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14日讯】直到今天，毛泽东的像仍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印在1元、5元、10元、20元、50元和100元的人民币钞票上；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仍然活在很大一部分中国人的心中。如果你去农村说毛的坏话可能会很不受欢迎，甚至还有人会打你；在城市里有些公务员，特别是公安武警系统的年轻人，在中国新年和毛的生日12月 26日会一早就开着汽车去韶山朝拜毛的巨型铜像。他们认为毛是最了不起的伟人，是他打下了江山，没有他就没有中国今日的强大，没有今天的好生活。这些人主要是中共根据革命需要塑 出来的，塑造方法的要点就是尽量让他们少知道真实历史而多知道自编历史。
现在有学者把毛蒋二人说成是家庭出身差不多，都是脾气倔强、性格刚毅、学历中等的人，只是时代造就了两个伟人。这种评判不符合事实，其实两人差别是很大的。
家庭背景和学历差别
两个家庭的文化理念差别很大，两人的早期教育也大不相同。
毛的父亲毛顺生读过2年老书，曾经出外打过工、当过兵、做过小本生意，克勤克俭，积攒了一些钱就回家买田种地。毛父对于儿子的上学并没有特别的重视。毛6岁开始放牛、干农活，到1902年春，已经8岁多才去自家对面的南岸私塾念书，在邹春培老师手下读了2年，后来又在其堂兄毛宇居（有说毛蕊居）手下学了半年。有资料说，毛还在另外3个私塾读过书。毛在学校对老师教的《四书》、《五经》不感兴趣，老师常打学生手板，毛因此逃学，又不敢回家，怕父亲打，10岁时曾有一次在外面乱跑了3天才被家人找回。由于父亲经营谷米生意，贩卖牲猪，急需儿子顶替，所以在1906年至1910年（毛13岁多至16岁多）毛在家务农。
在13岁时毛和父亲发生过2次严重冲突，其中一次是在家里来了很多客人的情况下和父亲对抗，并在父亲追他时以跳塘自杀相威胁。有资料说在1910年上半年，毛还到韶山冲东茅塘一个有秀才身份的堂伯兄毛麓钟老先生的私塾学了《史记》、《汉书》、《通鉴纲目》、《日知录》。不过他后来说，他在小学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如地理、历史或科学都没有学到，也没有学过算术。他说自己收获最大、享受最多的是读旧小说——特别是那些“关于造反的故事”，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一般学校规定不准读的禁书，这些书在他务农休息时也常在田间山边偷着看，因此常使他父亲很生气。在毛15岁时，父母经明媒正娶为他娶了个比他大4岁的罗氏为妻。毛父赚了钱就做大米生意，在离家十多里的银田寺镇开了米店，决定要16岁的毛泽东去掌管，并先去湘潭的米店学徒，毛也同意了。
就在此时，毛的外婆家的表兄（血表）文运昌、姨表兄王季范等劝告他还是要读点书，并介绍湘乡东山学堂是政府办的新学堂，同时还帮他借了钱，这样毛就可以不顾父亲的反对继续上学了。但此时的毛已经16岁多，13岁就长成大人高了，到东山学堂是要读小学五年级，学校不让进，校长询问了一下他的水平，说：“你肯定跟不上班，只会白白糟蹋你的时间。”后来在有人帮助下，校长勉强答应让他试读5个月。5个月后他不能继续读了。
1911年春季在有人书信推荐下，毛去了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并被录取。这年10月10日发生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毛参加了在长沙的共和军，每月军饷7元，伙食只要2元。这样“过了6个月灰心丧气、平淡无奇的军营生活”后，毛决定退出军队，想再读书。但此后又“在长沙没有明确目的地转游了一年”，试着进几所学校都不如意。这些学校有：制造肥皂的学校、法政学校、商业学堂、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这些学校毛都交了1元的报名费，都可以去读，而且有的供给膳食住宿，还有津贴，但毛读不了。原因是，如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大多数课程都用英语讲授，而且学校没有英语教师。后来毛又交1元报考了省立第一中学并被录取，但只读了6个月就退学了。在1912至1913年，毛决定什么学校也不进，自己每天到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什么书都看，住宿在新安巷的湘乡会馆里，因为这里伙食便宜。毛的这种学习方式遭到父亲的反对，并拒绝给钱。
