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13日讯】中共的建立和早期活动
现在可以看到的历史资料表明：中国共产党政权完全不是中国历史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由外国人带着外国的种子在中国土地上强行种植的结果，而且所用的底肥和追肥也是外国的。
在1918年3月俄共（布）七大会上，列宁说：“……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 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我再说一遍，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但在欧洲并没有如他当初企盼的那样，在他发动“十月革命”夺权以后，各国无产阶级就会跟着发动革命；而且他在欧洲各国“引爆革命”的努力也毫无效果，所以列宁只好把目标转向中国。他根本不顾中国的国情，不顾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只是为了他那罪恶的目的，采用欺骗宣传和直接派特务发展组织的卑鄙手段，一定要把中国拉向他一边。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进步人士都认为必须学习西方，无论是改良派、君主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承认这一点。日本就是学习西方成功的榜样。中国革命人士在久经挫折后，终于在1912年建立了符合世界现代民主理念的中华民国。但到1919年中华民国还很脆弱，现代工业还只有一点点起步，无产阶级人口远不到千分之一，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也根本不具备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起码条件。可是列宁根本不顾这一切。
早在1919年，列宁的第三共产国际就派了很多人来中国传播共产主义，李大钊接触过的就有：布尔特曼、缪勒尔、 柏烈伟（又名鲍立威、布鲁威、百禄威）、伊万诺夫（伊文、伊法尔）、波波夫、波波塔夫、荷荷诺夫金（霍乐勤）等。他们还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提供了《共产主义ABC》等很多马克思主义读物。1920年3月，有一个叫维京斯基（中文名吴廷康、魏琴、卫金）的率领一个俄共小组来华，先在北京找到了李大钊，后去上海找到陈独秀，组建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还成立了“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 1921年6月3日，为了中共建党，“共产国际远东局”和“赤色职工国际”指派了一个叫尼科尔斯基的23岁俄国青年，列宁派了曾经当过自己政治秘书的马林（原名斯内夫列特，荷兰籍）一起来华，7月23日在上海、其后在嘉兴南湖主持召开了中共一大。参加会议的中国人只有13个，大多年轻，最小的19岁。毛泽东在1942年说过：“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1922年7月16-23日在上海英租界召开了中共二大，出席会议的12人，其中包括维京斯基的翻译——俄国籍华人杨明斋。会议通过了党章、一个宣言和8个决议，其中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这个决议中，附有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21条。从此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完全归共产国际远东局管，是它下面的一个支部，直到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为止。在这21条中有9个“凡是”。后来反映突出、使陈独秀大为恼火的“两个凡是”为：凡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都要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决议都必须执行。可以说，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这个“21条”的卖国性质并不亚于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21条”；不同的是：袁世凯是在日本武力威逼之下拖延了四个多月，才在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后不得已签下条约 的，而中共纯粹是“欣然接受”，毫无顾忌。
中共的三大、四大、五大都有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并作指示，中共六大更是秘密地在莫斯科召开。中共领导人的选定也主要是共产国际说了算。中共的方针政策、行动计划、宣传口号也都是共产国际定下的。中共的活动经费也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在中共三大会上陈独秀曾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中国的共产党人把中国的政治事务全权交给了共产国际和苏俄。有人根据后来解密的苏联档案统计：“仅在1923年到1927年的5年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就达110多次，作出了730多个决定。” 中国的政治事务怎么能让外国作决定呢？一个外国政府又怎么敢公然把中国的国事当作它自己的内务一样管理呢？就是英国对待它的殖民地也不至于这样越俎代庖。这些中共人士也不是不知道在历史上俄国是侵略中国最厉害的强盗。
