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1年01月23日讯】首先我澄清几个概念，那就是“协商式民主”与“参与式民主”之间的区别。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基本上都知道，民主还是有很多种的，协商民主也是西方推崇出来的，在西方有特殊条件，这是在选举民主出现一定问题的条件下，在选举式民主的基础上作为一种补充应运而生的。可是现在中共不搞“选举民主”，而是只搞“参与民主”“协商民主”，这性质也就完全变了。

对于民主不适合中国，或者中国不适合民主，又或者那些“民主缓行论”者来说，有几个命题是常常被拿来说事的。例如说：东西方文化差异，中国太大，民众又多又穷，经济还不够发达，民众素质太低等等，这其中尤以“民众素质太低论”最为顽固，可以说已经困扰中国百年之久了。

首先我想说的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国民素质与民主到底有多大的关系？有人认为；再好的制度，强加在一帮愚昧无知的人身上，也不一定显得出优越性。也就是说，一个民主国家民众的公民素质可以决定这个国家的民主质量。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虽然都是民主国家，在它们的民主也显出了不一样的水平，除了新兴的民主国家制度尚待完善之外，造成差别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国民素质。俄国与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常常出现一些问题，说到根子上，国民素质低确实对民主的质量有一定的影响。

但我要问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与这个国家是否需要民主的关系。上面一节说的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民众素质决定民主的质量，那么在一个尚未民主的国家里，民众的素质与民主的关系又如何呢？前后两个问题有天壤之别，可“素质决定论者”正是以第一节的现实来推断出了“低素质的民众不适合民主”的结论。而且，很多人竟然没有看出逻辑的混乱。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没有人会反对民众的素质决定民主国家的质量，也不会有人反对素质越高的国民越有可能把不民主的国家带进民主，当然，“民主需要高素质的国民”就更是接近真理了。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的民主素质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是在民主国家里培养出来，还是在不民主的国家里培养出来的？

按照“素质决定论者”的理论，民众的素质不达到一定的程度，这些国家就不能搞民主了？一搞就会乱？因为民众的素质不足以让他们为自己做主。如果民众的素质达到了欧美的程度，或者至少超过现在的俄罗斯人与印度人的话，民主才适合我们？民主才是好民主？但是这些人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是不完善的“坏民主”能培养出适合民主的公民素质吗？还是不民主的制度（例如现中共运行的专制）才可以培养出适合民主的民众？

我想：“素质决定论者”需要回答两个问题：那就是230年前的美国移民的素质，以及百年前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英国罪犯的素质难道又比现在的中国人高吗？中国当今国民的民主素质是不是要比1945年以及100年前高呢？

再次，我想说的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尤其是你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公民素质不但可以决定这个国家是否能够进入民主，也能决定进入民主后的质量。可是，绝对不能用民众的素质来阻挡民主的到来，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历史记录都向我们显示：民主国家——哪怕是最不完美的民主国家，才是培养国民的民主素质的摇篮。而那些不民主国家，尤其是反民主的国家，再给他们上下五千年，也不可能培养出大批有民主素质的国民！

认识不到这点，我们就很容易陷入绝望，我们就会抓狂。“民主与素质”折磨中国已经有上百年了，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从孙中山到胡适，几乎都没有完全走出这个误区。就拿让中国知识份子敬仰的胡适，在制度与素质上，也提出了“百年树人”的主张。可惜的是，他老人家不得不跑到美国去“树人”，这种树人的方法，可能一千年也不够吧。但如果胡适更客观一点，就应该知道，他当时所在的美国，对包括中国人的在内的有色人种的歧视，是远远背离“民主素质”的。有丰富历史知识的胡适也一定知道，美国民主制度成立的时候，国民中的绝大多数——妇女，没有财产的白人，印第安人与黑人根本没有投票权，不参与任何民主活动，因为那时他们被认为素质太低，黑人就更是奴隶。但确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提高了民众以及统治者的民主素质。

我们再拿俄罗斯与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地区）来说，有部分中国人一看到人家（比如泰国等国家）那里出了一些问题，就兴高采烈地翻出了“素质论”，他们却不知道，民众的民主素质正是和民主制度的修修补补一路走过来的，一路不断提高的。又比如：台湾的一个陈水扁因贪污而倒下，更多的台湾公民在觉醒中腰板挺得更直。假如俄罗斯至今还是“苏联”，俄国人的民主素质比现在能高多少？北朝鲜、古巴与越南等国家，什么时候会培养出拥有民主素质的国人？他们会“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吗？

民主制度就是培养国民民主素质的最好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民主国家在一开始一定会有一些混乱，而其中最“邪恶”的正是美国，它居然在民主建国的时候，国民素质低到还有“奴隶”，当然，如今，这些奴隶的后代已经可以当总统了。试问，美国有可能先实行和谐的专制制度，然后等到“黑人与妇女、没钱人”的素质都高了，再实行民主吗？

最后一点，但绝对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我想强调的是：民主国家是培养民主素质的地方，但并不是说专制国家里就不能产生有民主素质的公民。实际上，在从不民主到民主的转型中，公民社会与公民素质是至关重要的。可大家要记住：民主素质的公民非但不是专制制度“培养”出来的，反而是与专制的抗争与决裂中诞生的。民众中率先觉醒的人，与专制集团中良知未泯的人，在对建立民主制度，以及促成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却也因此让我们陷入了“鸡和蛋”的悖论中。我们看到了民主与素质的关系，没有民主社会，哪里有那么多民主素质的人？可没有民主素质的人，又如何建立起民主社会？这有点像鸡和蛋的关系，没有鸡，哪里会有蛋？没有蛋，哪里会有鸡？陷入这种关系而无法自拔，让很多人在说到“民主与素质”时，都好像是在瞎扯“蛋”。

这种境况，让那些在不民主环境以建设公民社会为己任的青年人常常陷入迷茫，从而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例如抱怨困难很大，民众不理解，更不听从自己的，有些甚至以自己的实际遭遇印证了统治者说的“民众素质太低”……其实，他们遇到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因为连中国的民主前辈如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同样遇到过。当他们在努力追求民主而不得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统治者的残暴与精英的无能，只能陷入了弱势民众的“素质论”，把中国搞民主不成功归咎到民众素质太低，要先树人才谈制度建设……

那么，如何打破百年来困扰我们的“民主与素质”的鸡与蛋的悖论？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重要的内容就是进一步认清什么是民主以及它的本质！我发现那些抱怨民众素质不高的朋友，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往往有一些严重的偏差和扭曲的观点。如果加上他们过低估计在非民主的制度下追求民主的难度与艰险，遇到挫折往往就会打退堂鼓，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梁启超无疑是中国民主的启蒙者，可恰恰是他对民主制度也有认识不足的地方，他从一战后的欧洲回来后，思想走向了保守的那一端，也难怪，如果说近百年前被战争蹂躏的欧洲与中国大陆同样残破不堪的话，今天，两种制度在这两块大陆上结出了不同的果子。

我们比梁启超幸运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知道了过去，也看到了现在，问题是，我们能够创造未来吗？未来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就从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开始。提高自己的民主素质，努力当一个公民，公民社会就会逐渐成型，民主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中国民主党（广西海外）负责人：李志友
二0一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于（泰国曼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