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13日讯】文化方面

中共掌权以后，对中华文明和文化的摧残是最让人痛心的。

1949年以前，乡以上政府官员都是经过政府选拔、有一定文化的人；乡以下的保长、甲长是下面选举出来的，总能挑选名声较好的人出任。很多家庭拥有藏书，那时有文化的人社会地位很高，家族出现什么纠纷总是请本族的文化人出面调解就可以了，以前很长时间也根本没有什么警察之类的公务人员，居然社会和谐太平，大家安居乐业。中共上台后，以前的官员都被赶下去了，按共产党政策规定，保长以上就算“历史反革命”，土改中乡长、保长很多毙命了。土改上台的村级和乡级干部基本上都是没有文化的贫雇农民，其中有些人是过去的“二流子”，品行不端。在土改中，地主家里的书籍字画全都被毁了，有的烧了，有的书被农民拆开反过来订成本子给小孩作大字本。

1958年搞公共食堂时，各家各户紧急搬家又丢弃了一批书籍。我和一个姓赵的家乡老人聊天，他说1958年自己曾经3次挑书到约十里远的合作社去当废纸卖，总共57斤书。我自己知道邻居家有一本很厚的《家庭百科全书》没有逃过公共食堂一劫。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破四旧，立四新”，就是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因为当时业已造成了一种极左狂热的气氛，每个人都宁左勿右，所以只要是过去的、不是毛主席支持过的东西就宁可烧掉。 一时间，不知道烧了多少书籍、字画、衣物、艺术作品，打碎了多少古玩、玉器、艺术雕刻、宗教菩萨和宗教道具，因为每个人都担心自己还有哪一样“破”得不够，万一被红卫兵发现了不好办。在农村也一样，每个生产队都当作一项政治运动高度重视，将人们过去苦心珍藏的书籍、字画和各族家谱都集中烧掉了。以致后来重修家谱时，有人看见别人居然还留有过去的家谱感到很惊奇。共产党对中国古代文化都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他们根本不认为书籍字画有什么留下来的必要，他们心中只有革命、苏联、马克思等概念，从1919年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中的“批林批孔”，就是他们一贯立场的反映。曾有一首批林批孔的歌小学生都会唱，歌词是：“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一心想复辟……”。

过去中华民国的高级官员都学历很高，很多是留学英美的，地方官员也学历较高，德才兼备；教育系统学者专家很多，学风浓厚，很少受到政政治干扰。而中共上台以后，毛泽东根本不知道原来那些专家学者有什么必要，而是像历史上的皇帝一样对战争中过来的军官论功行赏，各就各位。以致中央和各省各部官员大多是农民出身的军人。其中陈云曾经在上海一个店内管过账房、会打算盘就算是了不起的专家了。而且他们在很长时间内都以外行自居，很多人就是因为表示过“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类似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

中共对欧美系的知识份子大多不信任、怀疑、敌视和迫害，没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其中很多人被划为右派。很多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本是国之瑰宝，但大多被毛泽东糟蹋了。中共执政60年来也没能培养出很高水平的人才来，倒使原有的学术大家失去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毛泽东对学校教育的搅浑和瞎折腾严重干扰了几代中国人的文化教育，很多读书时受了影响的人现在正是公务员，这对社会的各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共产党和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是完全不兼容的。

江泽民在位时抛出“三个代表”，说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全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的历史说明正好相反。

支援世界“革命”