从以上事实可见，共产党不但一开始就里通外国，而且完全是把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拱手送给了苏俄帝国，自己当了可恶的汉奸、内贼，成了列宁、斯大林扭转中国发展方向的走狗。
1929年的“中东铁路事件”，本是中华民国政府和改旗易帜后被任命为东北军司令的张学良将军决心收回由苏俄控制的从满洲里到绥芬河的国内铁路主权的爱国之举，本应受到中国国民的支持和拥护。可是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向中共发 出指示，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后，中共中央立即发表宣言，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拥护苏联，打倒中国”的标语口号，在东北到处挂起斯大林的画像。1929年9月，共产国际又向中共发来命令说：“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在这一事件中，刘少奇表现得十分卖力，他全力以赴发动和组织工人反对中国、支持苏俄。由此一点看来，1980年5月17日对刘少奇的平反其实不平也可，因为他虽然不算共产党的叛徒、内奸、工贼，却完完全全、正正实实地充当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国的叛徒、内奸、工贼。
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会上，共产国际安排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要打国民党的旗帜，争取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夺取国民党的群众，发展自己。当时的一把手陈独秀不赞成这种做法也不行。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必须像榨柠檬一样，把它榨干，然后丢掉。”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3年5月24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三大发出指示，要求把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放在首位；必须“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院土地并将其无偿地分给农民”；“建立农民自治机构，并由此机构负责分配没收的土地”。毛泽东正就是根据这些“上 级指示”不折不扣地开展革命运动的。他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接着是大力发动农民运动，实行“一切权利归农会”。到1926年6月，农民运动遍及17个省的200多个县，农会会员915万多人。杀了不少“土豪劣绅”，也杀了一些西方传教士。“蔡和森的家乡湘乡县是全国最激进的一个县，传教士被强令离开家里，20多人被农民协会在‘人民权力’的名义下枪毙了。”【 Dick Wilson：《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 P.82】。毛泽东于1927年2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实际上就是他对共产国际的工作汇报。几个月后在长沙发生“马日事变”，运动倒过来又在湖南杀了一万多共产党员和跟着造反的农民。这样一折腾就在中国农村人为地制造了“你死我活的阶级仇恨”。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党员利用国民党员的身份到处开展工人罢工、建立纠察队，周恩来等还在上海组织和发动了3次武装起义，时间分别是：1926.10.23；1927.2.21；1927.3.21。其中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激战后占领了上海。实际上，中共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目的完全不是为了中国工人、农民的利益，而是和所进行的武装起义一样，仅仅是为了颠覆中华民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工厂、农村进行运动的实质就是“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蒙骗人们为共产党的罪恶目标卖命。
由于在1927年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失算，他为了争取国民党左派汪精卫而把斯大林的指示档（“五月指示”）递给汪看了，这才使得武汉国民政府识破了苏俄让共产党员打进国民党内从事共产主义革命的阴谋，知道了中共一直受到共产国际的直接指挥，从而发生了共产党所说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和“宁汉合流”。此后有很多人认为蒋介石杀人太多、滥杀 无辜，在共产党的极力渲染下，很多知识份子因此转向“革命”。
