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暴政罪恶实录系列评论之十三

郭国汀：中国共产党极权流氓暴政的滔天罪孽

郭国汀

更新 2010-06-23 5:05 PM 人气 416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23日讯】中国：通往黑暗的长征

Jean-Louis Margolin着郭国汀译

在中国党内谋杀的清洗很少，秘密警察相对谨慎。约6,000万至1亿中国人直接因共产主义运动而死亡，其中包括数10万西藏人，10-20%的西藏人口因中共占领而死亡。此外数千万反革命在狱中渡过漫长岁月，或许2,000万死于监狱。1959年至1961年的大跃进由于毛泽东的错误指导，拒绝认错的犯罪故意，拒绝采取措施以减轻灾难，导致2,000万至4,300万人饿死。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屠杀事件或许死亡1,000余人，与中共屠杀总数比微不足道。朝鲜，越南，柬埔寨共产党皆受中共大力扶持，都是以军队起家，因而均以军事为后盾，中共军队起着苏联秘密警察的作用。

整个汉朝，儒学回归，法律严厉，司法严酷，除了在叛乱外侵期间（遗憾的事时常发生），人命远比绝大多数古代其他国家安全；也比中世纪及现代欧洲安全。

宋朝约300人被杀，但均原则上必须严格审判，并经皇帝本人签署同意；瘟疫，饥荒，扰乱交通后无益地至死刑增加。1913年，袁世凯命令枪决了数千人；1925年6月，广州警察杀了52名参加罢工的工人。1926年5月，北京警察枪杀了42名和平抗日的学生。1926年，湖南西部一支由黑社会红帮领导的农民军，消灭了一支5万人的地方军阀的兵匪；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和其他城市的清共，蒋介石军队利用黑社会青红帮枪杀了1,000多名共产党人。（南郭注：中共官方原称上海412事件300多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中共党员郑振铎1927年4月30日则证实群众当场死亡约50-60人。此外，原广西自治军第二路第三支队司令部参谋陈雄回忆录披露：李宗仁白崇喜才是“四一二事件”的始作俑者，而蒋介石本人只求清除共产党而无意杀戮）[3]。

中国在1900年，1920-1921年和1928-1930年在北方和西北地区均因旱灾分别导致50万人，200万人和300万人死亡，由于内战造成交通中断，加剧了悲剧。河南省1942年-1943年因饥荒约200万至300万人饿死，当时的重庆中央政府却仍然拒绝减税；1931年，福建农民曾愤怒地消灭一支2,500人的军队，因其抢劫财产，强奸妇女。1931年至1945年期间，日本侵华致死中国人约3,000万人，包括南京大屠杀至少20万人丧生；其中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人战死沙场320余万人，包括将级军官210名；而中共军队到底死多少人迄今仍是秘密。1946-1949年，中共挑起3年内战国共双方战死沙场军人302万，其中国军死亡171万，共军死亡131万。

中国古人与古代西方一样也充满着非常野蛮的杀戮。公元前262年，秦将白起杀尽42万名赵国降卒；公元前207年，楚王项羽坑杀秦降兵20万人；而1928年8月28日还发生过宗哲元将军下令杀尽5,000名陕军俘虏的惨剧。宋哲元在亲自监斩了500人后限令各师团营于当夜将剩余的4,500人全部一个不剩杀掉，唯有赵凤林师长于心不忍，让其部下灼情处理，结果约1,000人死里逃生。[4]

中国皇帝的野蛮残暴杀人不眨眼史不绝书。秦始皇除了活埋460名儒生外，烧书，杀或流放了近2万名贵族，建造长城过程中杀了几十万人，后宫姬妾凡未生儿子者，全部殉葬，修造秦始皇陵的20余万工匠役卒在殡葬礼完毕后被全部封在墓里培葬；南北朝的皇帝石虎公元345年一年中仅杀不情愿被征集的美女即达3,000余人，其儿子们为争夺皇位相互残杀，其长子石宣被石虎先拔掉头发，再拔掉舌头，继砍断手脚，续剜去眼睛，最后扔进柴堆烧死；隋炀帝杨广发动宫庭政变杀死父亲杨坚和哥哥杨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章出生微贱，生性残暴，杀人不眨眼；夺权后杀尽功臣，命人杀了常遇春原配夫人，将她的肋骨砍成小块煮熟，朱元章亲自分发给常遇春及众大臣食用；朱还发明“剥皮揎草”酷刑，即将一个活人的皮剥下，再塞上草，在每个州县均设剥皮亭；朱死时用46个妃妾殉葬；其次朱棣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方孝孺一家灭十族，杀873人。

