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1年01月27日讯】大陆《南方周末》日前报道了日共党员川口孝夫乔装成中国人，以中共“国家干部”的身份，亲历了从反右，三年“大饥荒”，到“文革”的一连串政治运动，见证了日共代表在北京遭暴力批斗，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国老百姓质疑中共“脑筋急转弯”的事件。

就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川口认为：“不管如何强调‘天灾’，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灾’的因素，‘人祸’乃无可争辩。

川口认为：“川西平原当时并无水灾，在被称为‘蜀犬吠日’ 的四川，尽管阴天颇多，但那时日照比较充足，晴天持续出现。由于有充足的岷江之水从灌县的都江堰中引来灌溉川西平原的田畴，绝未发生过干旱。按照古老的说法，日照之年若有水，则必定丰收。在全国范围内，‘天灾’掩盖了‘人祸’，然而在天府之国，没有人能接受‘天灾’的结论。”

涉嫌赤色暴乱活动 被迫流亡中国

据《南方周末》2011年1月20日D27版报道，川口孝夫（Yoshio Kawaguchi），1921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上川郡士别村（现士别市）的一个农家，原在日本共产党北海道地方委员会机关军事部门工作，流亡中国前在日本进行了6年反政府的地下活动。

1951年10月， 日共通过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五一纲领”。在日共的策动下， “山村工作队”遍布全国，一时间日本列岛“武装蜂起”，不无燎原之势。仅在北海道一地，就发生过市民哄抢运煤列车的“红灯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门前静坐示威的“我们要年糕”事件，均遭日本警方镇压，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党员多数被捕。

对此，日共随即给北海道札幌市警方，包括因坚决镇压赤色暴乱活动而被日共视为“凶恶敌人”的白鸟一雄警官，寄送了数以百计的写有威胁性字句的明信片，以“恐怖反制”的方式营救被捕的日共党员。

1952年1月21日晚，白鸟一雄警官骑自行车回家途中，遭人射杀。嫌疑人骑车逃遁。这就是日本当代史上的“白鸟事件”。

于是美国对日军事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决定镇压，逮捕了逾50名日共党员及其外围分子。被捕者中至少有3人自杀，或出狱后离奇死亡；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承认与事件的关联，并在成为检方证人后脱党。

因受“白鸟事件”的牵连，另外10名日共党员虽免于被捕，但被认为与事件有关，被迫流亡中国，川口孝夫夫妇就是其中的两位。

川口夫妇从此在中国一住十八载，其间无法回国。夫妇俩更名改姓，乔装成中国人，以中共“国家干部”的身份，亲历了从反右到“文革”的一连串政治运动。中日建交后的 1973年，才辗转回到自己的祖国。

审查无异于“侮辱” 后悔不该来中国

刚到中国的时候，川口孝夫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日本，搞了6年反政府的地下活动，来到中国以后，我切身体会到一种仿佛头顶的石头被搬掉的解脱感”。

1956年，日共指派中国籍日共党员罗明一周一次来川口下榻的中联部招待所，开始了对他的审查。

罗明在反复听取川口的陈述后，再让他写成报告。报告内容与前一次陈述稍有出入，“便会受到喋喋不休的责难”。川口觉得，如此审查，实无异于 “侮辱”，后悔不该来中国。

审查持续了两个半月之久，6月，川口被罗明告知要去北京西郊的“学校”，名叫“中国人民大学分校”。

甫一抵校，就被校长连贯告之：“形势没有根本的变化，不能回国。”川口追问何谓“形势的根本变化”，连回答说，即“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形势变化”。

至此，川口才明白，日共在他来中国前告诉他的所谓“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云云，纯属欺骗。在京期间，连日共驻北京的代表裤田的影子都没见过。“此时，我想索性豁出去了，心中充满被党所算计而产生的满腔怒火。”

“坐享中国人民的血汗成果”的学校

在这所“中国人民大学分校”，校长由中联部副部长连贯兼任；教学和科研由中方教师和日方助教来担当；而教学的实权则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学校里有很多穿中山装的日本人，不少人川口还认识。