1927年“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后，共产党沿着湘赣边区山脉往南流窜。与一般落草为寇的土匪不同的是，中共有一个最厉害的武器——马克思主义。他们持枪抢夺比较富裕的农民的财产分给穷人，实行“打土豪分田地”。并且告诉他们“革命道理”：你们之所以贫穷，就是因为富人剥削了你们，他们不劳动，专吃你们的，这很不合理，但现在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是要维护这种不合理制度，所以只要你们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推翻这个政府，建立新中国，穷人就可以翻身得解放，做国家主人，以后还会进入共产主义美好社会。再穷再愚的人只要有强人多次当面赞扬，说他如何如何有道理，他就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有道理；说他如何如何伟大，他就会越来越觉得自己伟大。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是很有效果的，“中国工农红军”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在江西、福建的多山地区很快就出现了几万至十几万人（也有说是20万、30万）的军队。实际上红军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土匪，无法无天，祸国殃民。在红军中还有共产国际的代表一直跟随。
在1931年11月7日这个苏联国庆节日里，在中华民国的江西省和福建省的边界区，中共建起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是一个有宪法、有军队、有政府、有首都的完整的苏俄式国家，是第二个中国，首都就是瑞金，当时改名叫瑞京。很显然：共产党多年来在城市里组织工人罢工、起义，在农村发动农民斗地主，挑起阶级斗争，其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改善中国工人农民的境况，而是仅仅为了要在中国颠覆中华民国，建立这个“苏维埃”。
1934年10月被政府军打败以后，红军往西逃窜，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德国名字叫奥托-布劳恩）一直随行。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这个便于接受苏俄援助的好地 方。中共把这一段历史叫作“二万五千里长征”，其目的说是为了“北上抗日”。
共产党是一个世界性组织，它的目标是不可改变的，只要共产党的组织没有根除，它就会抓住机会发展壮大，并最终实现其目标；为了达到目标，他们会采取各种欺骗宣传，利用间谍、特务等各种手段。在这些方面中共都占了很大便宜，很多国军将领和官员的政治秘书是地下共产党员，国民党中央总部和中统特务机关总部都有共产党员，国军的电报多被共军截获，军事秘密都被中共掌握。而共 军的电报一次也没有被国军截获。
在艰苦的8年抗战期间，中共一直没有参与日军的正面作战，一直在保存实力、扩大根据地、争取群众和发展组织。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无祖国”；民族之间的战争，归根到底也是阶级斗争。中共后来在学校政治教学中说过：抗日战争在实质上就是日本统治阶级勾结中国统治阶级对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进行的阶级斗争。所以共产党的基本教义就决定了：它并不在乎什么国家不国家、民族不民族，它只追求削弱国民党，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俄国的“十月革命”也就是列宁利用了俄国在一战末期疲弱不堪时趁机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
蒋介石是对共产主义最有研究、对共产党认识最深透的人。他曾说过“共产主义统治中国之日，就是中华文化毁灭之时”。他看到了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两条道路：一条是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道路，另一条是毛泽东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所以他想在开展大规模抗日战争之前，先解决共产党的问题，曾提出过“攘外必先安内”，提出过抗日战争中要实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军队”。这本来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在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建国方略中就拟定建国分三步走，当时只到训政时期，还没有进入宪政时期，还不能像美国一样实行那么多自由和民主。
在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政府能不能战胜共产党，还不一定；也就是说中国究竟会走西方的民主政治道路，还是走共产主义道路，还不一定。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苏联和美国的态度。苏联是中共的后台老板，始终全力支持中共，特别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苏军完全控制了东北，肆无忌惮地支持中共对付国军，把缴获的日军武器都给了中共；而且苏联与中共之间很多交易是秘密进行的，外界不得而知。而美国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关系却是另一回事。美国的总统、国务卿和多数来华官员都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特殊性质没有深刻认识，只把共产党看作一般政党，他们总以美国的民主标准看待中国问题，对毛泽东关于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的花言巧语和《新华日报》的宣传都信以为真，很有好感；对当时国民政府的腐败和主要伴随战乱而来的混乱落后现象很反感，很厌恶。所以多数美方官员主张将武器和物资援助延安，而不想给国民政府。