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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两岸首富 恩仇录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21日讯】编者按:2009年中国比亚迪总裁王传福和台湾鸿海掌门人郭台铭,分别摘下两岸首富的桂冠。两人都是工作狂,两人都以勤俭节约出名,两人都很霸气独裁,两人对事务都有独特精准的判断,两人都采取“低成本获取利润”策略,2003年两人因相近相惜准备联手合作。然而郭台铭喜欢花大钱买最先进自动设备,王传福喜欢土法上马搞半自动化;郭台铭重视技术和知识产权,王传福则是山寨大王,非专利拿来就用,有专利则想办法绕开。

随即而来的,比亚迪挖走鸿海员工、偷窃商业机密的索赔案,在官商相护、司法操作下,越演越烈。随着比亚迪的蓬勃发展,台商想在大陆讨个公道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原本计划退休的郭台铭,由于比亚迪的官司未决而重返一线,启动“十年掌舵”计划,准备以台湾为总部,加速鸿海全球化布局……

郭台铭 世界代工大王

文 ◎ 齐先予



郭台铭 (AFP)



谁能想到一个黑白电视机旋钮竟能造就出一个国际性大企业呢?谁能把小小的连接器组合成一个拥有90万员工的制造王国呢?谁能不靠自主产品仅替人代工每年就获得一兆台币的营业额呢?只有他一人做到了。

郭台铭喜欢把阿里山那颗参天神木比作鸿海,其实4000年前那颗种子也同样说明,笃信命理的郭台铭从一开始就是棵大树。祖籍山西、具有晋商特有的精细算计的他,1950年10月8日出生在台北县一个贫苦人家。24岁那年借了7,500美元开始创业,60岁时就拥有了一个近五百亿美元市值的经济王国。

这个同时具有老虎和狐狸特质的中国男人,令西方白人惊讶不已。“不问订购物量、不问每件获利、不问交货日期”,别人至少要四个月的时间,他从设计到批量生产只需一个多月。三十年下来,欧美日高科技产品都依赖他的生产,他开创了代工业的一片蓝天。

有人说他敢用,能把人才用成将才;他敢给,一般经理级年收入十万美金;他敢买,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花多少他都要,他甚至买机器人用于生产线,晚上关着灯都能生产;他敢冲,冲关才能获得大报酬;他敢骂,谁做错了都得挨训,半军事化管理让人害怕独裁者;他敢养,经常送员工到海外受训,培养了一大批为其所用的优秀人才。

但大陆人对他记忆最深的,莫过于那悲惨的十几跳自杀了。目前富士康在大陆共有82万员工,深圳的45万员工相当于美国一个城市的人口,仅龙华产业区就有20万人。他为“富士康市市民”们免费提供吃住,还有免费游泳池、高尔夫球场、有效医疗保障等,其员工待遇好过大陆平均水准。其实富士康的自杀率并不高于全国正常平均值,假如不是有人故意渲染,不是当局有意放行,那些悲剧是不可能引起那么大轰动的。

“我非常沉痛,我五年(前)失去了糟糠之妻,后来又失去一手带大的弟弟。两个人都是我亲手抱进棺材的,(我)对人生其实已经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除了痛惜,还是痛惜。除了道歉,还是道歉。”他多次鞠躬,极为动情。不久大陆员工每人获得20%的工资提升,现有的两班制将调整为三班,并限制订单数量。此举为大陆新一轮工潮点燃了引火。

他对病逝的结发之妻情深意笃,再婚前还在她坟前哭诉。58岁时娶了小他24岁的舞美师曾馨莹,因为她“身上闻不到钱的味道”,并决定捐出90%的财产做慈善。他信命,按照命理决定在2008年交班,不传位给其儿女或老臣,而采用股份制、经理人的西方管理模式。

不过由于比亚迪的官司和金融风暴,他重返一线,启动“十年掌舵”计划,准备以台湾为总部,加速鸿海全球化布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祝愿他能明辨吉凶,给千万年前的种子找到圆满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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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福 带来梦想?

