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1年01月14日讯】伍凡：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吴国光先生，他亲身参与了1986年至1987年中共政治改革计划的研究和制定，是中共十三大报告政治改革部分的起草人之一，也是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的助手。他于2010年12月4日做演讲。他认为，“中共体制内转型希望很渺茫”。

这就是说在中共体制内已没有体制转型改革的动力了。那末，今后中国的变革转型的动力来自何方呢？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草庵：吴国光教授讲：“我过去也是做体制内改革的，那么为什么现在这样看呢？我感觉，1989年这个事情使得整个政治生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都是不利于体制内再次出现转型这种可能的。第一个大变化就是，在文革结束以后一直到1989年，中国社会中精英和大众之间有一个共识，就是改革。

当时从邓小平这样共产党的体制的创造者之一到一般的农民，他们所想的事情差得不是太大，想做的事情差别不是很大。一直到1989年，围绕政治改革这个事情，这个共识破裂了。精英要的是稳定，大众要的是政治改革。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共识破裂这个状况不仅没有改变，只能说是更加深了。现在，凡是和现体制有密切利益联系的人基本上不希望有什么大的变化发生，就按照现在的制度搞下去。就像张五常讲的，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他们就是这么一个评价，那么一般的大众就感觉到状况非常的差。

这么一个社会高度分裂的情况下，体制内转型就是精英推动的转型嘛，很难想像体制内的精英还愿意从内部再去推动这种变革。这是第一个，从精英和大众有没有共识这个角度来讲。

伍凡：吴国光教授讲：“第二个是关乎现实的利益。现在中国的贫富分化非常大，这意味着，如果进行下一步体制内政治上的转型的话，现有的贫富分化要被政治变革所改变。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民主是一个制约贫富分化的制度。不能说民主制度下就没有贫富分化，也有很富和很贫的人。

但是，相对说来，穷人总是多数。富人的影响力是金钱，穷人的影响力就是选票；选票可以影响金钱，金钱也可以影响选票，这个关系就非常复杂了。简单地说，穷人他可以用选票作为来制约富人金钱的力量，所以民主一般来讲是有利于穷人的倾向。

那么，在贫富分化非常大的背景下，民主化就意味着富人将失去更多的利益。关于第三波民主化各种各样的学术研究当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就是说，在贫富分化比较大的背景下，民主化就很难进行，因为精英的利益在这里面太大了，如果一旦民主化他失去的东西就太多了。”

草庵：如果我们看1989年那时候，中国掌握权力的人不像今天这么富有，不像今天什么都有，和老百姓之间的贫富分化还没有那么大，但是，他为了维护既得的权力都不惜动用坦克。那么，今天就不仅是维护既得权力了，而且要维护既得的金钱等非常大的物质既得利益。一个小小的科长就可能有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资源控制在他的手里。而且，现在这个资源基本上私有化了。如果你是一个掌权的人，那你家里发了财，你可以子子孙孙传下去。

这种贫富分化不仅是从物质上来说悬殊很大，而且富的那一面私有利益已经非常非常大，并且是可以代代继承的财富，现在要民主化就得给他搞掉，他是殊死地抵抗，更不能想像他还会去主动地推动转型。现在是，民间的压力上来了让他转型，他都比前要更坚决地抵抗。这个其实是国际社会已经看到了的经验。

伍凡：“还有一个使体制内转型的可能性大大减少的原因就是，如果观察现在的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的关系──比如说“我爸是李刚”，你说一个小小的李刚，一个副科级的干部，中央宣传部会出来维护他，整个河北省也会出来维护他，整个政权基本上都是在维护他的。

那么，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副科长可以直接通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呢？我在网上看到，有说他的岳父是什么什么人，我们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就算是真的，那么一个副省长又怎么样呢？老毛那时候，说杀一个天津市的市长就杀了，他杀了刘青山、张子善，当时相当于天津市长的天津地委书记和副书记。这是老毛从共产党也好、政权也好的总体利益出发，杀了这两个人。总而言之老毛从政权的总体利益出发考虑，可以牺牲政权内部个别人的利益。