抗战胜利后在中共坚持不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地盘的情况下，美国强求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蒋介石不答应就被说成是独裁、专制。以至于在1946年7月29日至1948年11月这一战争的关键时段，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实行了全面的武器禁运【（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P239】。美国政府的这些作为在客观效果上正好配合了苏联，一起将中国的发展方向从中华民国的民主道路改变到了苏联的共产主义方向，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有香港学者根据前苏联的解密档案资料研究得出：苏军把缴获的日军武器装备全部交给中共以外，还用火车从苏联运送过几次（好像是3次）武器给中共。在国共战争中，中共的枪炮数量大约是国军的4倍，而且共军的三八枪、七九抢比起美国过去给国军的卡宾枪更适合阵地战。
共军取胜还与他们善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开展农村土改有很大关系。他们对农民大力宣传“革命道理”，用暴力支持贫农残酷斗争地主（从1946年开始的北方农村土改中，一年多时间内就“消灭了”25万地主、富农），没收地主的土地、房屋和生活用品分给贫农，建立起贫农对地主的残酷专政，这样，整个农村就变成了共产党的控制区，还能够为战争提供兵源和军粮。那些斗争地主手上沾了血的人是共产党的最可靠战士。
由于中共历来对历史歪曲宣传、极力渲染，国人大多相信毛泽东英明伟大、用兵如神，相信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依历史规律必然地战胜了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很多学者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失败就是因为腐败、由于杀人太多，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当年马克思主义席卷全球，所向披靡，可见西方民主制度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宣传攻势和阴谋活动，缺乏有效的应对机制，也可以说是缺乏对付 马克思主义这种邪教的机制。
中共掌权以后
中共夺得政权以后，过去为了推翻国民政府而说的那些关于民主、自由、人权、选举、宪政的漂亮话再也不说了，从此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就完全反映其本质了，可谓原形毕露。就像过去在江西、福建当土匪那样，打下并占领了一个村子以后，这个村的一切生杀大权就全在他们的手里了，随便怎么做都行。在真实的毛泽东眼里，人民本来就是没有任何权利的，他们的权利只能靠主宰者赐给：过去靠皇帝给，现在就全由他掌握，人民的财产权、吃饭权、说话权、思想权、选举权等等都由他说了算。中共夺取政权以后，紧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镇反、 土改、肃反、土改复查、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统购统销、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反右、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跃进、反右倾、大炼 钢铁、社教、教育革命、反修、文化大革命、破旧立新、援越抗美、一打三反、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打倒四人帮等等。在这些运动中，多半是以批判斗争开路，弄得人心惶惶，人各自危，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整个国家变成了一部“人们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面对中共的倒行逆施，“人民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
在建国后随即开始的镇反运动中，中共根据苏联的经验计划要杀掉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以镇服人心。在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一月的报告中说，总共逮捕了262万人， 其中判刑劳改129万 人，管制120万 人，处决了71.2万 人，处决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千分之1.31。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之间，甚至更多。如果按150万人计算，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2.78。
在土改中中共任意没收地主的田地、房屋和生活用品分给贫农，并且发动贫农对地主进行残酷斗争，斗死了很多人。斗争手段的残忍程度绝不亚于中共宣传的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还有很多更残酷、更卑鄙的斗法。不同的是：在重庆受刑的是要颠覆中华民国的犯罪份子；而土改中被斗死的却是被划为地主、其实是并无罪恶的农民，这几百万被冤枉斗争和斗死的地主至今还算罪人，没有人敢为他们说半句公道话，甚至现在的计算机游戏中就有“斗地主”的游戏。很多地主家庭早已绝代。