文 ◎ 齐先予



盗取商业秘密,王传福的造梦历程伴有司法纠纷。(AFP)



有人骂他是山寨大王,他却说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走路”,非专利拿来就用,有专利则想办法绕开。比亚迪有个强壮的“知识产权团队”,如今连三洋、索尼、富士康等企业都没有把他告赢过。…



在被股神巴菲特称为“真正的明星”、被其搭档芒格称为“中国的爱迪生和美国通用汽车总裁韦尔奇的综合体”之前,人们很少听说他的名字,但知道他的人都惊叹其超常的科技和管理能力,称赞他不愧是比亚迪BYD(Build You Dreams)的创始人。

1966年2月15日生于安徽无为县的他,中学时父母相继去世,五位姊姊先后出嫁,妹妹送人寄养,只有哥哥休学赚钱养他,兄弟俩唯一的财产就是四间茅草房。苦难的日子让他明白,没有比脚更高的山,只要灵魂不屈,就一定能走出路来。

1987年中南工业大学冶金物理化学系毕业后,王传福攻读北京有色研究院研究生。26岁的他被提拔为研究院301室副主任,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处长,27岁被研究院派往深圳任比格电池公司总经理。商业嗅觉灵敏的他,一看大哥大手机售价两万多,于是辞掉国营工作,于1995年2月向表哥吕向阳借了250万成立比亚迪科技有限公司,领着十多人在深圳一间旧车间里扬帆起航。

有人骂他是山寨大王,他却说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走路”,在他看来,“一种新产品的开发,实际上60%来自文献,30%来自样品,另外5%来自原材料等因素,自身的研究实际上也就占5%左右。”非专利拿来就用,有专利则想办法绕开。比亚迪有个强壮的“知识产权团队”,专门从事:“师夷长技以制夷”,如今连三洋、索尼、富士康等企业都没有把他告赢过。

他最擅长把中国工程师的人海优势发挥到极致。当别人花大钱购买设备时,他总是“土法上马”,设计出廉价适用的各种半自动化设备。经过“拆解→学习→改造→创新”,他做到了以西方企业三分之一的价格销售同等质量的产品,如国外卖10美金的锂电池他只卖3美金。他钻研技术,全球排名他也称得上顶级电池专家。

有人说他在管理上独断专行,他说:“我的决策98%以上是正确的。”作为儒商,他一米七的个头,圆润的脸庞厚实的耳垂,具有中国人天生的福相。不过他曾对员工高举着双手说,“这就是我的靠山”。他认为企业家最关键的是要敢于冒险,从电池业、代工业到环保电动汽车,他的每次冒险都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惊喜。

尽管身价亿万,身穿普通夹克、喜欢和员工一起踢足球的他,2003年依然和家人住在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里,身上唯一值钱的阿迪达斯运动表,只是为了看清全球各分支机构的时间。当别人蜂拥而至在大陆建厂时,他却把工厂建到了美国。

如今“电池大王”早已是“绿色汽车领军人”,他曾当着巴菲特爱将索科尔的面,喝下其电池电解液。高科技、环保、创新、新能源等诸多关键词,令股神一改投资传统,非要买他25%的股票,但他只给出了10%。如果他能生产出更多高性价比的汽车,受益最多的当然还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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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比富大战”

文 ◎ 王净文



即使在数起跳楼自杀案之后的2010年2月22日,排队参加富士康应聘的大陆农民工依然络绎不绝。在招聘鼎盛时期,富士康每天在深圳招聘3,000名新工人。(AFP)





鸿海掌门人郭台铭至今后悔2003年他对王传福发出的邀请。那年王传福找鸿海合作电池壳,随后陆续挖走鸿海四百多个干部,偷走上万份文件。昔日两位电池大王,尽管2009年分别登上台湾和大陆的首富榜,但官司缠讼至今未决。…



2010年7月13日,香港高等法院的民事经济庭再次开庭审理2007年10月台湾鸿海集团下属五公司如富士康国际(HK 2038)控告比亚迪股份(HK 1211)下属七公司挖走员工、偷窃商业机密一案,原告富士康向比亚迪索赔51亿港元。这个被媒体称为“富比之战”或“比富大战”的较量,吸引了全球华人的关注。