毛泽东夺取政权以后，毫不顾及国家利益，立即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立场向苏联“一边倒”，一头栽入 斯大林的怀抱。1950年，毛泽东只想到世界共产主义早日实现而不顾中国自身利益，不顾人民死活，执意参加朝鲜战争，与联合国军作战，结果以30多万中国青年的生命保住了金日成的独裁政权，使北朝鲜二千多万人民50多年来一直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同时也使中国在世界上孤立了几十年。1960年代的援越抗美战争也是一样。对柬埔寨、老挝、印尼、马来西亚、缅甸等国家的出兵和秘密颠覆活动，实际上都是为共产党、毛泽东“尽国际主义义务”。其中光是在印尼支持以艾地为首的共产党，就招致50万华人被杀，很多华人被迫回国。对马来西亚游击队的支持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还在湖南省益阳地区建立了马来亚之声广播电台。毛泽东将自己的全部“革命经验”传授给了柬埔寨红色高棉的总书记波尔布特，这位先生不愧是毛的好学生，全盘照毛办事，结果是执政3年多，造成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国民丧命。1979年3月，中共发动的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实质上不过是由于同年一月越南支持洪森部队开入金边消灭了红色高棉，这使邓小平这个共产党死硬分子如丧考妣、气急败坏地不惜用中国人民的生命去“教训越南”，以为红色高棉出气。不知有多少万中国青年在这次荒唐的战争中白白丧了命，至今也说不清敌人是谁。

中共还与前苏联紧密配合，组成社会主义阵营，在南亚、中东和非洲大力拉拢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支持阿拉法特，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支持非洲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支持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为了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是真正为了中东和非洲人民的利益。而在非洲和中东，由于有些国家发展程度不够，急于独立后原先已经有些起步的民主政治建设受挫，独立几十年来腐败严重、宗教派别互斗、政变频发，很难摆脱贫困和混乱，实际上非洲和中东人民并没有从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军事和物质支持中得到真正的好处。

中共竭力从国内输出粮食以支援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这也是造成国内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的原因之一。例如：1958年9月22日，中共宣布承认刚刚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1960年5月17日，毛泽东接见阿政府代表团，随后中国“向阿方提供价值7,000多万元的各类援助”。当时中国的外汇主要靠出口大米赚取，国内大米的价格是每斤0.08至0.13元（1斤=500克），按0.10元计算，7,000万元可买大米7亿斤。在1959至1961年间估计饿死了5,000万人。7亿斤大米分给5,000万人，每人可得14斤；如果每人给30斤就可以不饿死，7亿斤大米就可以少死2,330万人。

中共的对台政策

中共在台湾问题上一贯横蛮不讲理。本来就是中共在苏联的培植和帮助下，把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从大陆赶到了台湾，但也并没有消灭它，这就形成了两个政权，两个中国，至今已经整整60年。中共一直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以前总是说要武力解放台湾，现在也还是要在强大武力威胁下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就是要求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向中共投降，不然就打，根本不考虑2,300万台湾人民的意愿。

在李登辉和民进党执政期间，中共威逼台湾投降的态度更是咄咄逼人。中共利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处处限制台湾的生存空间，不惜重金收买台湾的邦交国。1996年，仅仅由于李登辉到美国参加其母校校庆，中共就以向台湾周围海域发射导弹相威胁，大有武力攻台的架势。

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发生后，口口声声“血浓于水”的江泽民答应给台湾的捐款竟是区区5万美元、10万美元；而且向全世界宣布，凡是要给台湾捐助钱物的都要经过中共手下的大陆红十字会，俄罗斯大概是没有听江泽民的话吧，俄国的救援飞机就没有被准许过境中国领空，而是绕道海参崴到达台湾的。

在中共武力威胁和政治孤立双重压力之下，台湾人民，包括1949年以前去台的台湾人民自然会有人考虑放弃“中华民国”的牌子，换个国名以图生存，这是被中共逼出来的。但中共却以一个个“制造两个中国”、“分裂祖国”、“搞台湾独立”、“民族罪人”的帽子直往人家头上扣。实际上分裂祖国的民族罪人就是共产党、毛泽东，正是他们在1931年11月7日这个苏联国庆的日子里在中华民国的国土上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来于1949年10月1日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了“两个中国”的局面。当时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们根本不在乎一个中国，还是几个中国，他们一心追求的就是那个“苏维埃”，就是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为什么中共现在就这么认真计较起来了呢？我看绝对不是现在真正考虑到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根本利益，而是中共仍然死抱着那个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没有放弃，不能让台湾落入资本主义阵营成为“不沉的航空母舰”。