在北方1946-1948年的土改中就有严重的暴力事件，刘少奇在1950年对苏联驻华大使说，在这一年多的土改中“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在南方土改中不知道斗死了多少人。有一种最残酷、最卑鄙无耻的斗地主方法我想在此说出来，这种方法叫作“拉美国胡琴”，就是让地主家的女人跨开胯站到中间，一根绳索穿过胯下，两个男人各持一头来回拉扯。我知道当时有个约20岁的闺女就受过这种酷刑，在另外两个地方也听说有这种斗地主方法。土改中斗地主的那些执行酷刑的人多半原来就是二流子或流氓，这样的人到处都可以找出很多，只要有共产党撑腰，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听说在邵阳地区有一个土改中用猫放到地主家女人裤裆里乱抓的人后来当了县长。
据我所知，在南方农村，1949年以前阶级分化并不严重，贫富差别并不大，我知道的都在合理范围以内，农村社会也相当和谐。在合理的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下，即使是平分财产以后，过了几十年就必然会有贫富差别。一定程度的差别是合理的，更是必要的。从我看到的和听到的看，南方的地主田地都不多，有的家庭人均还不足2亩（合0.329英亩），多数地主不及毛泽东家富裕。因为土改划地主是有政策指标比例的，如5%，8%，没有很富的就拿较富的凑数。我知道的 地主和富农都很勤劳、很节俭，一般没有什么坏名声。所以我认为，过去的地主和富农95%以上都是优秀农民。我问过很多人，他们也都同意我的说法。在我家住的一个大屋里，1950年土改中划出2家富农、2家佃中农、2家中农，我确切知道的是，那2家富农家的生活跟其他4家一样，有一家甚至还差一些，这家富农可能就是因为老人家过去当甲长时抓过偷谷的小偷，这小偷的丈夫后来正是贫协骨干。
在共军于1949年底进入“和平解放”的湖南以后，还没有开展“土改”之前，有些地方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游击队和他们发动的贫协骨干就在每家每户的谷仓上贴封条，过了几 天就“担余粮”，有一户6口人的佃农家庭就担去22担谷（约合1,210kg)。面对这种十足的土匪行径，可怜的农民无可奈何，都不敢吭声，更不敢据理力争。因此造成1950年春夏极其严重的饥荒，以野草充饥，多数人外出讨米。从现在看到的一些当时的地下党员离休后写出的 文章看，他们那时对农村“殷实户”担谷是为了“迎接解放军”和“支援前线”。
在统购统销运动中，中共根据自己随意制定的政策强制收购农民的粮食，不顾农民死活，使很多农民挨饿。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把大批知识份子打成右派，挨整30年，家庭子女跟着倒霉。在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期间更是把每个人的全部权利都剥夺了，强制农民搬到他们指定的房屋挤住在一起，吃着由食堂发给的一份越来越差的食物，听由队长每天训话和安排劳动，稍有不服的轻则不准吃饭， 重则批判斗争，打人是常事，这些农民当时的处境就和劳改犯一样。关于这些做法，共产党自然毫不怀疑其正当性，因为“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农民吃饭的权利是他们赐给的，一天不让你吃饭，只不过仅仅是这一天停止赐给你吃饭的权利罢了；你还应该好好感谢党才对，因为即使是这一天党也并没有收回赐给你的生命权。
毛泽东不愧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运用得最娴熟的。在他的统治下，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的罪恶随着时间的延长而越来越重，阶级敌人的队伍越来越大。原来是“四类分子”、“五类分子”，后来发展到“黑五类”、“黑九类”、“21种人”，实际上大部分人都可以与阶级敌人拉上关系，每一个人都随时可能被划作阶级敌人。土改过了十多二十年，还说地主富农“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对敌斗争也越来越残酷。在文革中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在一些农村，让一些四类分子自己挂着黑牌子、敲着铜锣游垄，要自己喊“我是* * * ”、“我不是人”、“我是牛鬼蛇神”。本来以前是由“革命群众”压着坏分子游的，由于20年来，坏分子早已驯服了，革命群众也懒得走了，所以运动一来就让他们自己挂牌天天去游。黑五类分子还要每个月或每周去公社或大队汇报思想和接受训话。
1970年的“一打三反”是声势最大、气氛最紧张的一场运动。很多“阶级敌人”20年来每次运动都要挨斗，毫无人类应有的起码尊严，估计这次更难过关，纷纷选择自杀。在运动开始还不到10天，* * 县就自杀了73人。这时运动工作队开会，队长作报告说：“同志们！现在阶级斗争出现了新动向！现在阶级敌人改变了向我们进攻的手段——他们现在是以自杀的手段向我们无产阶级进攻！！” （我相信希特勒绝对不会有这样残忍），于是规定每次抓到人都要搜身，要解掉裤带，并严加看守。
在文革中的1967-1968年间，在湖南道县的贫下中农对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家庭实行全家杀绝，父母杀死以后，队上打电话或写信告诉其在外工作或读书的子女回来，然后在路上设卡抓了就杀，有很多是活埋的。我的一个同事说他有2个同学出身地主家庭，那个女的长得很好，都被活埋了；他那里原来有10多户地主富农，全都杀光了。生产队长宣布“生产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据当时在长沙的报导，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杀了5万人，很多死尸丢入湘江，以致几百公里以外的衡阳市也有很多人看见从市中间穿过的湘江水面漂流的尸体。一个湖南大学的家庭出身为地主的学生回道县探家也被杀了。同样的事情听说在广西省也发生过。