不过这次占上风的不是富士康。今年初比亚迪提出反索偿,指控富士康用恐吓、栽赃、行贿等非法行为,干扰和损害比亚迪的商业活动,富士康则要求法院删除反索偿状书中那些恶意中伤、毫无根据的段落。双方各持己见,唇枪舌战得非常激烈。法官在听取双方陈词后,宣布改日宣判。

从英雄相惜到同行冤家



鸿海掌门人郭台铭至今后悔2003年他对王传福发出的邀请。“王传福来找我,希望鸿海帮他做电池壳,我还带他参观富士康的工厂,结果他看到我们赚钱,就挖走我四百多个干部,偷走上万份文件。”大陆媒体这样引述郭台铭的话。昔日的电池大王,如今早已不是吴下阿蒙了。2009年郭台铭以59亿美元,王传福以396亿人民币分别荣登当年台湾和大陆的首富榜。

当时在郭台铭的心里,他还是很欣赏这位比自己小十五岁的大陆企业家。2003年1月,王不顾公司内外的强烈反对,毅然决定收购秦川汽车厂,以此开拓汽车业。郭当时就想与王共同控股秦川,被王拒绝。接下来的事就是郭台铭最不愿看到的。参观回来不久,比亚迪也开始大规模加工手机零配件,跟富士康做的基本一样,于是英雄相惜成了同行冤家。

四流人才与尊重认同



在深圳龙华科技园一千五百多亩富士康旧厂房里,每天身穿蓝色工服的男工和红色工服的女工,如蓝红交织的人海不停涌动。在保安戒备森严的厂区里,先进的自动化流水线正日夜不停的为苹果、摩托罗拉、惠普、索尼等世界著名企业,加工生产着各种高技术产品。

无论郭台铭在台湾如何重视人才,在大陆实行的却是另一句名言:“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郭不太信任大陆人,他从台湾带去四千多名中高级主管,并给他们相当于大陆五万工人的丰厚报酬,相比之下,大陆科技人员的待遇就大打折扣。台湾主管可任意训斥一个大陆人。在每周六天,每天十二小时的机械重复劳动下,不但“80后”的农民工倍感生活的乏味和疲惫,也令大陆中高级管理人员对富士康没有太多感情上的认可。

然而在深圳的另一头,座落在龙岗坪山的比亚迪却呈现出另一派景象,整齐有致的厂房气派非凡,附近的推土机传出隆隆声响。这家被郭台铭讥为“山寨”不如、靠盗窃技术起家的民营企业,正一步步走向兴旺。与富士康等级森严的半军事化管理不同的是,比亚迪的高管每天都和普通工人在同一个食堂吃简单的饭菜,大家虽然工资不高,但人人感到受尊重,感到这就是自己的厂,于是故事发生了。

富士康状告比亚迪

2006年富士康发现生产订单大量减少,原来客户都被比亚迪以稍低的报价给抢去了。特别是2005年,富士康大批大陆中高层干部跳槽到比亚迪,带去了很多商业机密。如原来在富士康担任主管的柳相军,负责编制工艺流程档的司少青,2005年相继跳槽,柳被任命为比亚迪IT产业群体主管兼海外商务部经理,司为系统管理办公室主管。

离职前柳便将富士康内部财务资料发送给比亚迪,比亚迪组织人马分析后,破解了富士康的商业机密,包括哪些产品赚钱,跟客户的报价等细节。离职后,柳依然通过原来的同事不断获得富士康的商业机密。后来法院在柳相军的电脑里发现很多来自富士康的文件,还有比亚迪法务部的邮件通知,提醒他删除相关交往的证据。司则在富泰宏工作期间就带出数份重要文件,用于比亚迪同类文件的编制。

