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界有一种倾向，就是有些不道德的干部，将许多股东所委托的资金当做自己所专有的东西，任意运用以图个人的私利。

因此，公司内部就好像成了罪恶的渊薮，公私之间的区别也没有了，秘密行动到处活跃，这种现象真令人痛心叹惜！

本来，商业和政治比较起来，应是机密较少的活动；只有银行的工作性质必须保有几分秘密。譬如：谁贷款了多少？以什么做为抵押？这些事在道义上是应该保守秘密。

又一般的买卖，应当是以诚实为主，但是，一个货品以多少买进？应以多少卖出？其间的利益多少？也没有必要特意地对社会到处宣说，要言之，只要没有不当的事，缄默不说也不一定在道德上就构成了不妥的行为。

除此而外，如果明明有的东西却故意说没有，而明明没有的东西却反说有，这种纯粹是欺骗的行为，就必然是不好的。因此，道道地地的买卖，可说完全没有什么机密可言。

然而，征诸现实社会则不然，公司里依然有那种不必要有的秘密却被人当成秘密来看待，而应该保有秘密的地方，职员却利用来做自己的私事，何以如此？我可以毫不犹疑地说，经理用人不当。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只要有适当的人选来担任经理，这个祸根就会自行灭绝呢？然而，使人才各得其适当之位，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像现在，没有资格当董事或经理却占据其位的人也不少。

譬如：有人为了拥有一个公司的董事或经理的头衔，而以不管事的方式在公司挂名，也就是取得一个虚荣性的董事之职。他们浅薄的想法固然应该受人唾弃，但他们的欲望那么小，纵有什么危害，大概也不值得担心吧！

其次，又有一种好好先生，却没有一点经营事业的手腕。这样的人一旦担任董事，既没有能力辨识其手下能力的好坏，也没有眼光查阅账簿，于是，不知不觉之间，就为手下职员所蒙骗，虽然错误不是自己造成的，但终于不得不陷入无可挽救的困境。这比前者之罪虽然稍稍重一点，但两个董事显然都不是故意要作奸犯科。

然而，尚有一种人比前二者更严重，他们身为董事，却一心想利用公司，把公司当做自己获取荣华富贵的踏板，或者，他们所以担任董事，是为了把公司当做自己图利的机构，像这种罪恶简直不可饶恕。

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诸如，以股价不抬高就不便经营为由，做假账以显示虚伪的利益，行虚伪的红利分配，虚缴股票价款，以一手遮天的方式引股东上当，这种作法，分明是欺诈的行为。

不过，他们这种卑劣的手段尚属小巫，还有更罪大恶极之徒，如挪用公司的款项来投机，或投资自己所经营的事业，这简直和窃盗没有两样。

总而言之，所以会有如此这般的坏事发生，还是缘于缺乏道德修养之故。如果公司的董事能诚心诚意忠于事业，自不会做出这等危害公司之事，也不会造成如此不可挽救的错误。

我自己经营事业，一向本着合理的态度和对国家有贡献的心思。纵然有些事业微不足道，或自己所能获得的利益不多，只要是对国家有贡献，且经营又合理，我都很乐意去经营。

所以，我常将《论语》看做是商业上的“圣经”，在经营时，绝不敢逾越孔子之道一步。而我对企业经营的见解是，一人得利不如社会大众蒙惠。

为达成此一目标，我就必须一心一意将我的事业经营得很稳固，且生意发达兴隆。福泽先生有言：“读者不多，著书效果不大，故著者执笔，当本着造福自己一人不如国家社会蒙利的信念。”此教训我犹谨记在心。

而企业界所要把持的理念亦然，除非对社会多数人有益，否则就不算是正派经营的事业。纵然事业有成，如果仅使一人成为大富豪，而社会上大多数的人却陷入贫困的地步，这将是如何悲惨的情景啊！

因此，不论一个人累积有多少的财富，如果没有其他人的配合，其幸福焉能持续不断呢？所以，我们要追求致富之道，必以谋求国家多数人致富为根本。 “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参以定之。”(《左传》) @(待续)

摘编自 《论语与算盘》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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