中国农民起义杀人不眨眼更是登峰造极。农民暴动历来野蛮残暴至极，对人命和社会生产力均造成极严重的摧残，中共为了迎合马列主义歪理邪说，故意美化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汉末黄巢农民暴动杀人800万，杀活人充军粮；张献忠杀戮600万四川人，亦杀活人充军粮（另说张仅杀人14万）。清中叶白莲教农民暴动使中国人口从1786年的39110万降为1805年的27566万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造成2,000万至一亿人丧生；人口从1850年的四亿一千万，降至1873年的三亿五百万。仅约100万可归因于叛乱相关而被杀。1900年，义和团暴乱则滥杀成千上万天主教信徒和外国传教士。

外族的征服杀戮最为惨烈。我在1984年即对列宁之“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之论提出批评并指出国家乃“民族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亡国奴由于处于任人宰割，生命毫无保障的境地，故每当外敌入侵全民族必定共同一致对外。蒙古忽必烈杀汉人1,800万人，蒙古帝国在中国实行种族灭绝和种族歧视政策，共杀7,000多万人。视北宋汉人为三等贱民，南宋汉人则为四等贱民。四川原有1,300万人，屠杀后仅剩80万。满清征服汉族同样实施屠城政策，先杀辽东300万汉人，从“杨州十日”，“嘉定三屠”，到济南、南昌、大同、金华、厦门、潮州、广州、赣州、苏州、江阴、昆山、嘉兴、海南、沅江、舟山、湘潭、南雄、汾州、太谷大屠杀。再到四川“全城屠尽”。模式一样：根据清军头领发布的屠城令，实施残忍的群体屠杀，进行群体强暴，还将女性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中国人口从明末51,655,458人下降到10,633,326人。

中国当权者的酷刑杀人手段之狠毒残忍堪称世界第一。[5]人类发展总趋势总是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但有时难免出现历史的倒退复辟。中共暴政正是将中国从文明拉向野蛮的大倒退。中国古代有割鼻、宫刑（阉割男幽闭女）、砍头、砍脚、膑刑（剔膝盖骨）、割耳、烹刑（煮杀）、炮烙、车裂、凌迟（千刀万剐）、五马分尸、腰斩、戮尸、活人殉葬、株连九族。中共在酷刑残忍野蛮上有许多发明创造。在瑞金苏维埃时[6]：毛泽东指使李韶九施用“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者“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在延安时期[7]例如对党内“托派”的处死方式有集体被刺刀捅死、马刀劈死、活活打死、集体枪杀、集体活埋、任凭狗咬，以及用木榔头把脑壳砸烂等等。令人发指的还有，延安和平医院竟将三个活生生的“反革命分子”做医学解剖！在土改镇反时，中共发明了切西瓜（用铡刀切脑袋）、烤红薯（将人悬空在烈火上烘烤致死）、点天灯（油浸棉花用铅丝紧扎头颅，点火烧至焦头烂额）、拜城隍（逼人赤身裸体在碎玻璃上爬行，至遍体鳞伤而死）、栽大蒜（将人倒捆头埋泥中，缚在木椿上，使之风吹雨淋慢慢窒息而死）、牵黄牛（用铁钩钩住舌头，一边鞭打一边逼供）、拖地雷（将人反捆吊在马后，火烧马尾赶马乱奔，将人活活拖死）、贴广告（将女人强行剥光，钉在墙上示众，直至痛死）等60余种酷刑。在文革中杀害民众的手段除了传统的枪决、砍头、沉溺、丢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绳勒、火烧、摔死外，创下了割喉管、用竹筒插入喉咙、电击乳头、火箸插阴道、机枪扫射、榴弹炮轰平整座村庄、挖死者心肝炒了下酒、割人肉烘烤聚餐、活体取肾等灭绝人性的兽行；到镇压法轮功和人权活动家时，《中共统治下的百种酷刑一览》披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采用了上百种酷刑。又创造了强制长期洗脑、强行用精神病药物摧残人的大脑、强行将拖把插入阴道、用牙刷刷阴道、将女性学员集体剥光强行投入男性牢房、用高压电棍电击头面乳房阴道阴茎及插入肛门电击、党政军医公检法司紧密配合大规模活体割除盗卖心肝肾眼角膜等人体器官等丧尽天良的畜牲不如的野蛮兽行。中共体制内学者公开承认：中共专制暴政下至少存在 13种酷刑：一是暴打或重殴。除了拳脚相加外，还经常配以警棍，亦有踢得孕妇流产。二是吊打，即把人捆绑后悬吊起来施以殴打，多次发生致死事件。三是反铐或背铐。最痛苦的是指铐，而且一只手过肩往下，另一只手从背后往上，将两手铐在一起。曾导致人心力衰竭而死。四是火烙。本为古代酷刑，竟被现代沿用。五是烟头烧烫。此法被常常用来加害于女性受害人身体。六是电击。除了用磁石电棒电击致人死亡的案例外，还发现用强紫外线电击器、电击枪电击，并同时施以殴打而致死人的案例。七是用强力灯光近距离照射眼睛。常常致使人视力严重衰退。八是蹲马步或站马桩，也称“开摩托车”。此种中国武术的基本功，竟用于惩罚同胞。九是利用驯犬撕咬。十是利用假枪毙刑讯逼供。十一是利用下流手段进行刑讯逼供。主要表现脱裤拷打，拳打脚踢男女隐私处，或用警棍乱捅或电击男女隐私处。十二是强喂或强吃脏东西，如人粪、尿之类。亦曾导致人不堪受辱而自杀身亡。十三是实施侮辱性的讯问或惩罚。与用下流手法造成身体痛苦不同，此更侧重于侮辱人格的一面。[8]