2006年6月,富士康的两家子公司以盗取商业秘密为由,将比亚迪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索赔500万。2007年10月,富士康在香港高等法院提出诉讼,以相同的指控向比亚迪索赔650.7万人民币,后升为51亿港币。自此,“比富大战”在市场上和法律上全面展开。

台商在大陆有理无处讲

富士康方面指称,从2003年开始,自己从事手机设计、制造等业务的多个部门的四百多名员工陆续跳槽到比亚迪,其中包括富士康花费几十万元派往欧洲培养的高级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比亚迪甚至为此成立了挖角办公室,挖走了富士康在日本的研发高级核心主管,并连带了一项冶金提炼合成技术。

由于比亚迪有个上百人的“知识产权团队”,专门负责处理这类盗窃机密或规避专利事项,他们号称“对方100%不能赢”,加上王传福是深圳市人大代表,对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的任免有重要的投票权,而且比亚迪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企业,深受深圳市委扶持,此案一直没有进展。

“在深圳打不赢官司,我们不得不选择香港,就像到赌城去,他一面跟你赌,一边自己做庄。”郭台铭对此十分委屈。2007年6月和10月,富士康两次在香港对比亚迪提起诉讼,当时正值比亚迪把手机业务分拆出来在香港上市,诉讼案令比亚迪的上市不得不推迟了半年,王传福公开指责富士康“故意捣乱”,两家结怨更深。

2007年12月,受最高法院的委托,北京九州世初知识产权鉴定中心给出了七千多页、三十三卷,大约五十多公斤的第一批鉴定报告,证实在比亚迪移动硬盘中有116份富士康档,其中68份档属非公开资讯,涉及富士康的商业机密。

大陆司法如儿戏

2008年3月14日,富士康迎来转机,深圳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后发现,案子可能涉及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于是富士康撤销民事诉讼转为刑事诉讼。3月20日,比亚迪执行董事兼副总裁夏佐全被拘留。24日、31日,司少青和柳相军先后被判处一年零四个月和四年有期徒刑。

不过更大的转折出现在四天后。比亚迪突然公告说,夏佐全在拘留后的第四天因证据不足被释放,而司少青和柳相军在定罪前已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属于个人犯罪,与比亚迪无关。同年12月3日,比亚迪反将一军,称公安机关已撤销针对比亚迪的调查,北京九州世初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常务副主任赵军及另外两名负责人涉嫌毁灭、伪造证据和收受贿赂,被公安机关逮捕。此外,比亚迪前员工张朝正涉嫌接受富士康方面的贿赂,为其非法窃取保密文件,被公安机关逮捕。

从那以后,富士康越来越被动,随着香港一国两制的褪色,加上比亚迪的蓬勃发展,台商想在大陆讨个公道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了。

早生几年王传福就是郭台铭



中国人历来讲究和气生财,不要内耗两败俱伤。美国的思科曾起诉大陆的华为侵犯其知识产权,案件终以和解告终。相信不久的将来,“富比案”也能化干戈为玉帛,以大公司的担当,共同开创良好的商业秩序。如果抛开两家公司的纠纷,郭台铭和王传福完全可以成为至交,因为两人相似之处太多了,王传福早生十几年或许也成为郭台铭。

两人都是工作狂,王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郭曾为节省时间每天只去两次厕所;两人都以勤俭节约出名,两人都很霸气独裁,郭标榜自己是“独裁为公”的领导者。尽管与郭的形神俱厉相比,王的外表要温和绵软得多,但王也规定集团下所有事业部的总经理直接向他汇报,大事只依赖他一个人的大脑。

两人对事务都有独特精准的判断。王投入钜资进入汽车业时,曾遭遇基金“洗仓”事件,一天之内比亚迪股票跌幅超过21%,但如今比亚迪汽车五年保持100%的高增长,2009年销量已超过44.8万台;郭在继模具业务之后进入第二大核心业务——机壳生产时,也曾不被看好,但如今鸿海已占领全球机壳业务的一多半多。

