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09月22日讯】在毒食品泛滥的大陆，人们忧心忡忡，既不明原因，又不懂解决之道。 在上一集节目中，旅德著名学者、环保人士王维洛博士主要谈到了中国食品污染和水污染的关系、水污染的现状和原因。在这一集中，王博士将论述与毒食品直接有关的水污染问题如何能解决。

主持人：王博士，大陆毒食品和水污染已经都到了很严重的地步，您认为解决起来很容易吗？怎么做呢？

王维洛：我们的出发点是这个政府，这个国家的老百姓都想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在寻找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这个办法是现成的，办法是很容易的。解决起来为什么很快呢，你看中国的太湖的这个水的污染，影响了太湖周围的所有的人的身体健康，那么太湖的人是最关心的。那么太湖当然有关心太湖这个水环境的人，而且他们都是自发的。你如果鼓励太湖卫士的话，你不把他劳教，你给他资金的话，或者给他支持的话，那么太湖边上就有成千上万的人他来监督这个太湖的水。如果你支持媒体来监督的话，他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手段。哪怕你官商勾结，你只要污染环境这个事实摆在媒体上，摆在老百姓的面前，摆在公众的面前，那就是为社会所不接受的。你只要培养这个抗衡的机制的话，你就很容易解决问题。

主持人：那中国也有环保人士，好像他们的处境都挺危险。象太湖卫士吴立红曾被劳教过，四川的谭作人现在还在监狱里。

王维洛：就讲中国四川成都的那个谭作人，谭作人他最早的时候他是反彭城化工厂。最后判刑说他是六四，其实他是阻止彭城化工的建设，得罪了当地的官商勾结。他就把这个彭城化工厂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这个问题摆在了成都老百姓的面前。我记得很清楚，彭城化工厂的生态环境报告里头它有一个东西，它可以排放多少生化蓄氧量。这个生化蓄氧量是超标排放的，是建立在四川成都的市民每人支付了很多水污染治理费以后，把成都的生活的生化蓄氧量降下去以后，留下来的空间就成为了彭城化工厂可以多排放生态蓄氧量的空间。谭作人无非是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成都的民众，他是得罪了当时的这个官方。按照他们的逻辑，先把经济发展上去了，有了钱以后，我再回来治理环境，那有可能他们挣了钱以后他们拿钱跑了，下次还得你拿钱出来治理。

主持人：是啊，中国的水污染和毒食品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能这么简单解决吗？

王维洛：我再给你讲个故事，这个故事在中国的电影叫做“永不放弃”，在好来坞叫做“Erin Brockovich”。 这个故事就讲最后这个结果。就讲这个女的最后带领这些受水污染影响的人，把这个事情告到法庭，最后这个公司不得不赔偿三亿三千三百万美元为它的水污染。我重复一下这个数字，三亿三千三百万美元，给六百个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不是一个假的故事。好来坞把它拍成电影，发生在美国。为什么美国的这个公司它现在不敢去污染呢，因为美国这个公司他知道，如果他污染的话，他会付出十分沉重的代价，以至于它破产。你可以看英国的这个BP，它污染了墨西哥湾，它现在说它已经投进了八十个亿，不管是真是假，它是说八十个亿投进去了，它说它还有二百个亿准备赔偿，对不对？那么中国的中石化把大连湾给污染，它赔了多少，它罚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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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刚才您讲到国际上的做法是运用法律和经济杠杆可以调节社会各方面，比如企业发展和环保的平衡。

王维洛：在一个商业社会，罚款是一个很起作用的手段，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边这个是起作用的。只要抬高这个杠杆，利用这个杠杆，可以马上把这个问题给它纠正回去。加上中国的老百姓都关心自已的生活环境，没有一个老百姓说他希望生活在一个有水污染、空气污染的环境，没有一个老百姓是希望这样的。所以，这个事情你要想做，办法是现成的。

温家宝在美国的哈佛大学里发表了一次讲话。他说这个困难的大和小的问题时他就说，中国的事情啊，地大物博，除以十三亿人，那资源就很少。中国一件很小的事情，乘以十三亿人，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他说的对！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讲，你就可以说，中国的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为什么很容易解决？如果中国的每一个人只是交一点税的话，乘上十三亿就是一个很大的数，中国就有很多的钱。如果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出来保护环境的话，都来监督保护环境的话，那么中国保护环境的大军就是十三亿。你做每一件事情，你后面就有十三亿的支持，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关键是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把十三亿当成一个乘数，你把问题乘以十三亿，那就是一个大问题。你把资源除以十三亿，那就是没有资源。但是你没想到一个交一点税，那十三亿人就是一个无比大的资源。一个关心环境的这个意项乘以十三亿，那么就是一个无穷的基力。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中国的十三亿人你怎么来看待他，你认为他是一个损耗资源的要素，你还是有保护环境的力量。

主持人：王博士，那中国目前的环境保护法是一个什么情况，为什么没有成功的约束企业呢？

王维洛：如果你要做的话，也是一个不难的事情。因为中国的这个现成的法在，他不用制定新的环境保护法。中国的环境保护法里边是谁污染谁治理。中国的法律是这样制定的，谁污染，谁治理。长江上环保组织发现了环境激素，那么你 就去查，你就去找啊，到底是谁产生环境激素的，这是很容易解决的。

我们这里的、就是我喝的这个水里面，去年发现了一种有害的物质。当时第二天报纸就登的很大。我们地区的政府就得去找啊，到底谁污染的，谁是污染源啊？那他马上去找。是这家工厂？还是这个农业啊？他就得必须去找出来，给所有的选民一个答案，就是说到底是谁污染了这个东西？你要是政府不拿钱治理的话，那你就让那家公司拿钱治理，你就罚他款。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中国有法，而且中国的环境保护法不是制定的很松的，中国的环境法制定得是相当严的，就是他是有法不做。

主持人：那最后，王博士，您想对生产毒食品的厂家说点什么呢？

王维洛：一个国家、特别是中国人他是把孩子看得很重的一个国家，孩子在家庭中地位也许要比德国的家庭（中的地位）要重要的多。所以，回到前边周□说的《民以何食为天》，那么孩子的食品是家庭中最最重要的一块。真的是家长给孩子花多少钱，他们都是愿意的。所以说那些做奶粉的，儿童食品的，给食品往里添加的这个东西或者那个东西、对孩子身体不利的这些人，他们通过这种手段来挣钱的话，按中国人的说，那是天理不容的事情。监督儿童食品的问题也是要靠民众，靠娱论来监督，光靠政府来监督是不行的。德国的这个产品质量监督的最厉害的部门不在政府部门，而是在民间的监督──商品检验，这是一个民间组织。

主持人：不是靠高科技，不是靠军队警察，而是全社会允许公民和媒体自由的去监督，谁污染了谁去治理，这就是国际上早已行之有效的解决污染之道。感谢王维洛博士！

转自《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天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