中共夺取政权以前的杀人罪孽

1. 1927年-1928年，广东海陆丰农会在共产党人彭拜领导下，用民主恐怖群众大会方式斗争杀害了无数地主。每次斗争会总要杀人，剖腹取心、肝、肉，逼迫地主子女吃亲人的肉，并由大众分享。1931年，彭拜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审判处死刑，他是中国武装农民的第一个共产党人，但观念则来源于毛泽东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613年，隋朝因外敌入侵，杨坚皇帝报复敌人，将上千名俘虏屠杀并下令全军将士吃敌人肉。文革中广西省十几个县发生大规模屠杀黑五类及其子女并吃其人肉，炒其心肝等野蛮现象，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也发生过吃人肉事件。

2. 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乃是：斯大林1936年至1938年期间的大恐怖之先导正是1931年11月7日，“九一八”日本侵华事变不到2个月，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犯下了屠杀18万6,000人的罪行（南郭注：依历史学家考证当时江西人被屠杀超过30万）；这不包括战死者；1927-1931年在江西，绝大多数人是因为对“打土豪分田地”的匪徒勒索抢劫或对过重的税负或强征红军某种反抗行为；延安时期中共征税高达35%，四倍于国统区，当地农民呼喊：“杀死毛泽东！”因德军于1941年6月进攻苏联，苏联的财政援助大受影响，于是共产党在延安边区大规模种植鸦片并贩毒直到1945年，其收入占26-40%所有的公共岁入。472

3. 红军主要来源：匪徒、乞丐、和尚、雇佣兵、妓女。毛泽东在1926年即意图使这批人成为革命的主要部分：毛说“这些人特别勇敢，能战斗，正确引导，他们将成为真正的革命力量。”（473）（南郭注：红军的来源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大量被强迫征来的农民。毛泽东在 1964年12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座谈会上坦言：“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4. 1930-1931年，毛泽东借清洗AB团之名，行争夺党内领导权清除异已之实。（即Anti-Bolshevk反布尔甚维克的缩写）刚开始杀了几名地方干部，随后屠杀了2,000多名红军将士；毛的湖南同乡刘敌将军因不忍同志间相互残杀因而起义反抗，逮捕毛委派的亲信李韶九等人后，向共党中央汇报了毛泽东假公济私滥杀红军将士的罪行，要求上级公正处理，结果反而被共党中央骗缴枪械后与部下一道被杀。红二方面军全军被缴械，1万余名红军将士被屠杀。江西省地方19名共产党高干，其中12人被罗织“AB团”罪名杀害，5人被国民党杀害，1人病死，最后一人退出革命亡命天涯。（473）张国涛则在湘西根据地同样以打AB团为名假公济私枪杀了近万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党干。（据高华之《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ＡＢ团的历史考察》披露“毛泽东指使李韶九施用“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者“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被害人“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ＡＢ团”抓起来，被施以酷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在惨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等是“ＡＢ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ＡＢ团”。对于这次刑讯逼供，萧克将军在1982年曾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据称，当年胡耀邦亦因读过高中系红军中的知识份子差点被当作“ＡＢ团”杀头，这大概是他后来大力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的前因。