两人都采取“低成本获取利润”策略,这可谓中国代工业的本质,但两人也有所不同。郭有个著名的“全球成本竞争”理论,即“社会成本+国家成本+公司营销成本”的竞争,从1988年鸿海立足深圳,到如今向大陆内地迁移,郭仍想走低成本的老路,不过跳楼案之后又多了个“人伦成本”。

王对此似乎不以为然,他不像富士康那样要求出差员工把每张发票的细节填得清清楚楚,他也不像郭台铭那样问员工“你们尿尿黄不黄啊?”若回答不,就加大音量说“你们工作还要努力”,王看重从大处着手降低成本,对细节并不太计较。

郭台铭喜欢花大钱买最先进的自动设备,而王传福喜欢土法上马搞半自动化。凭借廉价的熟练工人和他们手上几元钱的夹具,比亚迪生产出了比索尼、三洋便宜15%的手机电池,比富士康低20%成本的手机。“光是设备,我们的成本就比他们节省40%。”王对此颇感自豪,并将这种模式延续至汽车业。

郭台铭也很重视技术和知识产权,鸿海一度是台湾拥有知识产权最多的企业。但与王比起来,郭似乎缺少一门看家本领,而且开始走下坡路。目前富士康也朝房地产、汽车和电池领域挺进,但王传福正处于蓬勃发展期,如今他的铁电池已将电动车的百公里能耗降为5元人民币,他还计划在三、五年内设计出汽车太阳能电池,“如果成功了,真的是把‘水变成油’了!”显然,王传福很适合这个造梦的年代,然而,不少人也提醒说造梦不能罔顾商业道德。◇



2010年4月30日,比亚迪总裁王传福送给加州州长施瓦辛格一个小礼物。(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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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中国的“红色家族”

文 ◎ 何清涟



中国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Getty Images)



每年,中国都有一个胡润富豪榜出笼,而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也要为中国的巨富大贾们排排座次。不过,这些排行都是根据上市公司的资料进行,那些真正潜在深水中的巨鳄,外人很少知道他们的真实面目。今年三月份,澳大利亚一座价值超过两亿澳元的豪宅,被一位中国人以现金买入私人名下。这类新闻,或许才让外界对这些深水鳄略有察觉。本期封面故事谈两岸首富,但华人中的真正首富是谁,恐怕没人知道。只不过,拥有见不得光的巨额财富,缺乏内心安全感,行起事来,比浮在面上的富豪当然就更为怪异。

中国的《人民论坛》(《人民日报》旗下成员)2010年第四期发表了由一组文章构成的“中国新富家族”,透露一条重要消息:“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进入总榜单的一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

官媒首次承认“红色家族”为新富豪主体

该文对中国富豪群体的划分并无新意,但在排序上却大有讲究,按照该文的序列,中国的富豪家族,主要有三大来源: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最典型的为苏南商人。这种商人家族的热点是,其创始人最开始在体制内谋得执掌一家企业的机会,后来通过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掌控人。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为中国富豪群体设计的度假别墅,越奢华越有其市场。(Getty Images)



这组文章有两点值得肯定之处。

第一点就是该文终于以官方报导的形式正式承认中国富豪家族当中,“红色家族”成为主要一员(虽然未点明谁是红色家族的成员)。但该文为了淡化富豪群体的政商结合特点,有意将“红色家族”排在最后。如果是按照致富时间先后排序,上述排序大抵成立。但如果按照财富总量及致富的速度排序,则应该倒过来。对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稍有了解,就明白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财富寻宝图上的主要宝藏就是房地产、矿产能源、金融以及需要政府颁发特许经营权的垄断领域,而这些领域恰好就是由红色家族垄断的。尽管如此,这条消息还是很有价值。因为在这之前,中国人虽然大都知道“高干子弟”在致富之路上捷足先登,但对这个群体的登龙术都处于耳语状态,没有媒体敢指出这一点。