中共现在设计的解决方案就是照香港那样实现“一国两制”，但台湾人民绝对不会答应，他们怎么也不会接受一个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所以现在中共如果仍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不跟上世界民主政治潮流，就不可能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只有大陆放弃共产主义实行民主政治，两岸才有统一的可能。否则还不如保持现状，和平竞争更好。

中共的改革开放

在1976年毛泽东死后，揪出了四人帮，当时“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社会封闭，与世隔绝，人民生活非常贫困。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执政了27年，屠杀了上千万人、饿死了几千万人、折磨了几亿人，严重摧残了中华文化，扭曲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各自危，互相防备；并且使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迅速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西方不但“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走下坡路，反而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好，而且在亚洲还出现了“四小龙”。

这时摆在中国面前的道理很明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经济模式不好，而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经过长期的历史证明很好；马克思主义是完全错误的。

在当时最正确的改革方案应该是：对进行了几十年的共产主义试验大胆地作彻底否定的结论，重新走中华民国的资本主义之路！这就需要一个在当时握有实权的大睿大智的领袖人物，可是中国没有！而苏联和东欧诸国都顺利转变过去了。

当时中国老百姓都受共产党牢牢控制，不敢说话，只能任其摆布。而且由于几十年来共产党的洗脑宣传，国民的思想完全是中共塑造出来的，很多人真正相信 “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处在资本主义的‘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多数人认为离开了共产党就不行，相信中华民国很坏，西方资本主义不好。所以假如有人带头反共，回应者必少，而且很快就会被群众抓起来，甚至被打死；掌握政权和军权的中共更不会容许。就在这时，一个跟毛泽东一路走过来、思想立场最接近毛、只是有些方法上与毛有异的人出现了，这就是邓小平。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说过：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暂时还不会打，可能还要7、8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就要利用这段时间把经济搞上去。意思是只有经济搞好了才能在今后的“三战”中打败资本主义阵营。他选择了既能肯定马恩列斯毛、肯定共产党的光辉历史、保住他们既得利益、保住他们子子孙孙的特权、保住共产党的统治，又能发展经济以保住社会主义政权、增强社会主义实力的改 革开放政策，即不改政治、只改经济的路线，也就是“吃资本主义的药，治社会主义的病”的办法。后来实施的主要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迁就一下农民多年来的愿望实行包产到户；学习台湾蒋经国总统于1965年设立高雄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的成功经验，打开国门，在沿海城市建立出口加工区，让农民外出打工；引进台湾、香港和西方先进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建立“三资企业”，改造国营企业；在经济领域由过去的严格 计划经济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开放房地产市场，由过去的计划分房改变为自由购房。

即使是这样小步的改革，邓小平还是小心翼翼、遮遮掩掩，尽量为共产党辩护。例如：他不是直说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好，而是诡辩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样逐渐扩大市场经济的比例。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安徽小岗村农民为了自己生计，冒着被批判斗争的风险，先暗地里搞联产承包，党中央一直都是顽固地站在反对的立场上，只是到最后才得到了邓小平的同意。实际上几乎每个农民心里都明白：只有分田到户才有出路；但中央那些中了马克思主义邪毒、和毛一样不顾人民死活的大官就是不明白，是他们一直在阻碍生产力的解放。

在改革以前，农民根本不能擅自出外，探亲也必须有大队（相当于村）的证明。那时不许私人经商、开餐馆、开旅社，更不能办工厂，一切都是国营的。即便是种点菜、做点买卖也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受到批判。9亿农民就守在非常有限的土地上，实行集体出工、评工计分，从年头到年尾几乎天天出工，还是缺吃少穿，越来越穷。那时没有化肥或很少化肥，没有电力，没有农机，化纤织物也不多。