5 .中共为党内争权历来不择手段自相残杀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与所有共产党一样，中共同样是靠秘密特务警察起家。1928年4月，周恩来建立中共第一个秘密情报系统，首任负责人是陈赓。陈与顾顺章一道曾在苏联学习暗杀术，曾破获朱德前妻何芝华拟用350名中共地下党员的名单换取5,000银元和一本外国护照的秘密。随即陈与顾顺章等共特袭击杀害睡梦中的何夫妇，但何芝华仅受伤未死，后逃回四川隐名埋姓了此一生。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被捕后叛变（顾原系上海青邦的一个头目），供出大量中共最高机秘，若非陈赓事先秘密安排打入国民党政府心脏的李克农和钱壮飞两位高级特工，中共中央极可能因顾顺章的叛变被一网打尽。因此，周恩来下令将顾顺章一家老小全部干掉，包括顾妻和未成年的儿子、妻母、妻妹、妹夫；尽管除了顾的儿子外，他们全是中共特情人员，没有任何人有任何叛变意图。而执行暗杀任务者正是康生。[9]1931年1月17日康生为巴结王明，在上海出卖中共高干何孟雄等20余名中共地下党员，并出卖了左联五君子，导致他们全部被国民党当局判死刑。吴冰书（Wu Bingshu），原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之一，1949年被中共逮捕，于1967年披露了出卖何孟雄等中共地下党员及上海左联五君子者正是康生。另一名原28个半布尔甚维克成员之一王云诚（Wang Yuncheng），1933年加入军统，1949年被中共逮捕，他于1933年2月24日写过一份报告称：“在中共党内派别争斗中，共产党使用暗杀和披露秘密手段，诸如何孟雄和他的20余名同党，均死于赵容的红色恐怖之手”（‘赵容’是康生1930年代在上海的化名）。[10]

6．1942-1945年，延安整风运动实质是毛泽东与王明苏联国际派争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及用精神洗脑术绑架天真无知青年继续革命。首先是2个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开批斗大会斗争丁玲、王实味（1947年王实味被康生下令砍头），再任意逮捕酷刑逼供自承是特务。叶飞将军说：“我们杀了很多叛徒，所以人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走革命道路”。475

7．1948年5月-10月，中共围困长春之战故意饿死长春市民16万人[11]。林彪给毛泽东的报告中称：“我之对策主要是禁止通行，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长春围困前有居民约50万，经过5个月围困，至解放该城时，只剩下7万人。

中共建政后的滥杀罪孽

1． 1949年-1951年土改运动。中共屠杀了200万至500万人。另有400万至600万人被劳改；1950年初，中国有2,000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分子。土改的真实目的主要在于政治和经济，最后才是社会的原因。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八大任务，第一项便是土地革。毛泽东说：要把“土改”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理论上，土地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实践中则乡一级大量杀人；土地时杀地主无需定罪，只需地主身份便足已杀头。土改实质是中共对中国人民的第一次大规模公然杀人抢劫。其根源则是马克思主义之消灭私有财产制。