2001年11月24日,《证券市场周刊》曾刊发一篇“神秘的华能国际”,直指国有企业华能国际已经成为李鹏的家族企业,其夫人朱琳(时任华能国际电力发展公司董事长)、儿子李小鹏等人如何利用特权促使华能在美国、香港、中国大陆三地上市,总资本扩张至60亿元。该文发表后,作者马海林为武警部队军官,立刻被捕,至今下落不明。而该周刊的主编王波明虽然是中共元老王炳南之子,也不得不做数次检讨以求过关。从绝不承认“红色家族”的存在到如今的半开门地承认,总算是有了一点小小的“进步”。



华能国际已成为李鹏的家族企业。2008年7月25日,成都华能热电厂老厂址遗留的一根高达210米、中国最高之一的烟囱爆破。(Getty Images)



第二点则是公布了“您对新富家族群体形象的总体评价如何?”的调查,其中针对“影响新富家族群体形象的因素主要有哪些?”的提问,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搞官商权钱交易”(占总百分比75.56%)、“没有担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占总百分比52.32%)、“富裕群体为富不仁”(占总百分比42.5%)。该文承认:“由此可见,官商交织最影响群体形象。”

这篇文章的详细内容,读者有兴趣可以自己上网查看。我这里想谈的是这组文章涉及到却语焉不详的部分,即富豪中的“红色家族”——中国称之为“高干子弟”是如何成为先富起来中的翘楚。

躲在财富神话幕后的高干子弟

高干子弟下海经商始自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候的手段主要是利用价格双轨制批条子,利用特权经商,包括倒卖紧俏物质的批文如汽车指标、钢材指标之类。在九十年代以前,“国有土地”未进入买卖流程,能够依靠圈地发财者甚少。就我在深圳所闻,八十年代中国正兴起所谓“建设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之风,宣传包装是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的一项主要内容,其中一些高官子弟(比如某位副总理之子)还办过广告公司,找人拉广告(类似于辽宁省副省长慕绥新女儿的手段),帮企业出宣传画册,或者是深圳市名优企业介绍,或者是某行业著名企业介绍。这些公司大都是些皮包公司,在写字楼里租几个房间做办公室,招募一些人跑业务。一般情况下,业务人员亮出公司老板名头,企业大都不计较那广告与画册是否真有宣传效果,立马掏钱。我有一位熟人在一家外资印刷公司任总经理,因拥有先进的彩印技术,专门承揽这类印刷生意,我听他谈过哪些人在他公司做过业务。八十年代末,这些特殊人物出面做的宣传画册的价格一般是5万元一张彩页,内容是一张公司图片配上文字介绍,排场一些的公司做个连页。那时高干子弟积累财富的神话,大约是一纸批文倒出了上百万元,一本画册捞了几十万或者更多,垄断某行业的广告费用一年达几百万之类。

但到了九十年代初期以后,积累财富的神话内容变了,期货(期货交易所的席位含金量高)、股市(股票上市需要审批,能让企业通过审批就意味印钞票)、土地就成了这个群体上下其手的竞逐财富之地。捞钱的数目自然也就跃升至千万元级。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常会告诉我,某座楼盘是某中央领导的儿子,某块地被某要人的女儿强行要走之类。

那时坊间流传的高干子弟致富神话很多,1989年北京学运起因之一是反腐败,目标是邓朴方的康华公司做“官倒”。但唯一可做佐证的文字资料是以中纪委或国务院等中央部办名义下发的禁止干部子女配偶经商的档(属于重叠发文,每年都有),中国国内没有哪家媒体敢染指这类话题。而境外有公信力的媒体对此有关的报导,国内基本见不到。香港杂志上的一些零星介绍,以及那本《中共太子党》,就成了大陆人人争相阅读并传播的秘闻。但鲜有研究者征引其中资料,我相信大多数研究者是不敢——这里的“不敢”,主要是担心资料不确,是风闻,引用后会引起法律诉讼,一身爬满蚂蚁。所以高干子弟依靠父辈荫庇发财致富的故事,永远躲在中国财富神话的幕后。

