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与农村的经济差异扩大

持续经济高成长所导致的不合理现象已经变成问题化，如果不趁现阶段着手解决的话，很可能会变成让未来的中国陷入大混乱局面。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都市与农村的差异过大。图表4-2是我们在说明中国经济成长结构时所用的图表资料。在中国有“山的中国”（内陆或农村部落）和“海的中国”（以沿岸地区为主的都会区）之分。

山的中国提供海的中国大量的劳力。海的中国则利用这些劳力，导入外资、振兴出口业，结果让都市居民所得提高，衍生出汽车或住宅等的消费财内需，而累积大批财富。

在海的中国产生的财富，以课税方式再吸金，当做公共投资金，再还原给山的中国。而出来外地工作的人也将所得寄回故乡，让海的中国的财富，再分配回山的中国。

海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稳定，相对地，山的中国则需要政府出动资金唤起内需，有的经营很辛苦的国有企业，还需要靠地方政府的救济政策才得以存活下去，也就是说仍保留着计划经济的模式。国家内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这样才得以让中国经济持续成长。

可是，这样的结构也出现破绽。因为都市的财富并没有百分百回流到农村，使得都市与农村的所得差距不断地扩大。在日本，一九六０年代的大都会圈与地方都会圈的所得差距也很大。当整个国家处于高度成长期时，大都市与地方都市的成长差距就会更加扩大。

都市成长，人口由地方移进都市，诞生新的家庭，于是就需要不动产和耐久消费财，结果让投资与消费都活络化。

现在中国的都市与农村的人口比约是4：6，预测今后五年两者可能会拉平，或都是人口年轻化，而农村人口高龄化。而预估到了二０二０年，都市人口比将占六成。再这样下去，都市是越来越富有，而农村则成长缓慢。

邓小平提出“先富理论”，并做了这样的解释：“就算有些地区先变富有，但是这些地区的财富终究会还流到其他地区，发展迟缓的地区终究也会变富有。”

但是从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后，至今已经过了三十年，实际情况是先变富有的地区和迟迟才会变富有的地区，两者的经济差距是逐年扩大。

不只是农村地区，在东北或中西部的都市居民间，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人民对此已经累积了极大的不满。中国已经无法走回头路，不可能再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无产阶级独裁时代，但是如何控制这些不满的声浪，乃是当今政权要面临的最大难题。

◎难以解决的“民工”问题

从农村到都市的人，很多都属于离乡背井的外来劳工（称之为“民工”）。现在预估民工人口数高达一亿四千万人。虽然只占总人口数的一成，但是这些人几乎都是20几岁的壮年民工。

他们因为户籍制度的问题，到了30岁就必须返回故乡（就算以农村户籍在都市生活，也无法享受都市的行政服务）世代交替，让更年轻的劳工以民工身份，来到都市谋生。

在都会区工作，平均一年可以存三０００元人民币（约四五０００日圆），这些民工都将存下的钱寄回故乡。这些钱约是故乡全家总收入的4～5成。民工是都会区的劳力来源，也是农村发展的资金来源。

可是，没有签订正式雇用契约的多数民工，都遭遇资方不付薪水或迟发薪水的不平等待遇。而且，就算回到农村，农村的雇用环境、医疗设备、年金等的制度都不够完善，生活水准无法提升。

中国的经济成长是靠它有丰富的廉价劳工，也就是靠这些民工撑起来的。结果活络富有了都市经济，农村却被弃之不顾。但反过来说，如果重视民工利益，改善劳工条件，将薪水提高的话，以出口产业为主的中国恐怕会丧失国家竞争力。关于民工的问题，实在一点也不单纯。

◎应该最优先解决的农村问题

中国的农民人口高达8亿。中国的农村人口比率将近6成，但是日本或美国的农村人口不到总人口数的5％。

这8亿农民人口不全然都是劳工，扣除掉以民工身份到外地谋生的人口，还剩下约一亿五千万人的剩余劳力留在农村里，所以不能只靠农业为生的劳力人口数（包含民工在内）合计近3亿人。

而且根据毛泽东时代颁布的户籍制度，农村与都市是清楚地被区分，导致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为了社会的安定，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振兴农村经济。

第11次五年计划中，加入了“新农村建设”这个概念。为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振兴产业、整治福利卫生等的生活基础建设，投入巨额资金于农村。此外，中国为了能够粮食自给化，必须在不改变耕作面积的前提下，进行技术革新，提高生产性。

光是二００六年一年里，农村建设所投下的资金就高达五００亿人民币（约七五００亿日圆），是前一个五前计划预算的一倍。

尤其是新农村建设中最重视的医疗保险制度（国家投入财政资金加农民储蓄所形成的基金）中，投保率预计要从二００五年的23.5％提升到二０一０年的80％。８亿人民中有80％的农民受这个医疗保险制度所保护，这确实是一个远大的社会改革目标。

目前已有四００多个实验县，引进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最终目标是要在五年内让全部一八００个县都引进这个保险制度。可以保障老年生活的养老年金投保者人数，也预计在这五年内增至五千万人。

为了解决农村问题，在第11次五年计划中提到，要让民工可以在都会区定居。对于农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有严格限制的户籍制度，也将获得松绑。雇用民工的大型产业，势必需要训练这些民工，让他们习惯都市生活。

但另一方面，都市的年轻人失业率却意外地高。这是因为来自农村的移民与都市居民抢工作的缘故。都市居民激增的话，塞车、住宅开发、都市垃圾、环境污染等的各种问题都会浮出台面，财政资金负担也会加重。

不过，如果继续置之不理的话，农村与都市的对立将会更凸显，恐会有冲突危机，所以想维持都市的既得经济权益，一定要避免与农村对立。都市与农村的差距要短期修正很难。

在经济成长没有一面倒之前，两者的利害关系并不会造成问题。可是差距愈大，两者的冲突也就愈大，是应该要好好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待续)

摘编自 《再现金砖！亚洲大钱潮》宝鼎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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