2． 1949-1952年“镇反运动”。所有的共产党政权无一例外皆大杀旧政权党军政文教人员，苏联斯大林是在夺取政权近20年后（1934-36）才开始大洗清，毛泽东则借抗美援朝之机大开杀戒滥杀无辜。镇反溯及既往并适用类推，旨在消灭前政权党政军行政文教人员。至少71万人被屠杀，数十万人自杀，另有近300万人被关押拘禁。中共自称消灭了200万土匪。毛泽东说：“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但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承认杀了100 万人。1954年1月，共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的一份报告称：“共杀反革命71万2,000余名，关了129万余名，管制了120万。”公安部长罗瑞估算则是杀了400万人（南郭注：另有中共镇反屠杀了600万人之说）。例如，1951年4月25日，广州市各界群众3万余人，在中山纪念堂（包括纪念堂外草坪分会场）举行公审反革命大会，会后枪决了反革命分子198人。

毛泽东亲自指示镇压反革命，各省区滥杀无辜缴功请赏：

． 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指示：湘西准备继续处决反革命“这个处置是很有必要的”，新区“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地主威风还没有打下来，一贯道甚为猖獗”。

． 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上海市委批示：“在上海，今年要处决一、二千人，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南京春季争取处决一、二百人”。

． 1951年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负责人称：“你们已杀了3,700人，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 1951年2月，中共中央讨论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毛泽东指示上海和南京负责人：“上海是有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我认为年内至少应杀3,000人。上半年至少应杀1,500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 1951年2月17日，北京一夜之间逮捕反革命675人，次日公开处决58人；3月7日逮捕1,050人；3月25日枪决199人。天津市3月已处决150人，计划再处决1,500人；毛对此高度赞赏转发各地：“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还痛快。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镇反计划，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上海市委随即报告中央：“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秘死100余人的基础上放手捕1万人，杀3,000，关4,000，管3,000。”。4月27日，上海一举逮捕8,359人，4月30日一天处决284人，5月9日再杀28人，6月15日再杀284人，此后每隔数日即枪决一批，少则20-30人，多则150人。

． 4月22日，毛泽东借公安部的报告，公开表杨北京一天处决200名反革命“杀得好”，说“这是正确执行毛主席关于人民政府要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的第一次”。

． 1951年5月，两广地区业已逮捕18万8,679人，处决了5万7,032人；其中广东省仅4月间便处决1万488人；

．至1951年4月底，华东共捕反革命35万8,000余人，处决10万8,400余人；到10月统计数字增加至逮捕反革命46万8,385人，杀13万9,435人。

．中南地区至5月中旬业已处决近20万人；毛泽东于1951年4月20日至电中央局书记：“2月中央会议决定杀人数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为准，但现在西南已达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区亦达千分之一，个别地方已超出。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一才能解决问题。我看可以超过千分之一，但不要超过太多，不要规定一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应将许多犯人从事生产。。是一批很大的生产力”。“贵州省要求杀千分之三，我觉得贵州已杀1万3,000人，可允许再杀一万多一点。”

．川西区委1950年11月处决反革命1,188人，12月杀942人，1951年1月杀1,309人，2月杀3,030人，3月杀1,076人，4月杀844人，5-6月再杀403人。

．中共中央于1951年5月底公布已捕150万人，已杀50万人。饶漱石报告中央称：华东在押26万犯人，年内至少再杀3万人。

． 1951年11月至1952年8月，各地又进行了新一轮镇反运动。仅华东地区新逮捕7万1,128人，处决1万727人；而还进一步准备第三阶段的镇反，要求再捕5万5,000人，再杀1万2,279人。

．江西省第一期杀1万7,699人，关2万6,232人，管2万91人；第二期杀7,402人，关5,954人，管1万4,013人另自杀和病亡767人；第三期杀1,019人，关1万3,697人，管4,985人。合计杀2万5,588人。

．福建省则创造了杀人超过0.24%[12]

3． 1951年“三反”与“五反”运动，不少资本家被逼自杀。上海市长陈毅据说每天早上让下属汇报又多空少“空降兵”（即资本家被逼跳楼自杀）。

4．1951年“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首先在北京大学展开，随后波及全国大中专院校，旨在强制洗脑，阉割中国知识份子的自由精神。

5． 1950年开始迫害各种宗教。“一贯道”信徒几乎被灭绝。许多天主教教会领导人被判20年以上重刑。1950年中国还有5,500名天主教牧师，至1955年仅剩下数十人。1955年2万名教徒被捕，随后20年内几十万名教徒被捕。直至今日迫害家庭教会信众。

6．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案牵连数千名党政军干部，大量被判刑，劳教或开除公职。