后来毛看到湖南第四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说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他顺利考上了。不久这所学校与第一师范合并，所以说毛从1913年秋季开始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了5年书，于1918年夏季毕业，时年24岁。在校期间他的文科成绩好，爱看报纸，关心时事，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常与几个朋友一起谈天说地，“指点江山，激昂文字”。在毕业前几个月内毛看到了《新青年》杂志，接受了一些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接受了一些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点，并于毕业前（或后）与蔡和森等一起在蔡和森家里成立了《新民学会》。但毛的理科成绩依然很差，英语很差，数学特别差，有时考试交白卷；而且他提出主张不把自然科学作为必修课。
毛有3个通过读书在外工作的表兄：王季范、文运昌、刘霖生。刘霖生（1865-1949） 是清朝秀才，长沙府学员，辛亥革命后在长沙湘团奉榷运局任统计科科长，后来在湘乡县担任过女子职业学校校长、县临时参议员议长，1927年“马日事变”后回家隐居。王季范（1884-1972）在东山书院毕业后考入长沙优等师范学校（湖南大学前身），任教于在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省立一师范、长郡中学等。文运昌（1884-1961）在东山书院、湘乡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书。刘霖生家离毛的外婆家唐家坨只有3里路，王季范家离唐家坨约12里。如果没有这几个表兄帮助，毛就不会去东山学堂，去了也不会让他读，更不能去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 可能也进不了师范学校，中间被校长开除了就只好走人，多门功程不及格也就拿不到毕业证。这样毛就只是一个文化不高的普通农民。
蒋介石的情况与毛有很多不同。蒋的老家奉化处于东南沿海，离宁波、上海、杭州很近，接触的现代信息较多，而且江浙那块在那个年代可 能比湖南更重视文化教育和传统教育。蒋介石的家从其祖父开始由务农改为经营盐业，其父亲蒋肃庵在奉化县溪口镇开了一家玉泰盐铺，经营盐、酒、石灰。母亲王彩玉比父亲小 22岁，是蒋肃庵死了两个妻子后娶的第三个。蒋介石生于1887年9月15日 （比毛泽东大6岁多），从小调皮捣蛋，很淘气，父母和祖父对他的管教也很认真。蒋5岁（有说4岁）时家里就为他请了一个叫任介眉的塾师，7岁开始到一个叫蒋谨藩的人所开的私塾馆又读了三年半，学完了“四书五经”。
1895年7月，蒋8岁时丧父，随后分家，盐铺分给了同父异母的长兄，他母亲带着他和弟妹只分得30余亩田地、一片竹林和3间老宅楼房，母亲只好另开一家小商店维持生计，从此家道中落。蒋12岁时被送到离家100多华里的外祖父家附近一家私塾继续就读，后来是其父亲的表兄陈春泉同情，让他来家与其儿子同读。蒋14岁时娶了比他大5岁的毛福梅为妻，婚后第2年转到岳父家附近又继续读了一年左右。1902年夏，蒋15岁时去奉化县城应考“童子试”没考中，却在县城大开了眼界，知道“戊戌变法”后兴办新学堂，在奉化已有三、四所，于是向母亲请求要去“洋学堂”。
1903年，16岁的蒋进了县城的凤麓学堂，有英语、数学等课程。因为闹学潮顶撞了校长，蒋于1904年转到了龙津学堂，这里有2个日本教师，蒋改学日语。1905年，蒋又转到宁波市箭金学堂，该校主讲叫顾清廉，是个学贯中西的老生员，他关心时务，思想新潮，鼓励学生留日学武，跟随孙中山，这对蒋影响极大。1906年1月，蒋又返回奉化龙津学堂学了几个月日语。1906年4月自费赴日准备进军校，到了日本后才知道：清政府已经与日有约，只有经清政府陆军部同意和保送者才可入日本军校，故蒋只好转进东京的清华学校学习日语，1906年冬季回国。这时正好陆军部在保定创立陆军速成学堂，每省招40人，浙江省除了26个保送者外还有14个名额可由1,000多个考生竞争，蒋如愿录取。1907年冬，该校挑选 60人赴日深造，蒋在其列。1908年春赴日（有说是1907年春），注册进入东京振武学堂，1910年 11月底毕业，后入日本陆军见习一年。赴日期间，蒋认识了陈其美、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
从求学历程看，照全部社会人口按上中下评价，毛的天分只是中下或中等，而蒋算是中上或上等。
毛泽东的一些特殊品质和性格特点
先看一些事例：