这是第二代领导人与第三代领导人前期的情况,因为那一段时期,或是没有互联网,或是互联网初起,国人的英语阅读能力亦有限,因此有关这两代领导人及与他们同代的“红色家族”故事极少被曝光。但等到第四代领导人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之时,人类已经进入网路时代,资讯传播远没有前互联网时代那般好控制,再加上这一代“红色家族”积累财富手段的国际化,封得住国人的嘴却捆不住外媒记者的笔,“红色家族”的故事渐渐浮出水面并清晰起来。

网路掀掉了中国财富舞台上的幕布

网上一份中共太子党名单流传已有多年,时常更新。我未查核过全部人员,但其中第三、四代领导人子女的任职情况倒是完全与国内媒体报导相符,剔除掉从政从军者,大概最有名的几位红色财阀是这几位:

江绵恒(江泽民之子),上海网通董事长。该公司承揽了中国大陆沿海15个省市铺设光纤及开办网路电话的服务,其势力直逼中国电信业霸王“中国电信”。据〈生而为钱的中共太子党〉(China:

To the money born,《金融时报》3月29日)报导,现在,江绵恒控制了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这是一个在营运上类似于私募公司的政府投资公司。



江泽民之子江绵恒的公司上海网通,垄断了中国大陆沿海15个省市铺设光纤及开办网路电话的服务。(AFP)



李小鹏(李鹏之子),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亚洲电王。李小琳(李鹏之女),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朱云来(朱镕基之子),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朱云来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气象学博士,在纽约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回到中国,精心安排了对中金公司实质上的收购,这是一家合资公司,摩根斯坦利持有大约34%的股份。朱燕来(朱镕基之女),中国银行(香港)发展规划部总经理。

当今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经商一事,则从BBC一些报导中可见雪泥鸿爪:2006年12月12日,胡锦涛儿子任董事长的“威视股份”有限公司(Nuctech Co.)赢得民航总局的液态物品检测仪器的钜额合约,合约范围将包括全国所有机场。不过,中国民航总局强调,虽然“威视”是有“背景”,但他们是基于“威视”仪器的技术表现来决定合约归属,绝不会“以人民的生命安全来开玩笑”。三年以后即2009年7月,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因与纳米比亚政府签署的一份价值3,400万英镑(约3.8亿元人民币)的合同而受到该国反贪委员会的调查。胡海峰与纳米比亚因此也成为中宣部在中国大陆要过滤的网路敏感辞汇。胡海峰的最新职务是以清华副秘书长头衔专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正厅级别。

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创办的私募基金业者新天域资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主要从事私募基金。2010年1月25日路透社披露新天域准备募集10亿美元的私募基金,投资准备上市的大陆企业以后,神秘的新天域公司浮出水面。路透社消息指出,这将是新天域资本公司于2007年成立以来所募集的第三笔基金,而且是规模最大的基金。尽管1月26日的中国的《21世纪经济报导》针对路透社这则消息进行了跟进,报导中引述新天域公司发言人称,路透社的“报导是有问题的”。但3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将这些太子党称之为中国金融行业的“红小兵”。该文披露:新天域资本是私募基金当中最有影响力和最成功的一家。这家公司管理的资金达数十亿美元,其稳定的投资者包括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瑞士银行,以及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该文作者认为新天域公司“有着中国最值钱的资产。这就是温云松(Winston Wen),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Kellogg)商学院的MBA,为人低调,长相酷肖其父、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该记者通过业内人士了解到,“太子党在中国本土兴起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里占据着主导地位,通过重组国家资产和为私有公司提供融资获取暴利。”

这位记者得到了不少业内人士透露的内幕消息。该报导披露:北京政坛内部人士认为,有两个人为这野心勃勃的一代开路,培育出了金钱和权力的紧密结合的现代化前景,这两个人就是江绵恒与朱云来。“这两位确实给了大家这样一种印象:红色家庭治理国家为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行为给年轻的一代太子党开了绿灯,刺激他们将金条装满自己的口袋,而不管这会给党或领导层的形像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一些分析人士和业内人士预测到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那些权贵家族的子孙们会利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来分享经济利益,牺牲者不但是外国投资者,也包括和中国的革命政权建立者有着血脉关系的“老一辈”太子党。

