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30日讯】悲悯、平等的胡杰
我与独立记录片制作人胡杰神交已久，近日因撰文纪念惨死于文革的王佩英，终与拍摄王佩英影片的胡杰取得联系，彼此相谈甚欢。此胡杰，即是《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等片的制作人，2008年香港“华语记录片奖”最佳长片奖获得者。意外的是，胡杰竟也与我神交已久，他说：“银波，你是我敬佩的人，我非常惊讶于你的年轻、思想的深刻、意识的清晰与创作的才华。”仔细查阅发现，胡杰的人际关系极其广泛，非但有拍摄《我们的娃娃》、《公民调查》的艾晓明与之成为最佳拍档，连章诒和、谭作人、姚立法、王克勤、浦志强、丁东、傅国涌、邵建、翟明磊、卢雪松等一大批敢言者，也皆是他的朋友。
胡杰的作品，震撼了千万人的心灵。尤其是《寻找林昭的灵魂》，在当时不少人就已预见其“记录片里程碑”的思想价值。胡杰的勇气与务实，备受民间推崇，被视为良心。早在2008年四川地震初期，成都读书会发起人周钰樵就倡议：“官方已经到灾区来拍电影，接着肯定是全国巡回讲演，搞洗脑那一套。我们一定要让胡杰、艾晓明赶紧过来，做最真实的公民影像，抢救历史。”他说这话时，我在场。周钰樵称艾晓明为“中国四大女杰”之一（另三位是肖雪慧、崔卫平、何清涟），说胡杰“为历史真相和维权运动做了许多人想做而没做成的事”。
52岁的山东人胡杰，曾任空军上尉、新华社江苏分社影视编辑。他当了15年的兵，后来又拍摄了15年的记录片。民间记录片，以追求真实和独立为目的，大致分为三类：时事题材，分为非干预性与干预性；历史题材，主要做口述实录。它的所有细节都有事实证据作为支撑，不是改编、演绎性质的电影；也不是官方电视记录片和新闻追踪，在摄影机后面的那双眼睛里，没有权力意志，只有心心相通的悲悯。胡杰有个习惯，说服受访人，使其彻底信任，如果对方不愿意表达，那就不打开镜头。这种高度尊重他人的平等意识，是诸多影视行业者所不具备的。
一个抢救良心的人
主流媒体视农民、民工为边缘群体，但胡杰认为，这些人其实才是大多数人。在胡杰的镜头里，这些卑微者是有尊严的，胡杰把他们当成与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他拍摄的内容，从孤助的民间画家，到矿工、被拐卖者、媒婆等，一直到文革惨死者及当代维权者。这15年的拍摄之路，有着“质”的渐变。他从关注弱势群体开始，直到碰到文革敏感题材，遂与大批民间人士接轨，把镜头瞄准当下。尤其是2004年开始与关注公民维权的艾晓明合作后，湖南黄静案、广东太石村事件、湖北姚立法现象等，都被拍摄成记录片。灾难深重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最震撼，只有更震撼”的国家，拍摄者的作品纵然在短时间内何其震撼，但很快就被新近发生的更残酷的事件所淹没。
无疑的，胡杰镜头下的诸多故事及人物，都是官方回避、掩盖乃至忌惮的范畴之内。这些以镜头为力量的记录片，通过大陆内部传阅和境外视频播放，一个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看到作品，赞叹不已，遂口碑高筑，政府当然有压力。从实际效果看，作品中的当事人都是被时代扼杀的牺牲品，他们死的死、冤的冤，被打、被捕、被压制，但胡杰、艾晓明用镜头给这些“伟大的失败者”平反，把真相揭示出来，否定政府及主流媒体的强硬认定。譬如《公民调查》里的谭作人，纵然此后被关进监狱，但镜头里的谭作人却是第一流的好人。如同林昭用鲜血写下“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这种历史的证据之一，就是真实的镜头。
胡杰曾寄给我一张照片，照片是浦志强拍摄的。照片中，有两个女人在大笑，她们是谭作人的妻子和与谭作人一起搞公民调查的朋友。笑的时候，恰是谭作人被判处五年徒刑的宣判当天。她们笑得很自信，很勇敢，没有被邪恶打败。胡杰说：“我想，在狱中的谭作人看了这张照片以后，一定会为妻子和朋友骄傲。”胡杰以这种方式，来清除我多年公民维权之后的忧郁、愧疚与恐惧。仅此一件小事即可看出，胡杰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和光明的人，如若不然，他不可能坚持拍摄15年，也不可能再继续触碰敏感题材。15年的军队锤炼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我认为，事实上他已经看到了大量的苦难、灾难和罪恶，这一切又激励着他唤醒民众的决心。这种唤醒，不一定是声嘶力竭、振臂高呼的，也可以是静水流深，从心灵深处把丧失的良心抢救回来。
坚持独立的代价