毛从小就有一种不顺从、有反叛的性格或意识：他在读私塾时，对老师所教的四书、五经没有兴趣，只喜欢水浒、三国等不让学生看的“坏书”，特别喜欢看水浒这种颂扬造反的小说，后来对自然科学、数学也一直没有兴趣，还坚持认为不应该作为师范学校的必修课。他对老师不尊敬，对父亲不孝顺。在13岁时曾和父亲发生过2次严重冲突，其中一次是在家里来了很多客人的情况下和父亲对抗，并在父亲追他时以跳塘自杀相威胁，而在父亲退就他以后，他心里感到一种 胜利的喜悦，而不是自责。这样与父亲严重对抗的孩子在当地叫“横崽子”。有资料说，毛从13岁至16岁多辍学在家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父亲生气，对毛感到失望。
毛在去东山学堂的路上，当他听到在那学校读书的小个子学生说，对打学生的老师不敢反抗时，他坚定地说：“假定我是你们，我就把他杀掉！”【萧瑜：《我和毛泽东行乞记》，新加坡明窗出版社1988年第二版，P.19-20】。
毛在东山学堂试读了5个月后，只是因为在关于《三国演义》的一个小问题上历史老师和校长都不支持他的观点，他就向镇长写了一份请愿 书要求撤换校长【Dick Wilson:《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第20页】。所以学校没有让他继续读下去了。
毛在长沙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看了报上登载的南方反清起义和孙逸仙从事革命活动的激动人心的报导后，他在“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上的‘揭示栏’内”，提出要“孙逸仙当共和国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后来他自己承认说，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差别”（指君主立宪派和革命派之差别）。与此相似的有：1958年，他发动全国全民大炼钢铁，劳民伤财，损失惨重，到最后他说自己原来并不知道炼铁还要用焦炭。一般的农村孩子进了大城市都不会随便发表意见，更不会写成文章外贴。
1917年，毛在一师范读书期间，“有一次在第一师范与耶鲁预备学校（由美国耶鲁大学资助）进行足球比赛时，毛突然从观众中跳起来大喊：‘揍这帮洋奴！’”。
毛在早年特别反对个人的压抑，他说：“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可惜在他掌权以后所实行的正好相反。实际上他的根本意识就是：他自己是不能受压抑的，其他人都可以。
毛在湖南一师范读书时也常不遵守校规。书没有老老实实学好，却雄心勃勃，高谈阔论如何改造中国，改造世界。1915年，毛带头发起驱逐校长张干的运动，学校决定开除他。有资料说在张干决定开除毛以后，是因为袁吉六（1868-1932）老先生去找他的好友谭延闿（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一师校董）向张干说情才撤回开除决定的【《潇湘晨报》2007.07.29，第7版】。袁吉六是毛泽东的老师，更是王季范是同事。王季范是毛的表兄，1911就进入湖南一师范任教，不久后升为学监。
毛在一师范期间还写了一首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最后一句反映了毛的独特意识。
由于毛从心理深处就拒绝接受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没有自己的是非标准，而且直到他离开湖南一师范时，脑子里也并没有多少系统的知识，也没有慎密的逻辑思维习惯，所以在看了《共产党宣言》等3本书以后就立即“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P.131】。这就好比一瓶墨水泼在白纸上，立即变黑，永不褪色。我相信，毛一定是把《共产党宣言》当成了至高无上的“天书”，毫不怀疑它对历史的解释，相信书中每一句话都是他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指南。相比之下，西欧各国那些最了解和接近马克思的人，始 终没有几个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很多大知识份子也都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些人中除了出国和去了台湾的以外，留在国内的几乎都被毛整得很惨！很多投奔延安的知识份子也多数没有好下场。