有报导说文革期间在广西发生过人吃人的事，我相信是真的。记得报导说，最早是在南宁的一个大学，一个造反派组织将斗死的“阶级敌人”劈开，取其心肝煮熟给大家吃，该组织的一个女学生头头带头吃了，以表明阶级立场站得稳、显示对阶级敌人有深仇大恨（这样做的人可能是显示自己最先进，亦可能是本身有政治上的“弱点”怕别人整她）。后来迅速扩展到农村，生产队将“阶级敌人”斗争后，像杀猪一样杀了煮熟大家分着吃，全部的肉都吃光了。书作者下去暗访时，那些吃过人肉的农民如实说来，并不以此为丑。说是中央派员下去调查过，处理了。但现在仍然封锁资料，说明共产党总还是有点“怕丑”。书作者现在可能还在美国，只要美国议会肯帮助，美国政府拿出勇气来干涉一下“中国内政”，不怕中共以经济手段报复，就不难能让这段历史公之于世。
其实中共大可不必那么“怕丑”，这些现象也可以说并不是中共的丑，更不应该是中国人民的丑，而是那个德国人马克思创造的阶级斗争理论产生的社会效果。故也可以说：在中国文革中出现的人吃人这种最激烈的阶级斗争现象是丢了马克 思的丑，丢了德国人的丑。贫富人口之间本来不存在必须斗争的道理，有史以来，穷人、富人一般都能和谐相处。但共产党实行的暴力土改在农村造成了“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不断激荡 之下，阶级仇恨越来越强烈，“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过了十多二十年，当马克思的理论和当时的实际运动发生共振的时候，“全家杀绝”和“人吃人”的现象就自然出现了。这些阶级斗争的理论 也不是毛泽东自己创造的，而是马克思教唆的结果。就好像红色高棉害死几百万人，不能光算波尔布特的错，而是他的老师毛泽东、他的教授马克思教唆的结果。
孔孟之道提倡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基督教让人忏悔自己、容忍别 人、强调感恩；佛教提倡以慈悲为怀；民主国家力求机会均等、扶贫助弱，所以能够有效化解矛盾，促进和谐。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用于中国实践，就是一味强调和激化矛盾，挑起人们互斗；就是无限放大或捏造地主、资本家、反革命等阶级敌人的“罪状”，再唆使所谓“革命阶级”对他们的罪行实行“零容忍”的斗争，越残酷越好，不残酷就有自身危险，这样自然就会导致上述骇人听闻的残杀，极端情况就是人吃人。
记得在2003年时，中国为建高速铁路要引进技术，究竟是从日本还是从德国引进发生争议：日本技术虽然好，但日本鬼子当年侵略中国杀害了很多中国人，仇恨实在难消，真不想从日本引进。其实是这些人是不明白：几百万日本鬼子所杀害的中国人全部加起来也远远不及一个德国鬼子——马克思所害死的中国人多！
德国人在1999年居然把马克思评为德国历史上最杰出人物的第二名，好气人！这是不是因为马克思害死的不是德国人而是东方人，所以他们不在乎；而希特勒害死的是西方人才算罪人？历史应该揭示真相！
经济方面
中共宣传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可事实不是这样。
土地改革并没有增加农业产量。因为过去的自耕农、佃农、富农和种地的地主都很勤劳，又有技术，地种得很好。土改后，有些分到地的贫雇农民不会种，有的本来就懒惰，种不好。为此中共号召成立农业互助组，作用也不大。1956年毛泽东就开始学习苏联搞农业集体化，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第二年就要进入高级农业合作社，第三年，即1958年就大搞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农民一年比一年辛苦，一年比一年不自由，一年到头，从早到晚，辛辛苦苦，可是地里产量不增反减，上缴越来越多，导致大饥荒，饿死了5,000万人以上。
几十年来，中共一直宣传说导致大饥荒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连续3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自然灾害，二是苏联逼债。这种荒诞的欺骗宣传居然就能骗住可怜的中国老百姓，至今大约还有90%的人仍然相信。我当时就想：在中国历史上，公共食堂办了3年，第一年说是历史上最大的自然灾害，第二年又说比去年更大，第三年更更大，哪会这么巧？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然规律怎么会因为公共食堂而改变呢？显然中共是在骗人。
现在根据中央气象台的资料分析，从全国范围看，公共食堂那几年可算是风调雨顺的3年，根本没有大的自然灾害。
根据现在已经解密的苏联和中国档案资料看，也不存在“苏联逼债”的问题。据网文资料说：当赫鲁晓夫得知中国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惨剧后，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当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华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协商援助事宜时，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但毛一口回绝，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事后，毛对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啥算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补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
导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我认为原因就是毛泽东一手搞起来的5个东西同时出现：“人民公社 ＋ 公共食堂 ＋ 大跃进＋ 大炼钢铁 ＋ 出口粮食增加”。因为：