就是说，这个国家政权虽然是某一个阶级掌握，比如说富有阶级、精英阶层在掌握，但是如果整个国家政权完全只考虑富人的利益，那就是和穷人完全站到对立面，这个国家政权不会稳定的。如果这个掌权者聪明的话，就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能够反过来对支持你的精英阶层制约他的为非作歹，不要太过分。”

草庵：“你很难想像，在毛、邓的时代，毛泽东和保定的一个科长之间有任何联系，不可能的。老毛就是上帝，你根本就看不见他，你怎么可能和他有任何联系呢？现在这种联系是千丝万缕，因为现在89以后的这些领导人，他们昨天、前天都是和现在这些地方官员一样的人，他们都是凡人上来的。

现在这种人际关系网，是从中南海，不说到乡镇，至少到市县，已经织成了一个严密的关系网。每一个县委书记、市长都能通过拐几个弯最后在中南海找到支持他的人。这样的话，就很难想像高层领导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哪怕是为了他们自己政权的利益、整个党的利益，来牺牲一些个别干部的利益，很难做到。你现在说，你要不改革的话，将来就会发生大乱子，就会发生革命，就会把你的政权推翻，那么他即使认识到这一点，他也做不了了，因为他的手脚完全被下边束缚住。

伍凡：由此可见，要指望中共高层，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和李克强来推行政治改革是不可能的，用吴国光教授的话讲：“所以我从这些角度来看体制内转型的希望是非常小了。”那么要改变中国的推动力量来自何方呢？我想应该从中共政权之外去观察和发现这些动力。

中国受迫害的民众最愿意改革，他们正在全国各地组织起，有不公开的各地的中国地方过渡政府和中国联邦宪政革命党，以及己经公开的民主党。过渡政府和革命党是主张解体中共，结束专制独裁。还有不公开的独立工会和退伍退役军人组织。这些组织虽有不同的宗旨和主张，但在结束中共专政这一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可以预见，这些组织会逐渐壮大起来，最终担负结束中共专政，建设新中国的重任。

草庵：推动中国变革的力量是经济力量。 1989年六四运动的三大原因之一是通货膨胀，促使民众上街抗议，最终形成六四运动。

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绝不亚于1988-1989年的通货膨胀，并且还在持续上升。另外，这次通胀是处于GDP下滑和出口贸易停滞状态下发生的，中国经济己进入“滞胀”局面，也就是实体经济下降而通胀上升，这是最麻烦、最难处理的经济状态。

再一个严重经济状况是中国农业生产下降，粮食库存急剧减少，粮价上涨。银行存款负利率，造成居民银行储蓄下降，大批资金外流。所有这些经济状况都会极大的影响民心，形成恐慌心理，对中共政权完全不信任。只要社会上有风吹草动，中国百姓为了生存，必定会与中共拚命抟斗，中国社会将会发生大动荡，大混乱，甚至大爆动。

伍凡：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动力是分布全国各地的维权运动，冤民大同盟、地下教会和法轮功，他们都是诉求自身的各种各样目标，有经济的、宗教信仰和修炼自由，以及土地房产的权利。尽管诉求不尽一致，但他们是在追求人权和自由，这与中共政权专制统治是相对抗的。

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的变革动力是地球暖化带来全球气候变化，己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农业、能源和瘟疫的重大影响，最终必将影响到社会层面，成为变革中国的动力。

草庵：中国的网民己超过4.5亿人口，占全球第一。这些网民的舆论己开始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中共政权一方面是封锁新闻消息和关闭大量的民间论坛，以及各种微博；同时又派出大批五毛误导网民。中国网民们在积极通过翻穑软件进入海外的各类网站，与全球的网友进行交流。所以网络是当今推动中国变革的一股重力量，其重要性己日益显现出来了。

伍凡：有些人一直期望通过中共军队举行军事政变，尽快的结束中共统治。当然这也是一股动力，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同时，在民间己成立了中国共和军，他们的宗旨是通过军事手段推翻中共独裁政权。今天，我们己把能够推动当今中国变革的动力都列出了，期望都能发展作用。时间到了，再见。

草庵：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