷交出政权是大势所趋。

孙中山说：“如果中华民国无法建立稳定政权并重建国内和平，责任在北京的清廷。清廷的袁世凯总理向我们确认，最近清廷接受了我们的条件。南北最终将实现停战。

“为了确保和平，我要求民国各省省长同意，一旦清帝宣布退位，他们就选举袁世凯为民国总统。各省在经过一番犹豫后，最终表示同意。袁世凯完全清楚此事。

“这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协议，目的完全是为了中国人民未来的和平和福祉。推迟协议意味着更多牺牲和痛苦，国家将持续动荡。

“除非清廷接受条款，否则我们绝不可能再提出类似条件。现在我们绝不会解除武装，中国也决不可能再回到清廷专制时代了。

“我们控制了除天津和营口之外的所有条约口岸。事实上，民国政府保护了绝大多数外国人和外国财产。中国人民每天都在问，为什么各国不及时承认我们呢？中国人民担心，北京一些外国使节要挑动外国干涉，这一阴影笼罩全国，中外人民都为此感到忧虑。”

孙中山大总统显然期望得到欧美列强中某国的率先承认。与此同时，革命军仍在向长江以北推进。估计现在革命军约有十万之众。

西风吹过中国（1912年9月1日）

如今，当人们谈论起中国事件，不由自主地总会提到“中国的觉醒”以及“新时代到来”之类的说法。然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样的说法毕竟是空洞的，它们无法提供实证的事例。

1、约瑟夫．基根，中国革命的见证者

然而，如果我们恰巧听到某人亲口叙述他本人亲历的中国的觉醒，那便是另一回事了。他看到中国这条沉睡了若干个世纪的巨龙翻身伸了个懒腰，揉揉惺忪的睡眼，问道：“现在是什么时候？”然后突然从床上跳起来，飞快地穿上衣服——提醒一下，这是美国制造的衣服——然后，在今日世界实现了自尊和独立的民族之林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辛亥革命将中华民国变为现实，正是这样的一个事件。而美国人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他们看到这条打着呼噜昏睡的远东巨龙正在苏醒，他们知道迫使这条巨龙沉沦的数个世纪已经远去，现在，一个伟大的事件将要发生。

身居纽约的美国人，对于如何理解他们所目睹的这一切充满疑问。基根-罗森克兰茨公司（Keegan & Rosencrantz）的约瑟夫．基根（Joseph Keegan），是这家美国制造商的驻华代表。14年前，当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时，巨龙还在熟睡。两个月前，当他离开时，中国已在觉醒，并且用一种连乐观的基根先生14年前也无法想像的方式扶摇直上。

他曾经旅行到过中国各地，了解那里繁忙的通商口岸，那隐藏在海岸背后的繁华都市，还有那遥远而平静的乡村。最重要的是，他了解和懂得中国人。当他第一次来到远东开展业务时，他决定学习中文。这样做的结果是，当其他人徒劳地试图让中国商人明白他们究竟在说什么时，基根先生已经可以到中国商人家中拜访，用他们的语言愉快的交谈，赢得他们的信任，从他们那里获知那些不愿意告诉外国人的想法、他们关于国家发展的观点、他们的希望以及他们对未来的理想。

毫无疑问，当这个真诚而热情的小伙子提到“中国在觉醒”、“旧王朝已土崩瓦解”这些老生常谈的字眼时，便不再显得空洞无物了。

2、崇尚外国现在成为了一种风潮

基根先生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兴起以及满清王朝的覆灭，见证了接受西方进步思想的革命党人从一次次耻辱的失败中崛起，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七年前，他竭尽全力试图纠正弥漫在中国的反美情绪以及由此而生的抵制美货；然而今天，他有幸在中国亲眼见到，拥有美国人的身份已成为一张凡事畅通无阻的通行证。

“在中国人中，崇尚外国现在成为了一种风潮。”基根简明扼要地总结了当前的情形。“并且，要想走在潮流的最前端，就一定要亲美。”一名《泰晤士报》（THE TIMES）记者听了基根先生的观点后补充道。

在华南地区，后一说法显得尤为贴切。这里，人们态度的反转表现得最强烈，美国人突然成为了最受欢迎的人群。这里的人们捐赠大量资金支持革命党，将革命党人的胜利向顽固守旧的北方推进，最终促成了中华民国的诞生。看起来，亲美观念也将从这里逐渐传播到北方，横扫之前的一切社会思潮。

“在华南，人们对美国人确实非常友好。”当记者在拉姆斯俱乐部①找到基根先生的时候，他这样说。基根先生再次向东方进发前，他的公司总部设在拉姆斯俱乐部。

“你们可以看到，华南地区的中国人不光与前往广州的美国人和它国家的外国人接触越来越密切，他们很多人还有身在美国或者曾居住在美国的亲戚。通过这种方式，他们逐渐了解了这个国家，并且对西方的观点变得越来越容易接受了。”