a/ 当时在农业上没有新技术，没有化肥，没有新品种，没有电，也没有机器，全靠农民认真负责苦干。可是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都不能调动农民积极性和责任心，只是在干部的严厉胁迫下不得已干活，加上瞎指挥盛行，所以粮食很难增产。
b/ 大炼钢铁、修公路、修水利调去很多劳力，影响农业。特别是1958年秋收季节缺乏劳力影响收割，有些粮食没有收回。
c/ 公共食堂是造成大饥荒的重要原因，因为中国耕地面积少，粮食本来就不能敞开肚皮吃。建食堂前家境好的忙时多吃，闲时少吃，精打细算；家境差的只好省着吃。进食堂后，大家一样吃，干部多吃。寅吃卯粮，吃完了就只好挨饿。再者，在南方，一般农户都自己养猪、养鸡、养鱼、种油料作物，能提供蛋白质和脂肪。进食堂后全没了，蔬菜也不多。
d/ 大跃进上了很多项目，增加很多非农业人口，势必增加粮食征购。由于官僚作风，可能增加的征购量远大于这些人在农村时的粮食定量。
e/ 中共出口大量粮食，一要换取外汇以购买制造原子弹的装备和材料，二是支援世界革命。这也可能是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1957年11月访苏时许下15年赶超英国的诺言，1958年钢铁产量要比上年增长一倍，即达到 1,070万吨。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毛听了陈云提出的“发动群众搞土炉子”的建议，先是在全国各个大学、机关、院所建炼铁炉，甚至连毛的警卫员们也在中南海建起了小高炉。眼看还不够，毛又发动全国的农民也参与进来，到处建铁厂，很多农民、中学生都进场，最小的初一学生（可能还有高小生）用手搓煤球。我自己也参加了，是到约八里路远的“矿山”挑“铁矿”，一天挑四次，脚都肿了，饭也吃不饱。我看到的两台高炉是当地农民用红砖砌的，不知道里面是否砌了耐火砖。没有电当然就不能用鼓风机，是用木制风箱代替，每台风箱由四个壮年农民分立两边，喊着号子来回推拿。当时听说厂里有几千人，负责的是一个农民副乡长，我认识，他只读过2年老书。
那时还批判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提出的炼铁要用“大洋群”的观点，而要坚持大搞“小土群”。
有资料说当时每个省都有数百万人参与，最多时全国有9,000万人炼钢。到年底说是生产了1,108万吨钢，后来据说其中有308万吨是不能用的废钢，实际情况肯定还要差得多。毛大概不知道钢和铁的差别：高炉练出来的算是生铁，还要经过炼钢炉氧化去碳后才算钢。到后来毛只是说他原来并不知道炼铁还要用焦炭。没有焦炭就发动农民砍树烧炭，但一般农民并不会烧制木炭，乱砍了很多树。铁矿石肯定也没有几家品位达标的，也没有矿石破碎设备。铁矿石的品位必须很高才行，那时候大概只要是比重大的黑石头就算，根本不可能化验。现在我国还从澳大利亚和巴西大量进口铁矿石，都是高品位矿石再经选矿富集的。
实际上，炼铁原料中还必须有石灰石，其中的氧化钙与铁矿石中的氧化硅结合生成低熔点的炉渣硅酸钙。可惜毛泽东的技术高参陈云可能缺少了这一点点知识，而毛又“不愿下问”随便哪一个炼铁工人或技术员；同时由于反右斗争中把敢于说话的人都整下去了，形成了毛泽东的“一言堂”，所以也不可能有人胆敢主动去告诉毛，所以大多数的小土炉连铁渣都练不出来。
为了完成炼钢任务，就发动群众收废铁入炉，将农民进入公共食堂后 家里留下来的铁质大锅、菜锅、饭锅、夹火钳、柜门上的铁质合页等等都收去了。但在小土炉里，投入的是铁，出来的应该是渣，而不是铁，更不是钢，甚至连铁也没有烧融。
据测算，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造成经济损失达200多亿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全部工业投资也不过250亿元。
大跃进期间全国上马了很多工厂，但多数是头脑发热，根本没有作可行性研究就盲目上马，谁敢提出异议就遭批判，因此后患很多，以致后来很多年都没有再建新厂。
大跃进期间盛刮五风：共产风（又叫一平二调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干部多吃多占，地富子弟等政治地位低的人和老实人只好多挨饿、多干活，当时可见一些人带着“专生队”（专门在地里干生产的队员）的红袖章在地里干活。
毛泽东制定的那时期国家发展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一句狂热的口号。在毛的坚持下，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被说为“三面红旗”，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不容怀疑的圣物，以致在第一座南京长江大桥的桥头堡上至今还高耸着“三面红旗”巨塑；那些年内，对每一个人的政治评语中都要写明对“三面红旗”的认识。
1962年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很快就见成效，到1966年上半年人民生活达到最好水平，但随即毛泽东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一直折腾到1976年毛泽东死去。直到1978年中国的国民经济还是“处在崩溃的边缘”【人民日报语】。从1949年底至1978年这3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最黑暗的年代，比抗日战争时期还差得多，被中共斗死、枪毙、害死的人超过1,000万，在农村饿死了5,000万人以上。没有饿死的也经常处在挨饿状态，我自己就是饿得很厉害的；而且在这期间人际关系很紧张，人各自危，互相防备，活得很累，同时劳动量又最大，最不自由。@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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