随着政治气氛逐渐有所放松，一部分胆子大的人开始躁动，试图翻越社会主义的围墙。在开始的上10年中，中共中央一直严格控制，政策常左右摆动，因此很多走在前面的人遭受过批判，有的坐过牢。在这种慢慢改变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实行物资价格双轨制的时期内，高官及其子女捞足了油水，文革中被群众斗下去的中共官员都已复职并得到足够补偿，其子女得到优待安排。

改革开放后，与外国的生意越做越大，钱越来越多，经济形势越来越好，人民生活也提高很快，国家实力越来越强，农民不但不要交税反而有农业补贴了。这下子中共可就够有吹的了：改革开放的成绩足可证明党的英明伟大，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些结论农民大多相信，连那些以前遭受过残酷斗争和迫害的人都对中共有了好感，说共产党能有今天这个样就不错了，历史上哪一个朝代有这么好？旧社会哪有这样的好生活？

依我看，所谓改革开放，不过是中共在原来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向后退了几步，在经济上少搞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少搞了一些所谓社会主义而实行了一些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的成绩，并不是显示了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恰恰相反，正是显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我们沾了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光。因为一方面我们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借用了一点点资本主义制度的好东西，这就像是吃了灵丹妙药一样立即见效，可见资本主义制度有多好；另一方面，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使得没有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西方国家一直保持了快速发展，使得他们能有那么多先进的技术、那么多的资金和广阔的市场，加上我们大量廉价劳动力，才能在中国创造高价值，才能为我国打工者提供过去不可能有的收入。而且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国际法规，中国也不可能很顺利地就和外国接上关系，例如孙中山那时候就没有这样的条件。如果没有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向朝鲜、越南、古巴开放会有什么结果呢？

由于中共至今拒不接受西方价值理念和民主政治模式，国家仍然是中共压迫人民的机器，这部机器对于防止独裁、防止以权谋私、防止贪污腐败、防止决策失误、促进发展和繁荣、保护人权、保障公平竞争、保证国家权力平稳交接等等各方面都存在很多很多漏洞、缺口。所以虽然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至今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政治模式和不完全、不规范的半市场经济模式，国家仍是中共驾驭的一台手扶拖拉机；而西方先进国家 就像性能优越的、可以自动驾驶的高档轿车。

现在刚有了几个钱，加上中共的宣传，有些人就翘起来了，“崛起”、“复兴”之词不绝于耳，以为中国和先进国家就差不多了。实际上不过是按照中共一贯的“自己和自己比、现在和过去比”的纵向比较感到很富了，要是和世界各国进行横向比较就会知道自己算老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2007年世界GDP排名，在17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大陆GDP总量排名第四，而人均GDP 2460.79美元，排名第106位。这一年美国人均45845.48美元；台湾人均16606美元，排名第38位；香港人均29649.51美元，排名第33位。在2009年4月IMF公布的2008年世界排名中，中国大陆GDP总量排名第3位，人均达到了3315美元，排名也只提高到第104位。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所有外资企业在中国产生的GDP都是算作中国的，这一部分有相当大的比例；第二，中国的财富分配极不均匀，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工人农 民所占份额很少，按人均计算拥有的财富更少；第三，财富有累积效果，我们每年所剩无几，10年也积累不多；美国人2007年人均GDP是我们的18.6倍，而且他们已经发财几十年、上百年了，其财力雄厚程度我们无法相比；第四，先进国家掌握着科学技术的高端产业，引领世界潮流，而我国主要是低端产业。