该篇报导还列举了一些如今在私募股权基金领域名声显赫的太子党:李瑞环的两个儿子李振智(George Li)与李振福(Jeffrey Li),李长春之女李彤(Li Tong)、吴邦国的女婿Wilson Feng,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

上述这些太子党是否进了〈中国新富家族〉一文里所提到的一万名亦或是一万名中的前3,000名巨富之内,人民论坛的文章没有披露。但他们的特点完全符合〈中国新富家族〉一文所描述的“红色家族”新富豪的特征。我记得当年朱镕基总理曾向媒体表达过一个愿望,希望人们将来评价他的时候,承认他是个“清官”就很知足了。现在看来,由于“红色家族”构成新富豪主体这一事实,这个愿望实现的难度越来越大。

“红色家族”成为富豪主体的中国特色

“红色家族”的存在是否合理?这得要看用何种价值观看待这问题。

太子党们依仗父辈获得了成功,这一事实铁板钉钉无可否认。对此,公众认为他们的成功是依靠裙带关系,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受益者。对这种评价,太子党们感到很委屈,他们认为自己成了“反向歧视的受害者”,无论他们怎样优秀或是努力工作,公众都认定他们的成功纯粹是依靠裙带关系。为此,荣登中国电力界“一姐”宝座前中国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居然借助党的喉舌媒体宣称,对她来说,“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她完全是靠个人的才能与努力才获得如此卓越的成就。(《环球人物》2009年第16期封面故事)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社会,“衔着银匙出身的人”注定了其人生起跑线与别人不一样,比如他们可以获得很好的教育,比平民子弟见多识广,可以有家世背景带来的社会关系,无论经商从政都比较容易获得机会,如此等等。但西方社会因为经历过“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运动”——即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间的社会变迁,早已形成强调机会均等的文化价值观。财产传承上通过遗产税调节,使富裕者后代不能再依靠食利而生活;在获取公共职务与掌管公共资源的机会时,不管出身于哪一名门的世家子弟,都得尊重程序(程序正义),与其他阶层的人站在同一平台上竞争,比如有家世优势的小布希要当总统,必须经历过程完全公开的竞选,必须说服选民自觉投票。那总统职位绝非他的父亲老布希可以隔代指定并私相授受。

但奉行权力至上的亚洲价值观的国家则很不相同。在亚洲,那些民主化程度越低的国家,太子党们在政治与经济上的扩张就越没有边界,挤占公共资源的过程与方式也越不透明。比如印尼的苏加诺家族,还有当年的菲律宾马科斯家族都是如此。即使是中国一度奉为楷模的新加坡,李光耀家族继承权力与财富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比之当年的印尼与菲律宾,太子党的张狂稍微收敛一些。在民主化程度最高的亚洲国家日本,其政治虽然具有家族传承这一特点,但权力的获得也必须通过竞选这一公开的政治过程。只有在中国,民众既无法知晓这些太子党的权力如何获得,更不知道他们开办公司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特许经营权。比如私募基金在中国,绝对不对民营资本开放。如果有谁从民间募集资金,肯定被政府认为扰乱金融秩序,难免牢狱之灾。当年河北省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就是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被判有期徒刑三年——说白了,中国人从来没有美国人那般眼福,根本看不到太子党与人竞赛,只能隔雾看花般地看到太子党们拿到“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巨大奖牌”——钜额财富。

正因为机会不均等,过程不透明,所以美国两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Ramond Fisman与加州伯克利学院经济学教授Edward Miguel将他们称之为“经济匪徒”。这两位学者专门研究当今世界的独裁国家里发生的那些有关腐败、暴力、贫穷和独裁的故事,并用经济学的方法为独裁国家的太子党们拥有的政治背景作市场“估价”。这些故事被作者写成一本书,书名就叫做《经济匪徒》(Economic Gangsters)。其中一些内容涉及中国太子党,有能力与兴趣的人完全可以将这本书译成中文,让国内同胞们一睹为快。◇

本文转自【新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周刊】186期“封面故事”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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