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透明化

三位大师看21世纪的致胜关键(2)

华伦.班尼斯 Warren Bennis、丹尼尔.高曼 Daniel Goleman、 詹姆斯.奥图 James O’To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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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位技术是如何在全球创造出更伟大的透明化的?在开始了解这个之前,首先有必要来看一下二○○一年发布的不透明指数。

它的提议者名叫乔尔.库尔兹曼(Joel Kurtzman),在他二○○七年出版的书《全球优势》(Global Edge)中说到,前普华公司(Price Waterhorse Coopers)的CEO詹姆斯.斯基罗(James Schiro)提出了“国家的透明度是否可以衡量”的问题,这个指数是作为对它的回应。库尔兹曼和他的同事推断:即使透明本身无法衡量,但不透明(透明的缺乏程度)是可以衡量的。

这个最终指标估计出,大约五十个国家由于缺乏透明而付出的经济代价。他们从五个领域来评估每个国家:商业和政府腐败情况、法律系统的低效率、经济政策的消极面、财务和政府治理中的不足部分,以及规章制度中有害的层面。

每个领域都有一个得分,同时也有一个总体的不透明排名。数字越大,国家的开放程度越低。在最近一次(二○○五年)的指数中,美国是全球五个最透明的国家之一。

它的总分是21分,落后于得分最佳的英国(14分),另外还有芬兰、香港,以及慢慢赶上来的丹麦,它的总分是22分。在透明榜另一端的是尼日利亚,它是最不透明的国家,得分是60分。

黎巴嫩稍微好一些,还有印尼和沙乌地阿拉伯,它们的得分都是50分。中国的总分颇为公正,是48分。

库尔兹曼和同事认为:行贿、欺诈以及不能执行的合约,还有其他和不透明有关的冒险,“代表了(全球)商业真正的成本”。在他们看来,比起让人色变的自然灾害和恐怖主义,这些频繁的小规模投机作为终究会对经济造成了更大的危害。

“这些(和不透明相关的)投机干涉了贸易,增加了成本,减缓了成长,让未来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作者写道,“这也阻挡了很多投资者。”

在二○○四的一则报导中,佛罗里达对冲基金的投资主管马特.费什巴赫认为,“好的投资关系,关键都是透明—也就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查看和交流的能力。这对一个公司,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来说,都是一样的。”

在评估一个国家的新闻,尤其是与透明度有关的新闻时,记住它的不透明指数是很有用的,比如中国。

尽管共产政权仍在试图控制国内以及与外国的资讯流通,但中国正在走向更加伟大的由技术引导的开放。截至二○○八年,中国已经有2亿1000万网路用户和4700万个部落格。

尽管中国政府一直不辞辛劳的管制网路,比如对流览谷歌网页的人有所限制,但公民还是在通过互联网揭发一些最为令人不安的,中国人各方面的生活情况。

长久以来,徇私受贿的官员一直在为祸中国。二○○五年的不透明指数中,中国的腐败得分非常惊人:65分,这个得分足以让它列入研究中的十个最腐败的国家,包括沙乌地阿拉伯、印尼、巴基斯坦、俄罗斯,以及位列榜首的黎巴嫩,但是普通线民的集体力量摧毁了一些持续许久的不良行为,比如花钱收买员警。

又比如说,在河南和山西的一些煤矿和砖窑发生绑架儿童,迫使其成为童工的事件,中国的一些父母在网路上抗议。二○○七年六月,《华尔街日报》报导了这件事。政府派出了超过4万5000名员警赶赴这些地区,救出了500多人,逮捕了超过150人。

这些父母在网路上发起的宣传攻势功不可没。在家长选择网路之前,有些人已经尝试和当地官员联系,寻找自己的孩子,但有些人被阻挡。但正如一位家长告诉《华尔街日报》的,“我们找到了当地公安,但他们为了保护砖窑老板而选择不帮我们。”

中国新一代电脑知识份子的崛起并没有让所有的中国官员拥护“公开透明”。除了对部落格的内容严加审核外,很多事情都让美国官员议论纷纷。中国政府仍然试图掩盖其难堪的秘密,包括最近由于污染所引发的疾病,很多人英年早逝(每年75万);还有,爆发了在猪身上发现了类艾波拉病毒的事件。

中国仍然严加控制国内的主流媒体,并密切监视国外媒体。除了网路压力,其他力量也使中国更加开放,尤其是中国十分希望能在二○○八年的奥运会与二○一○年的世界博览会上顺利地给西方人留下好印象。

而西方人在铅污染玩具、爆炸轮胎、有毒牙膏、假冒伪劣的糖尿病测试条,以及其他危险的中国输出品事件后,也需要更为透明化的中国。

但是,中国线民和拥有拍照手机的公民有十亿之多,其潜在力量不可小觑,这点即使对一个长期掌控资讯的政府来说也一样。

二○○七年四月,中国推出了公开政府资讯的新规范,要求自二○○八年五月一日起,将有关土地使用、公共卫生调查,以及其他官方活动的资料都公开在网路上。

公民第一次能够向政府部门索取资讯,并在十五天内得到答复。据《华尔街日报》报导,对于威胁“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正常经济运转、社会稳定”的资讯,公民仍不得接近。

中国式的传统作风是,在四月颁布新规定之前,内容绝不能对外透露。但内部人士认为,新规定是(中国走向)开放道路上的一个真正的转变。

香港大学的媒体专家在二○○七年三月对《华尔街日报》说,“这个新法规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资讯的臆断,它让公开资讯成为常规而非特权。”@(待续)

摘编自 《透明领导力:让一切变得简单、坦诚,三位大师看21世纪的致胜关键》 脸谱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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