校舍建在一片由围墙隔开的田地上，门口有士兵站岗，完全与社会隔绝，宛如“桃花源”。生活很奢侈，餐桌上每餐必有上乘的鱼、肉，红肠、咸鱼籽等也常见，各种酒都有卖的。“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校园里到处聚集着醉醺醺的人们”。

川口刚来时，对中国的实情还懵懂无知。后来接触到中国社会基层的情况，便“痛感这段学校生活是在坐享中国人民的血汗成果”，“不能想像，在一个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地方学习教条，能够培养出真正的革命家”。

好在这所特殊的学校一年后就被关闭了。日本人学员或为回国而先期分散至内地各处，部分人则按组织上的命令被疏散到四川。川口夫妇属于后者。

看透“引蛇出洞”背后的机关

1957年盛夏，川口夫妇一行北京出发，经过7天的行程，抵达位于重庆郊外歇台子的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简称“七党校”）。川口夫妇被起了中文名字，理由是“在共产党的机关学校里，让社会上知道有那么些外国人呆在里面影响不好”，川口取名田一民，其妻川口荣子被称为李莲英。从此，这两个名字一直用到1973年这对患难夫妇回国之前。

在歇台子，川口夫妇生活了一年，亲身经历了整风、反右和除四害运动。眼瞅著身边的高级干部，一个个被打成“右派”，他感到困惑，“我完全没有料到，党内会有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而即使是作为一个日本人、旁观者，这时也多少看透了“引蛇出洞”游戏背后的机关：“‘整风’初期宣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等到让人们充分发表意见后，负责此项运动的人就将当事人所发表的意见整理成材料，并将其定为‘右派’。无论如何，当事者无法抹去蒙受欺骗而遭暗算的感觉。以后的运动大都蹈袭这种方法，并且愈演愈烈……从这时候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民主制度开始逐步丧失。”

1958 —1960年 目睹大量严酷的社会现实

1958年，歇台子的“七党校”被迁往成都，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合并，统称“省党校”， 川口夫妇在这里一直待到1969年，度过了11年的岁月。

在这里，川口亲身经历了1958年到1960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 以省委党校工作组的名义下基层，参加劳动，亲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目睹了大量严酷的社会现实，“思想上充满巨大的矛盾”。

由于当时干部们都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工作队员已前往农村，学校处于闲散状态。川口觉得既然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国，便不能孤立于中国社会。为此，“除了同中国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外别无他法”。他还要求工资待遇与中国同事“一视同仁”。

因此，老田（川口）被定为行政17级，每月工资是人民币92元；妻子李莲英被定为19级，月薪78元。俩人月薪合计 170元，“过普通生活绰绰有余，还能存钱”。同时，老田还能享受专门对外宾的肉类特供。这种干部待遇一直保持到夫妇离开中国回国时。

1960年以后，粮食短缺问题更趋严重。在乡下，一只鹅卖到10元钱。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物资供给严重匮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以至于在城里，“黄牛”开始在暗地里活跃起来。为了解决通货膨胀，回收流通在市面上的人民币，在物资供应极度短缺的情况下，高级糖果、香肠、点心以高于普通市价10倍的价格出售。在成都，1949年前就很有名气的耀华餐厅，居然推出了100元一桌的超豪华宴席。“然而，货币回笼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就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川口认为：“不管如何强调‘天灾’，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灾’的因素，‘人祸’乃无可争辩。何以言之？川西平原当时并无水灾，在被称为‘蜀犬吠日’的四川，尽管阴天颇多，但那时日照比较充足，晴天持续出现。由于有充足的岷江之水从灌县的都江堰中引来灌溉川西平原的田畴，绝未发生过干旱。按照古老的说法，日照之年若有水，则必定丰收。在全国范围内，‘天灾’掩盖了‘人祸’，然而在天府之国，没有人能接受‘天灾’的结论。”

“四清”运动：4名正副局长均被打倒

1963年秋天，川口被下放到彭县（现彭州市）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及后来的“小四清”运动。