前些年来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优势就是价廉物美、数量庞大的劳动力，现在农村出外打工的已经达到2.5亿人，城市里原有失业的、下岗的也不少。特别是早年出外的农民，这是在毛泽东时代特别塑造出来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人权不人权的，在外面受到城里人的歧视甚至欺负，也很少计较，并没有要和别人争取平等的想法，知道没有什么组织或什么个人会帮助他；国家政策规定的劳保、退休、探亲、最低工资、最长工作时间等等都不惠及他们。甚至由国家控制的铁路部门早些年还在一年一度的农民工中国新年回家时残忍地宰他们一刀——中国新年火车票大涨价。对此农民自己并没有表现出反对、抵制、抗议的声音，甚至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是一些有正义感的人发起呼吁后才取消中国新年火车票涨价的。

但是人的要求总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国家政策也在逐渐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打工者也因为在外见识多了逐渐有了起码的人权要求，这样就逐渐提高了企业的劳力成本，降低了利润，所以一些外资企业开始向更有劳力优势的国家转移，中国的劳力优势也就会逐渐丧失，这也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

世界经济形势也会不断变化，以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先进国家的产业转移。这种转移是有阶段性、不均匀的，所以我们的机会也是不固定的。过去有效的政策以后不一定有效。

此外，中国在与先进国家的交往中明显的有大量侵犯知识产权现象，这样做在经济上、技术上占了很大便宜，这也是中国发展很快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但因为不接受国际理念、不遵守国际规则，不讲信誉，以后总会吃亏；更重要的是，因此一来，国内自己的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调动不了人民搞创造发明的积极性，会严重影响到本国的科技进步。故这种局面决不可长此下去。

当前的中共：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

胡锦涛在2008年12月18日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就像公布他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公布了30年来“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主要就是终于搞清楚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共党刊《求是》的文章说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十分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当然很难搞懂，一般人是搞不懂的。当年林彪说过：“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毛泽东后来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毛这么说，他当然认为自己是党内为数不多的真懂马列的人之一。可是后来很多人都认为毛并不懂马列，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胡锦涛又说经过“创造性地探索”才终于搞清楚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说明胡锦涛已经认为自己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者了，而毛泽东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正是他理解不对才铸成大错。如此看来，中共党内每一个在位的领导人都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下台以后就不是了。毛泽东如此，你胡锦涛不也会被下一任否定吗？这样下去还有完吗？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其实答案很简单：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是一个宝贝，不是真理，而是一种邪教，是一个万恶的潘朵拉魔盒。所以只要你信仰它、并以它作为思想指南、作为精神支柱，那就不管你怎么理解都是错误的，都是误入歧途。中共并不是到毛泽东晚期才走错路，而是一开始就错了，现在也仍然走在错误的歧途上，如同仍在梦游！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四期刊登了董德刚的题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的文章，文中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有7,000多万党员的大党，中国作为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必须有一个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否则，必然是一盘散沙，党将不党，国将不国。这个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创新成果）。”“假如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分裂，我们国家就会陷入混乱……”。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是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可是必须是经过历史实践验证过的正确的主义才行。中共早年壮士夏明翰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但马克思主义就是不真，夏明翰的头白砍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说就是错误的、荒唐的、骗人的；在马克思的故乡，在欧洲各国，马克思主义早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在中国和世界的实践也完全证明它是制造矛盾、分裂族群、危害人民、破坏生产、使社会停滞和 倒退的祸根，就是一种邪教，怎么还能用它作为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呢？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走到了只能靠邪教来支撑的地步，还有什么可救的呢？

现在国内有很多研究生、大学教师和宣传官员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写出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是极尽所能地渲染皇帝的新衣如何如何艳丽多彩、巧夺天工，吹术过人者，“博士”定拿。

自从1918年前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来，它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文化造成的损害真是罄竹难书：它使中国从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强行转移到共产主义道路；是它引起的国共内战死亡了几千万的中国人；在中共建国后的前30年中被枪毙、斗死、打死、冤死、饿死的人大约一亿；它对中华文化的严重摧残和对国民教育的严重干扰将影响久远；中国从现在这种僵局、乱局过渡到以后必然要去的自由民主社会不知还要付出多少代价。@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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