3、革命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团结

“所以，中国的革命起源自南方，是再正常不过了。这里的富商巨贾为革命出资，并且对民国政府非常拥戴。”

“这些富商中，韦玉②是最为活跃的一位银行家，他虽然是香港居民和华人立法局成员，但同时也是一位极富热情的爱国者，绝不允许任何事情损害他祖国的利益。他为革命捐助了大量资金，并且极有可能在新政权中担任高职。”

“韦玉和其它华南富商的捐款，使得革命横扫一切阻碍，也使取得成功变为可能。对于盘踞在华北地区的清军而言，来自华南的金钱攻势使得他们变节支持革命是最常见不过了。这些贫穷的士兵们已很长时间没有领过一分钱军饷了，因此，他们对于大清帝国毫无忠诚可言。”

“为什么会这样？直到今天为止，中国从没有产生过凝聚力。革命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团结。在帝王统治下，这里只是一片由众多省份组成的、巨大的、死气沉沉的的土地，而现在，它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朝气蓬勃的共和国。”

“我想，在过去数年，遍及华南并迅速蔓延的亲美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是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中国革命党人一直在密切关注着美国，他们认识到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于是反躬自问，为什么中国的国民党不可以取得同样的成功？现在，中华民国已经建立，他们有理由相信，这里将会朝着美国的方向发展。”

“这种倾向非常明显。从厦门、广州等通商口岸开始，逐步向内陆地区延伸，直到最遥远的边区。如果你看见整条船的美国服饰——成千上万的西服——从海岸向内陆地区运输，你便知道，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

中国正在成为美国的翻版（1912年11月10日 王景春）

王景春说：“我们许多国民党人，都从美国大学毕业，生活方式完全美国化，除了在南京搞革命、反对帝制，实际上也像其它美国毕业生一样喜欢讨论橄榄球比赛。”王拥有耶鲁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是推翻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帝国的革命元老，现重返美国参加上个月在波士顿召开的第五届国际商业大会（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hambers of Commerce）。

王是出席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的中国代表，是京奉铁路局副局长，此外还拥有一大堆头衔，实在让人难以记全。但是，当他谈起新建立的民国时眉飞色舞，令人印象深刻。王是个充满激情的人，他讲述的事情让人很难相信竟然发生在发展迟缓的东方。他预言要发生的事情，即使你深受感染，仍然难以置信。

1、新民国蹒跚学步，但预示着美好未来

“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美国。”他断言道，而且列举了一大堆论据来支持这个观点。他讲述了铁路沿线各省发生的变化，展现了一个难以想像的进步的中国，一个堪为亚洲发展先驱的中国，一个突破日本遏制继续向前发展的中国。

“中国的进步，就意味着日本的倒退！”这是一个令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概念。对我们来说，中国是一个“保守落后”的典型，而日本，它的每一寸脚步都在前进。难道我们的眼睛被蒙蔽了？我问道：“这是否只是你们的梦想？”

“当然不是。”对于王博士来说，今天的中国就是远东的美国，她意味着一切的可能性，绝非梦想。新生的共和国可能刚刚开始走路，但在这位耶鲁毕业生以及无数留美中国学生的眼里，这样的开端已经成为一个良好的基础，并且预示着美好的未来。

他并没有将他的精彩描述局限于满洲或南京。无论他是否在修饰中国政客的观点，关于中国铁路的发展前景，关于中国人民对待外国、特别是美国的态度变化，这位民国公民都给出了积极的看法。他说：“中国国民的性格正在发生改变。”即使他的说法只有一半当真，那么这个变化也是惊人的。

2、中国铁路规划图

（1）大连还是秦皇岛，出海口的选择

当谈起他身为京奉铁路局副局长的见闻时，王博士谈道，中国试图实现满洲发展，但只是徒劳地与日本对抗。日本仅仅出于本国利益来经营这片区域。

他描绘的中国是如此惊人的快速发展，他为祖国所取的昵称“另一个美国”一点都不夸张。在曼哈顿酒店（Hotel Manhattan）的走廊上，他告诉记者：“京奉铁路②在好几年前就已经竣工，是中国最早的铁路之一，它成功地改变了中国人对铁路的抵制。但更重要的是，它只是中国铁路大规划中的一个枢纽。未来另一个将对中国以及满洲发展发挥重要影响的铁路枢纽工程，是修建从哈尔滨通往北京的铁路。”

“日本坚决反对修建这条线路。如果你摊开地图就会看到，这条线将使铁路贯穿北满至到中国海岸，而这正是日本人极力避免的。尽管这条铁路对满洲的发展十分有利，但日本人妄图把贸易限制在他们控制的南满铁路范围之内。”