与胡杰合作的艾晓明，为拍摄独立记录片付出了代价。她被限制出境，被限制出现在课堂，被限制到大学做讲座，被某些独立记录片影展禁止放映作品。艾晓明说：“我的名字，已经被挂在国保重点监控的名单上。”艾晓明的某些拍摄合作者，也被警察屡次叫去“喝茶”。相对于艾晓明，从表面上看，胡杰似乎轻松一些，他说：“很多年前，警察确实没有找过我。但近几年找过，或许是加强了管理，改变了旧有的工作方式，但不经常找。我觉得他们很正派，并没有预设的恶意。他们代表公权力，对待工作也很兢兢业业。在谈话中，我们保持彼此尊重的态度。我有时也想，也许我很幸运，碰到了文明警察的文明执法。”
在1995年拍摄《远山》时，胡杰因拍摄矿工被矿主嫉恨，最终遭遇“子弹从耳边飞过”的死亡恐吓。在后来，他遭遇过不少非政府的压力，但也躲过了危险。为避免自己被政府定义为危险人物，并保全作品本身的独立性与纯洁性，胡杰不接受国外媒体采访，不接受国外基金。《寻找林昭的灵魂》在民间及海外被广泛赞誉，但胡杰却表示：“这个片子在拍摄之初，我就没有想过要发表。”我将胡杰的某些回避，理解为迫不得已的策略，为了做成事情，不选择主动对抗。他并非“愤怒中年”，在所有的作品中，都不是为揭示黑暗而黑暗、为证明苦难而苦难，相反，我们总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催人奋进的激情。
许多外国人对于中国独立记录片有一种期盼，希望作品能够把矛盾冲突展示得更直接，说白了，就是硬斗硬的愤怒宣泄和誓死反抗。胡杰承认，在这一点上，他让老外失望了，因为这不是他的初衷，他不愿意制造恨，而要树立爱。胡杰说：“我希望我的观众，是真正关心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人，是真的对此有所思考的人。”他想到过自己的危险：“我想最多就是把你的东西收了，把你关几年，最多就是这样。”换句话说，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他希望政府能够大度起来，容忍并接纳独立记录片，“我更希望是用法律和制度来做保证”。
拍摄记录片，成本不匪。相对于某种“危险”，更致命的是来自生存的压力。为了凑足拍摄的路费，他不得不为他人拍摄婚丧之事赚钱，有时买了长途车票之后，身上只剩几块钱。为此，他住过一天两元钱的旅馆。他的成就与生存境遇，反差甚大。当然，倘若他愿意放弃某些底线，让自己挣更多的钱，是绝对有可能的。这一点，他与不奔名利而去的实干派人物黄琦、谭作人非常相似。
公民影像的启发
待名气大起来以后，有人为胡杰捐款。胡杰说：“确实有很多感人的捐款故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一次，在林昭墓地的灵岩山下，一群素不相识的网络朋友纷纷解囊，我瞬间得到5000多元。有一位老人，上千里跑到我家，含着泪把7000元钱塞到我的手中。还有一位甘肃的老妈妈，在一个风疾的街头等到了我，把卷得紧紧的一小卷钱死活塞给我，那是200块钱。我知道她家并不宽裕，而且她年轻就守寡，辛辛苦苦拉扯几个孩子长大。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受到的眷顾太多了，这本身就可以构成一部记录片。”
胡杰的拍摄，与记者采访、导演拍戏有很大区别，准确地说，他只是一个有着身份证的普通公民，没有官方批文和公干证件，全凭一张嘴去说服受访人。好在民间极待表达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希望胡杰能去拍摄他们，有遭受政治运动迫害的人，有正在反腐败的人，有饱受屈辱的上访者，有走投无路的下岗者……他们与胡杰之间，形成了委托人与被委托人的关系。
类似胡杰这样的记录片制作人，全中国仅几十人而已。据我所知，另有艾未未、老虎庙等极少数人，能够坚持两年以上的拍摄者可谓凤毛麟角。这种拍摄，多是微观叙事，一个房间，一个人，讲一些事，拿出一些东西辅证，再做后期剪辑、编辑。2003年，柬埔寨导演潘礼德（Rithy Panh）拍摄记录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该片极为悲凉、沉重，也是采用这种微观叙事的手法。它不同于痛斥专制的宏观政论片，而是着眼于当事人、知情者的零碎叙述，将之编排对照，形成真实效果。
胡杰给许多人带来了启发，越来越多的人也想拍出反映争议性内容的作品，加入公民影像的行列。受工伤的人怎么获赔，罢工的人怎么罢工，患上爱滋病之后怎么办，一个村的选举被怎么操纵，警察怎么抓小姐，异见者怎么聚会，网友被捕了怎么声援，等等，这些就发生在当前的事情，被陆续拍摄出来，并纷纷传到网上，又被纷纷删除，再纷纷续传。可以预见，这批展示镜头之力的公民影像，将愈加流行，成为异于官方的时代见证。那时，我们不要忘记，胡杰是先行者、带头人。
（July 29, 2010, This article first published on “Human Rights in China” Biweekly.原题为《镜头之力——胡杰的公民影像》，本文为底稿版。作者杨银波，独立作家，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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