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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天过海：低坝方案，请君上船

“瞒天过海”，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一计。

原文：“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

拍板决策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九六九年十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和水利部，向毛泽东提出修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议。毛泽东本来是竭力支持以建设大坝和水库来治理中国河流的想法，但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失败，使毛泽东火冒三丈，以致对大坝工程的热情骤然大减，便以战备为由，拒绝修建三峡工程的建议。

但是到了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却欣然接受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和水利部为他准备的生日礼物──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并做出莫名其妙的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从此，中国基本建设开始执行毛泽东在建设中随时修改设计的方针，并给中国留下了无穷的祸害。直至目前为止，中国的党史专家们，对毛泽东这个指示的本意，还不能做出解释。

毛泽东去世之后，华国峰按照毛泽东生前的安排接班，华有一个宏大的经济发展计划，建设十个大庆、以及十个鞍钢……，同时也包括了三峡工程，而当时提到的三峡工程，还是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批准的正常蓄水位二百米的方案（比较方案一百九十五米和一百九十米）。但如今，中共面对三峡工程历史，从来不提华国峰，因为华国峰下台原因之一，就恰恰是这个宏大的经济发展计划。

华国峰在权力斗争中失势，邓小平又回到了权力的中心，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谁也不否认，这位总设计师是掌握实权的“天子”。一九八○年六月底，邓小平在女儿的陪同下，经西安、成都，回四川老家省亲，而实际上，邓小平此次出访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亲自到长江三峡地区看一看，为三峡工程决策拍板做个“调查研究”。

七月十一日，邓小平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东方红三十二号”轮船，沿水路出川，陪同的人员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大东、长江水利委员会（当时称长江流域办公室）副主任魏庭琤、宜昌地委书记马杰、葛洲坝工程局局长廉荣禄等（注1）。

在轮船上，邓小平主要听取魏庭琤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魏庭琤在汇报中极力夸大建设三峡工程的效益：在防洪上，能保护中下游地区免遭灭顶之灾；在发电方面，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发电站，年发电量一千一百亿度，相当中国年发电量的一半；在航运方面，能使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有利于南水北调，解决北京和华北地区的缺水问题，并且促进三峡地区经济发展，等等。

其实三峡工程的防洪、发电、航运、南水北调和区域发展几个目标，定义不准确，诸多目标之间根本是相互矛盾，不可能同时实现（注2）。

邓小平的老家是四川，三峡工程造成四川省移民过多，是他最担心的问题之一。为此，中共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调整了他们的策略，不再坚持两百米方案，而是采取分几步走的方法，首先争取中央最主要领导人做出对三峡工程上马的决策，然后再一步一步地提高正常蓄水位和大坝坝顶高程。他们提出了一个低坝方案，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五十米，移民人数不超过五十万（需要实际移民三十三万，有些县城因为大部分被淹没，要求全部搬迁，移民总数可能达到四十至五十万（注3））且主要淹没区域在湖北省，而不是四川省。为保险起见，甚至还做了预备方案，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二十八米，坝顶高程海拔一百四十五米，基本上不淹四川省。

于是，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对三峡工程进行表态：“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至此，邓小平为三峡工程开了绿灯。

注1：参见张爱茹、刘金田《邓小平视察纪实1957-1994》，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二○○二年，第三五一至四○四页。
注2：参见王维洛《福兮祸兮──长江三峡工程的再评价》。
注3：参见李锐《关于三峡工程的六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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