1964年1月，川口被任命为彭县农业局副局长，分管农业技术方面的工作。

在彭县的“小四清”运动中，其他4名正副局长一个个被打倒，只有川口幸免于难。原因是他上任伊始，县委曾发出一条指示：田副局长（川口）不属于批判对象。

老田（川口）一边参加运动，一边勉力维持机关里的日常工作。曾解救了一对在同一机关工作、因所谓“历史问题”而遭轮番批斗，乃至精神崩溃至自杀边缘的职员夫妇。

农业局的局长先被打倒，后因毛泽东发表《二十三条》又被解放，局长泪流满面地对老田（川口）说：“是毛主席救了我的命。”

可包括老田（川口）在内的基层干部们谁会料到，被毛泽东救了命的干部们一年后又被毛泽东打倒。正是这个‘小四清’运动，确实成为翌年发动的‘文革’的预演。”

“陈永贵的手怎么软乎乎的？”

1966年5月，川口被从彭县召回成都的省党校，因为“文革”开始了。

1966年10月1日，川口被邀请出席了北京的“十一”庆典。晚上，川口等人被安排与劳动模范们一起观看焰火晚会。

宴会结束后，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正好陈永贵也步出会堂。几位日本贵宾觉得陈永贵是中国农民的代表，于是纷纷奔上去握手。“但在握手的刹那间，我感到有些困惑。之后，不知谁嘀咕道：‘他的手怎么软乎乎的？’”

川口是北海道农家出身的日共党员，基于过去的经验，对农民有着固定的想像。“这种感觉与头戴白头巾，耕田犁地的纯粹农民的手相去甚远。见面的印象远不如和王进喜见面时那样令人激动，只给我留下某种难以言喻的不太愉快的感觉。”

“一个孩子真能够领导这么大的港区？”

1967年3月，上海刚刚发生过被称为“一月风暴”的夺权革命，包括川口在内的外宾参观团赴上海视察“文革”现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姚文元花了一天的时间为川口一行人介绍了上海“文革”的情况。

接下来，川口一行人赴上海港参观。出面负责为外宾介绍情况的是一位年仅17岁的红卫兵，这也是姚文元津津乐道的“成果”。红卫兵得意地介绍他们如何从“保皇派”那里夺权后克服了“经济挂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等等。但川口怀疑：“这样一个孩子真能够领导这么大的港区么？”

1967年 日共代表在北京遭暴力批斗

1966年，日共已经与中共对立。在上海，日共领导人宫本显治与毛泽东的会谈破裂。

1967年1月，在北京的日共左派发表了同日共的决裂声明。2月，在北京的日共造反组织内又有人起来造罗明的反，发展到召开批罗大会。

8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日共定性为“现代修正主义”，中日两共产党的对立升级。在这种情况下，日共决定将在北京的党代表砂间良一和《赤旗报》特派员绀野纯一调回日本。二人预定于8月4日乘朝鲜航班离京经平壤回国，中方在前一天安排绀野在北京机场住了一宿。但3日晚，北京方面突然决定批判绀野，正在接受批判的川口也被要求参加了绀野的批斗会。但绀野本人毫不示弱，针锋相对，结果批斗会无果而终。

翌日，在北京首都机场又召开了以“人大三红” （人民大学第三红卫兵司令部）为核心的各大学红卫兵组织的批斗大会，规模很大。

为此，川口等人将砂间从“十八处”带到机场。快到机场的时候，与正往这边赶来的日本“山口左派”一干人遭遇，砂间被抢走，押到机场候机厅开始批判。

川口亲眼目睹了暴力批斗的一幕：“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人身侮辱。中国红卫兵和日本各左派成员从砂间的口袋里掏出翡翠，搁在他的头上，反复批判砂间和日共。最初计划是批判大会进行一小时左右，之后让砂间等乘飞机去朝鲜。但是朝鲜的飞行员对中国的这一野蛮的批判方式表示抗议，拒绝起飞，因此，批判大会竟持续了三小时以上。砂间不断被人们推推搡搡，终于挺不住了……时间一长，批判的方式开始升级，从推搡进而发展为拳打脚踢。”中联部的人要求保护砂间不要受伤，不能出人命。于是，川口等人设法靠近砂间，将他围在中间。“然而这样一来，我们则必须忍受周围红卫兵的推挤和敲打。”