“如果与南满铁路沈阳以北地段相连，大连以南150英里的秦皇岛港将作为出海口。但在目前局势下，日本人希望从满洲运出的货物通过南满铁路到大连，然后通过海路运往中国内地。这样，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即可收取从哈尔滨到大连出海口的全部货运费用。如果货物通过中国规划的新铁路线运往秦皇岛，他们将会减少收益。”王博士强调，他引用此例是希望记者了解日本在满洲实行所谓“门户开放”政策的真相。

（2）铁路和机车是引领中国现代化梦想的火车头

日俄战争胜利的兴奋消退后，日本政客对满州会有不同认识。

“甚至在已经建成的京奉线，日本人也不断制造障碍。在沈阳以北有一条中国管理的铁路支线延伸到南满铁路范围，穿过了满洲一个比较富裕的地区。为通过这条支线将货物运往中国内地，货车必须在沈阳从南满铁路换挂京奉铁路，两个火车站之间的交换距离不超过半英里，而每吨货日本人竟然收取4美元。”

“诚然，站在日本人的角度，他们可以以此达成不错的交易。日本将满洲视为它的战利品，不允许日本之外的其他人染指获利。但是，我认为，当日俄战争胜利的兴奋消退以后，日本政客会有不同认识，他们将不再视满洲为军事占领区，而是一片需要开拓和发展的区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会允许其它国家、特别是中国在此享有同等的开发机会。”

照王博士的看法，中国这个长久沉睡的国家今天反倒成为了一个受到日本阻碍的前进者。从西方观点出发，记者对王博士描绘的场景感到吃惊，

（3）留学生为国家修铁路，也为自己挣钱谋生

王将谈话转到中国其它地方。他说：“新铁路的修建工程正在全中国范围内热火朝天地进行，即使今天没有铁路的地方，也在积极的规划之中。其中，有一些规划由美国工程师帮助制定，另一些则由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做。”说到这里，王博士笑了，“这些留学生不仅将修筑铁路作为中国的发展途径，而且也作为他们挣钱的手段。美国将他们培育为工程师，回到祖国后希望以此谋生。因此，铁道建设工作必须由他们来完成。”

“不要忘记，曾经有数千名中国人到美国留学，现在这里还有800名中国学生，而未来几年还将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来到这里。毫无疑问，现在的中国深受美国影响。我们的政府模式是美国式的，宪法是美国式的，我们中许多人感觉就像是美国人。”

（4）打开天府之国的大门

“在所有铁路规划中，最重要的是通往富饶的四川省和云南省的铁路。一旦这几条线路修筑完成，我们就将拥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铁路网。现在北方主要有京汉路和津浦路两条线，京汉路的延伸已有规划，准备从汉口通往华南重镇广州，但更重要的一条规划线路，是从汉口直达四川腹地。”

“四川是我国最大、物产最丰的省份，它每年的生产总值相当于整个日本和朝鲜之和。四川的富饶堪与法兰西平原相媲美，它是一个真正的天府之国，矿藏十分丰富，铜矿和其它有价值的矿物俯拾皆是。”

“问题是如何为这些宝藏进入市场寻找到道路。在汉口上游，某些规模的船只可以通航，但要到达天府之国还有几百英里的距离。”

“在这段路上，已开始兴建的川汉铁路③将发挥重要作用。我希望它能在五年内建成。现在，产品出川都是通过人力，要搬运数百英里。一旦铁路建成，这种景象将不复存在。”

“除了四川铁路，规划中的另外两条重要线路是从广州通往云南，以及从广州向北与川汉线连通的粤汉铁路④。此外，我们计划在北方将北京与蒙古（Mongolia）和突厥斯坦（Turkestan）连结起来。所有这些规划意味着修建上千英里的铁路。但是，我有信心，火车十年后将会疾驰在我们规划的铁路线上。”

（5）铁道旁不许拴马，但农民不予理睬

“不太久远以前，当中国第一条铁路修建时，受到了沿线居民的重重阻碍。那时候，摆在铁路工程师和筑路工人面前的是各种阻碍和困难，然而现在他们遇到的只有帮助。”

“你可以看到一个最有力的证据，铁路沿线居民从前贫困潦倒，现在突然变得开始富裕起来。他们不再被迫将价值5角的商品以1角的低价贱卖。居住在京奉铁路沿线的人民，现在对这条铁路交口称赞，而他们从前曾使用暴力阻扰铁路施工。”

“记得有一次，一队工人在铁道旁树立了几根电线杆，一个对铁路规章制度一无所知的当地农民却将马拴在电杆上。工人们解开缰绳将马赶走。当农民回来牵马时，发现马不在了，勃然大怒，而工人们回答，铁路规定不许将马拴在铁道沿线。”