毛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总是严格照办、不打折扣。如1923年5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农民运动的指示，就是要求在农村建立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政权，毛是主要的执行者。他也不想一想：这样做是否合理、是否能够坚持下去、是否能让农民真正得到好处？他可能简单地认为，共产国际——此乃全世界最高级别的机关，它的指示当然都是正确的。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么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提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娇枉”。毛后来还提出“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轰轰烈烈、无所约束的农民运动杀了很多“土豪劣绅”和西方传教士。最后当然是招来了“敌人的反扑”——湖南的“马日事变”反过来又杀了上万农民，因此在农村造成了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谁也没有得到好处，大家受害。毛泽东的农民运动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差不多，都是祸国殃民。不过在毛夺得政权以后，在强大的政权和武力威胁下，他再次进行农民运动——土改，当然成功了。不过从此破坏了财产私有的观念，生产一直搞不好，改革开放主要是部分恢复了私有财产观念。中共对“土改”至今毫无反思之意。
毛虽为师范毕业生，实际上并没有教过几个月书。在他当教师几个星期后就有很多怨气了，他写道：“诸君！我们是小学教师。我们整天的教课，忙的很！整天吃粉条屑，没处可以游散舒吐。这么一个大城里的小学教师，总不下几千几百，却没有专为我们而设的娱乐场。我们教课，要随时长进学问，却没有一个为我们而设的研究机关。死板板的上课钟点，那么多，并没有余时，没有余力，——精神来不及！——去研究学问。于是乎我们变成了留声机，整天演唱的不外昔日先生们教给我们的真传讲义。我们肚子是饿的。月薪10元、8元，还要折扣。有些校长先生，更仿照‘克减军粮’的办法，将政府发下的钱，上到他们的腰包去了。”【《毛泽东早年文选》（1912.6-1920.11）P.376】在这里足可见毛的超级造反派精神。要是1949年以后在中国老百姓中出现这种人，那就不知道批判成什么样了，可能死过几遍了；就是到现在也很难找出这种素质低劣的人。从这段文字也可看出毛当时的语文水平不高，比起现在公开发表的低得多，令人想起可能很多是经别人加工过的。
从以上事例可见：毛从小就没有学好该学的中国道德伦理，不孝顺父母，不讲道理，没有修养，不安于正事。他常在自己心里并不明白的情况下就发表意见，高谈阔论，反映出一种鲁莽、盲动的性格，或者说是“大炮”、“猛子”性格，喜欢胡来。
长期以来，由于中共有意塑造伟大英明正确的领袖形象，由于大规模的造神运动，由于广大老百姓的封建臣民意识，所以见到的关于毛的资料多数是不真实的。例如在毛进湘乡东山小学堂的介绍就有多种完全不同的版本，有的显然纯粹是瞎吹。
掌权以后的毛对教育的摧残
毛掌权以后，就凭他那师范生的资格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任意摆弄开来。
先是将学校主要的外语由过去的英语改成俄语。毛不以为、也不知道学英语有什么重要，也可能是为了讨得斯大林的欢心；也可能就像他认为基督教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宗教一样，认为英语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语言吧。这一改就使得大陆几代人没有学英语，以致于像现在的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等中央的高学历官员都不如台湾、香港官员那样会说英语。现代世界的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医学等等各方面的资料大多是英文的，不懂英文就差了一大块。所以毛泽东在学外语方面的这一小小改动，实际上使中国各方面停滞了几十年，影响深远。