批判大会终于快挨到了尾声，砂间好不容易开始向飞机舷梯移动，接着又是一阵骚动。“他从机场大厅出来时，就被两旁排列的红卫兵殴打，挪向飞机舷梯时，连老太太都在敲打他，小孩子们骂道：‘你是狗，爬着走！’砂间被孩子们敲打着，被逼得最终在地上爬行……好不容易到达朝鲜平壤，据说绀野和砂间的肋骨都受了伤。”

对这种赤裸裸的滥用暴力，即使在北京的日共左派中，也不乏质疑的声音。但这些人往往被批判、被孤立。就连川口自己，虽然“也认为那种批判大会太过无情，但嘴里没敢说出来”。

尼克松访华 中共“脑筋急转弯” 群众有疑问

1969年10月，北京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即所谓“一号号令”），川口等长期生活在成都的外国人，被疏散到乐至县。

1971年4月，川口夫妇终于离开乐至返回成都，落户于红旗柴油机厂。川口被分配在工具车间钳工夹具班，主要工作是修理气锤。他一边在厂里劳动，一边着手与有关方面商讨回国的问题。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闪电访华，举世震惊，也在全国的工厂、学校、农村中掀起了舆论的波澜，多数群众对中共中央的“脑筋急转弯”持有疑问。于是，上方传达了周恩来的讲话以消除群众的疑虑。周的谈话内容大致有两点：一是利用美苏间的矛盾，使其相互牵制，从而缓解中国的压力；二是通过与美建交，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往来，加深友好。

田中角荣访华 激起更大舆论反响

殊不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访华激起了更大的舆论反响。

川口的同事、一位女师傅情绪激动地说：“田中是侵略者的代表，是反动的。日本鬼子在我们村焚烧房屋，强奸妇女，用刺刀刺死婴儿后抛向空中，杀人掠货。邀请那么反动的现行当权者田中，我要对毛主席、周总理讲，我反对！”

对此，中共方面再次传达了周恩来的讲话，大意无非是说利用美日矛盾，对削弱敌人力量、增强人民的团结有利云云。

不久，工厂放电影，放映“正片”之前加映田中访华的新闻记录片。川口也搬把椅子坐在露天球场上观看。当银幕上出现田中在北京机场检阅中共解放军仪仗队，接着军乐团奏起日本国歌《君之代》、“日之丸”旗徐徐升起的画面的时候，“突然，放映场内人声鼎沸，被一种异样的气氛所笼罩。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气氛。我感到了某种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的仇视、怨恨的巨大压力”。

踏上归国之旅

1972 年，随着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川口夫妇的回国事宜突然开始峰回路转。

1973年11月，中联部通知川口夫妇进京。川口向日本驻华大使馆领事部提交了赴日签证申请书。这是川口自1951年后（即“白鸟事件”发生后）22年来第一次使用自己的原名川口孝夫，“我当时与其说感慨万千，毋宁说涌起一股奇妙的心绪”。

使馆的签证官问道：“何时，从何处来到中国的？”川口自然无法作答，便反问道：“难道不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让我回国吗？”官员沉默了……如此简单就拿到了签证，川口甚至有些扫兴。

1973年12月11日，川口夫妇从天津港乘“圣山丸”启程回国。

少小离家老大回，“我把壮年时代的18年岁月留在了中国，53岁时终于重返故乡，当时心中真是无限感伤”，“对我而言，回国并不单纯是返回故乡，而意味着从人为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

川口对流放中国十八载的事实难以释然，因为“绝非我的意愿，而是被党（日共）所欺骗，几近被强迫的结果”。

自费出版《蜀国飘流记》

回国后，川口长期担任四川省彭州市经济顾问，为日资企业在中国内地合资建厂等事宜牵线搭桥。

与此同时，对自己在中国的18年流放生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日共历史及自身的社会主义信仰本身，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脱胎换骨式的反思。

《南方周末》报道称，川口的独特经历，使他在观察中国、思考历史时，获得了某种虽“融入” 却不致主观、客观又不失“体温”的视角。他晚年在日本自费出版了回忆录《蜀国飘流记》，后被翻译成中文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1年9月18日，川口荣子夫人病逝。2004年11月10日，川口也因病在北海道去世，享年 83岁。按川口夫妇的遗愿，两人的骨灰合在一起，然后将其一半撒到“第二故乡”四川的河山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