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与农村的经济差异扩大
持续经济高成长所导致的不合理现象已经变成问题化,如果不趁现阶段着手解决的话,很可能会变成让未来的中国陷入大混乱局面。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都市与农村的差异过大。图表4-2是我们在说明中国经济成长结构时所用的图表资料。在中国有“山的中国”(内陆或农村部落)和“海的中国”(以沿岸地区为主的都会区)之分。
山的中国提供海的中国大量的劳力。海的中国则利用这些劳力,导入外资、振兴出口业,结果让都市居民所得提高,衍生出汽车或住宅等的消费财内需,而累积大批财富。
在海的中国产生的财富,以课税方式再吸金,当做公共投资金,再还原给山的中国。而出来外地工作的人也将所得寄回故乡,让海的中国的财富,再分配回山的中国。
海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稳定,相对地,山的中国则需要政府出动资金唤起内需,有的经营很辛苦的国有企业,还需要靠地方政府的救济政策才得以存活下去,也就是说仍保留着计划经济的模式。国家内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这样才得以让中国经济持续成长。
可是,这样的结构也出现破绽。因为都市的财富并没有百分百回流到农村,使得都市与农村的所得差距不断地扩大。在日本,一九六0年代的大都会圈与地方都会圈的所得差距也很大。当整个国家处于高度成长期时,大都市与地方都市的成长差距就会更加扩大。
都市成长,人口由地方移进都市,诞生新的家庭,于是就需要不动产和耐久消费财,结果让投资与消费都活络化。
现在中国的都市与农村的人口比约是4:6,预测今后五年两者可能会拉平,或都是人口年轻化,而农村人口高龄化。而预估到了二0二0年,都市人口比将占六成。再这样下去,都市是越来越富有,而农村则成长缓慢。
邓小平提出“先富理论”,并做了这样的解释:“就算有些地区先变富有,但是这些地区的财富终究会还流到其他地区,发展迟缓的地区终究也会变富有。”
但是从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后,至今已经过了三十年,实际情况是先变富有的地区和迟迟才会变富有的地区,两者的经济差距是逐年扩大。
不只是农村地区,在东北或中西部的都市居民间,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人民对此已经累积了极大的不满。中国已经无法走回头路,不可能再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无产阶级独裁时代,但是如何控制这些不满的声浪,乃是当今政权要面临的最大难题。
◎难以解决的“民工”问题
从农村到都市的人,很多都属于离乡背井的外来劳工(称之为“民工”)。现在预估民工人口数高达一亿四千万人。虽然只占总人口数的一成,但是这些人几乎都是20几岁的壮年民工。
他们因为户籍制度的问题,到了30岁就必须返回故乡(就算以农村户籍在都市生活,也无法享受都市的行政服务)世代交替,让更年轻的劳工以民工身份,来到都市谋生。
在都会区工作,平均一年可以存三000元人民币(约四五000日圆),这些民工都将存下的钱寄回故乡。这些钱约是故乡全家总收入的4~5成。民工是都会区的劳力来源,也是农村发展的资金来源。
可是,没有签订正式雇用契约的多数民工,都遭遇资方不付薪水或迟发薪水的不平等待遇。而且,就算回到农村,农村的雇用环境、医疗设备、年金等的制度都不够完善,生活水准无法提升。
中国的经济成长是靠它有丰富的廉价劳工,也就是靠这些民工撑起来的。结果活络富有了都市经济,农村却被弃之不顾。但反过来说,如果重视民工利益,改善劳工条件,将薪水提高的话,以出口产业为主的中国恐怕会丧失国家竞争力。关于民工的问题,实在一点也不单纯。
◎应该最优先解决的农村问题
中国的农民人口高达8亿。中国的农村人口比率将近6成,但是日本或美国的农村人口不到总人口数的5%。
这8亿农民人口不全然都是劳工,扣除掉以民工身份到外地谋生的人口,还剩下约一亿五千万人的剩余劳力留在农村里,所以不能只靠农业为生的劳力人口数(包含民工在内)合计近3亿人。
而且根据毛泽东时代颁布的户籍制度,农村与都市是清楚地被区分,导致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为了社会的安定,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振兴农村经济。
第11次五年计划中,加入了“新农村建设”这个概念。为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振兴产业、整治福利卫生等的生活基础建设,投入巨额资金于农村。此外,中国为了能够粮食自给化,必须在不改变耕作面积的前提下,进行技术革新,提高生产性。
光是二00六年一年里,农村建设所投下的资金就高达五00亿人民币(约七五00亿日圆),是前一个五前计划预算的一倍。
尤其是新农村建设中最重视的医疗保险制度(国家投入财政资金加农民储蓄所形成的基金)中,投保率预计要从二00五年的23.5%提升到二0一0年的80%。8亿人民中有80%的农民受这个医疗保险制度所保护,这确实是一个远大的社会改革目标。
目前已有四00多个实验县,引进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最终目标是要在五年内让全部一八00个县都引进这个保险制度。可以保障老年生活的养老年金投保者人数,也预计在这五年内增至五千万人。
为了解决农村问题,在第11次五年计划中提到,要让民工可以在都会区定居。对于农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有严格限制的户籍制度,也将获得松绑。雇用民工的大型产业,势必需要训练这些民工,让他们习惯都市生活。
但另一方面,都市的年轻人失业率却意外地高。这是因为来自农村的移民与都市居民抢工作的缘故。都市居民激增的话,塞车、住宅开发、都市垃圾、环境污染等的各种问题都会浮出台面,财政资金负担也会加重。
不过,如果继续置之不理的话,农村与都市的对立将会更凸显,恐会有冲突危机,所以想维持都市的既得经济权益,一定要避免与农村对立。都市与农村的差距要短期修正很难。
在经济成长没有一面倒之前,两者的利害关系并不会造成问题。可是差距愈大,两者的冲突也就愈大,是应该要好好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待续)
摘编自 《再现金砖!亚洲大钱潮》宝鼎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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