毛一贯认为学生不必读很多书，像他一样就行。他对于原有的国内大学很不满意，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的学校。在毛的这种认识影响下，在 1958年“大跃进”开始阶段，全国一下子就出现了很多“红专大学”。这是区别于旧大学使学生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新型学校。如有报导说：河南省遂平县10个基层公社1958年8月底就创办了红专综合大学、半耕半读综合大学、水利工矿专科学校、业余农业大学等570多所，学员10万余名，基本上做到了每个社员都进了大学。河南省南阳地区共办“红专大学”3,000余所，入学人数达到130万人。湖南省也差不多，县城里到处都是“红专大学”。本人就曾经有一次走了进去：这是门口挂着一块写有“红专大学草鞋系”牌 的小房子，我进去看见3个老农民在打草鞋，一人一条长凳，旁边放着一把稻草，3个人都聚精会神地各自编织草鞋。类似的情况还有：红旗食堂挂有“红专大学烹调系”牌子；老旧的人工染布的作坊挂着“红专大学印染系”的牌子，还有“红专大学体育系”，居委会也都有红专大学的牌子。这完全是对全世界现代教育的亵渎！是毛泽东对他过去进不了的旧大学的仇恨的发泄。我相信这与毛泽东的轻浮、狂妄、爱吹牛皮的性格不无关系。只有像毛泽东这样进过北京大学（1918年9月-1919年2月之间毛曾经在北大图书馆做过打扫卫生和整理书刊的工作）的革命者才会知道大学下面是分系的，一般革命者就没有这种学问。
在毛的思想指导下，文革以前中国学校的教育方针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 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在大学里都有大幅标语写着。
毛于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讲话中说：“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16、7年，20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作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姊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高中毕业后，就要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2年书就成了。大学如果是5年的话，在下面搞3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这以后，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大学、中专当年就停止招生了，在校学生“停课闹革命”，接着全国的中学、高小也都全面“停课闹革命”。到1972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学生只要推荐不经考试，这些人进大学就是“读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当时学校的情况可举一例：湖南财会学院在招生后第二个学期结束时，学校提出要考试《初等数学》，激起一片反对声，学员贴出大字报说学校领导“迫害工农兵学员”。直到 1977年底才又恢复高考，大学、中专重新开始招生。现在正在工作岗位上的人，大多是当年的大学、中学或小学生，他们的学业都受了影响。
1966年，毛对其侄儿毛远新说：“讲原子物理，不必从最早的那个学派的理论讲起。你们这样子，10年也毕不了业。”
毛的这一句话最充分地反映了他的无知、狂妄和对任何科研项目的毁灭性破坏力。他以为什么尖端科学都能像他在一师范那样认识几个字就可以高谈阔论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科学的学习和研究都是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首先就要尽可能全面掌握本专业人类已有的研究成果，研读大量资料。在现代科研中，只有那些吃得苦中苦、而且很有天分的人才能取得成果。毛只看重普通的劳动，认识不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
毛对于教育的一些胡言乱语让我感到：有一张没有学到真实学问的假文凭的人当大官，会比没有文凭的人更坏事。彭德怀就比毛强很多。现在大家都清楚，即使是教哲学、文学、历史的老师也必须看大量的书，查很多参考资料，必须进图书馆，就必须有大洋楼藏书，到农村哪有这些条件？事实上，按毛的指示到乡下办 的红专大学读了什么书呢？真按毛的指示去做，历史只会倒退到原始社会。
按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去培养的毛岸英能有多少真才实学吗？我看也不会比金正日强多少，很可能还差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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