“被激怒的农民回到村里，召集亲朋乡邻，讲述了事情经过。于是，他们倾巢而出，破坏了好几英里的铁轨。这本来仅是个误会，却带来如此大的损失。”

“如今的中国正在发生确凿的变化。我承认，中国人已落后于世界。但是，当我们开始着手做某件事后，便一定能够做成。我们从一堆阻挡视线的巨石缝隙中往外窥探了一眼，于是，辽阔的平原向我们展开。”

3、中国的前方有光明未来

“自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已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果你还记得中国的往昔，你会觉得今天的这一切变化真是不可思议。”

“以历法为例，当一些进步人士建议弃用农历以与世界历法接轨时，许多人认为这个改变绝无可能，因为我们已经使用农历数千年了。后来发生了什么？中国在两天之内便开始使用公历，没有出现任何反对或激愤，什么都没有发生。它就这样改变了。”

“同样，中国人还留长辫吗？而仅仅几年前，没有人相信这可能发生。”

“鸦片呢？当一些中国人提议根除鸦片时，几乎没人相信。他们认为，中国人一直抽食鸦片，程度甚深，因此未来也必将如此。看看发生了什么？现在美国抽鸦片的人比中国还多。从前，吸食鸦片被视作地位的象征，而现在则是犯罪。抽鸦片的人被社会排斥，无法找到工作。事实上，在中国已很难买到鸦片。”

“是什么带来这些改变？是民意。鸦片买卖在五年之内便被打压下去，这样的成绩比你们美国人在处理酒精买卖上的表现还要优秀。你们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什么也没做。”

“而你们也该知道，当中国发生这些改变时，我们还处在美国许多年以前的状态。当铁路刚刚在英美出现时，难道没有反对声吗？难道没有许多人抱怨机车带出的煤渣会毁坏庄稼、巨大噪音会吓跑森林中的鸟儿吗？所以，中国人起初带着怀疑眼光去看待这些新事物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你们也同样如此。但现在，我们已行进在这条前进的道路上，便不会停止。中国的前方，有光明美好的未来。”

4、商业归商业，政治归政治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与美国以及其它国家的贸易往来，是真正的贸易，而不是掺杂在国际政治游戏中的所谓贸易。”

“我们拥有我们国民自己需要的政治。到目前为止，洋人在华的行为记录并不完美，有些美国人以及其它国家的人士，无论对他的祖国还是对中国都没有公平对待。我们需要的是正直诚实、光明磊落的外国朋友。惟有如此，我们才会以同样方式对待他们。”

“从今以后，我们希望能够明确，商业归商业，政治归政治。当我们需要资金时，我们指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所附加的一大堆丑陋不堪的政治索求。筹集资金对于一个欠缺发展经验的国家来说，本来已经很难了；如果再掺杂政治因素，那就太难承受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和你们谈生意过于曲折。当我们认为你在谈论金融问题时，你却突然转向政治；于是我们和你谈政治，而你却又突然再转回商业领域。我们和你们的银行家商谈，银行家告诉我们应去找美国国务院；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国务院时，你们却又谈起贷款来。”

“如今，我们商人的做事方式是直来直往，我们不能理解这样的交易。中国的政府，我必须承认它时常发生变动，但从来就不是一个生意人。”

5、美中两个太平洋共和国必将实现共同发展

“并且，我们非常希望与美国发展贸易关系。在中国，我们对于美国人民给予的帮助非常感激，我们从未忘记海约翰、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塔夫脱（Taft）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们现在忙于国内政治，可能已经遗忘这些事，但我保证，我们从未忘记。”

“我相信，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太平洋地区的伟大共和国必将实现共同的发展。她们都是和平的爱好者，都有成功的潜质。我们希望正直的美国人来到中国，对我们平等相待。我们需要的，不是试图在最短时间内榨干中国穷人血汗的商人，而是愿意长期经营获得合理盈利的商人。”

“这便是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我想告诉你，美国人一定会从一个新生的中国获得极大收益，因为中国正在成为另一个美国。”

【编者注】关于王景春

王景春（1882－1956）河北滦县人。北京汇文大学毕业后，先后入美国耶鲁大学、伊斯诺斯州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参事。同年至1913年任京奉路、京汉路副局长。其后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在波斯顿召开的第五届国际商业会议。1914年7月至1916年在交通部任职。1917年任第五届中日关税会议委员，京汉、京奉路局长。1919年出席巴黎和会任专门委员。1920年任中东路技术管理局中方代表、东省铁路公司理事、交通部路政司长。1922年任中东路会办。1925年出席国际电信邮政会议，回国后任邮政电信会议总代表。1928年至1930年任中东路理事长。1931年至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派驻伦敦购料委员会委员。1949年后去美国，1956年6月17日病逝。

（责任编辑：李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