7．1955年肃反运动，清洗暗藏在政府机关军队及学校中的反革命。8万1,000至77万人被捕或处死。

8．1955年反胡适及反胡风运动，仅后者一案牵连7,300余人被捕，人民日报头版称：10%的党员是叛徒。

9． 1957年反右运动。因1956年匈牙利暴发反抗共产极权暴政的武装起义，被苏军残酷镇压，加之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迫害党内同志残暴野蛮有所揭露。毛泽东先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诱导国人向中共提意见，以显其“宽大虚心”，由于中共建政短短几年即造孽深重，工农商学各界批评意见汹涌如潮，毛眼看无法收拾，干脆公然耍流氓以所谓“阳谋”，将中国敢言正直知识份子一网打尽。中共迄今称共55万4,000人被打成右派。依最新解密档案研究显示；实际打成右派与中右的中国知识份子高达461万人。其中右派317万8,470人，中右143万7,562人。[13]右派被清洗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学术领域长达20年，数十万人死于非命，大多数被强制劳教，有些被判刑劳改，至少几十名大学生右派被以反革命罪处死刑，仅北京大学确认有8名右派学生被处决。许多人在随后的大饥荒年月中因饥饿和过度劳累而丧生。

． 1957年，反右斗争四川省抓了十多万右派，仅四川大学就有500多名学生被打成右派，物理系女学生冯元春还被杀掉。

．八个中国“民主党派”受到了严重打击。如民盟中央负责人有58名被打成右派。民建的154名中央委员中有28名右派，占百分之18，2万4千多名成员中，右派有3,100名，占百分之13。九三学社成员6,000多，右派有440多名，占百分之7。[14]

．仅1957年的北京大学，师生有1,500人因“反右”蒙受不白之冤，多被开除公职与学籍，发配穷山恶水、荒原大漠亡命了之。

．不少右派学生随后在文革高潮及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杀害：[15]

1. 黄宗羲（北大学生1957年打成右派1958年被枪决，他极可能是第一个被枪杀的右派学生）

2. 林昭(彭令昭1957年在北大被打成右派分子；1960年因参与编《星火杂志》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名判处20年徒刑；1968年4月29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其母还被要求支付5角人民币子弹费！)

3. 刘文辉（1957年工人右派1967年3月23日因批判文革十六条以反革罪处死，他系文革被杀害的第一人，其亲人也被责令补交子弹费人民币5角！）

4. 柳有新、彭振邦、陈霖、尤咏仁、杨望义、张鹏宏（前述七人1968年4月27日在上海被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处决;同时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的3名反革命名字无可考）

5. 顾文选（北大学生1957年成右派并判刑5年，1970年3月5日以反革命罪处死）

6. 张春元（北大学生，1957年打成右派因《星火杂志》被判无期徒刑，后于1968年处死）

7. 杜映华（大学生右派，因《星火杂志》判刑五年，1968年处死）

8. 沈元（1957年北大学生右派，1970年3月5日以反革命罪处死）

9. 张锡琨（北大化学系学生1957年成右派，1977年因越狱被枪决）

10.任大熊（北大教师1957年右派，1970年以反革命罪处死）

11.黄中奇（北大哲学系学生1957年成右派文革中被反革命罪处死

12.刘奇弟(北大学生1957年打成右派，1961年遭吊打冻饿而瘐毙狱中)；韩其慧（北大学生1957年打成右派发配西北死于斯）

13.陆鲁山（(北京工业大学学生1957年右派文革中企图偷越国境以反革命罪处死)

14.姚祖彝（外贸部的英文翻译1957年右派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处死）

15.王桐竹(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俄文翻译1957年右派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处死)

16.孙本乔（北京农机学院学生1957年右派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处死）

17.朱守忠（1957年在宁夏被划成右派，1970年2月21日被以反革命罪枪毙）

18.冯元春，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因反右运动中批判毛泽东，1957年末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处徒刑20年。入狱后不屈服，经常上诉，文革高呼：“打倒独裁暴君毛泽东！”1968年被杀于南充监狱，据说死得比张志新还惨

19.周鸿东（1970年3月5日与顾文选同以反革命罪处死）

20.田树云、孙秀珍、朱章涛、王文满（皆为宁厦大学生右派，1970年3月5日同时被以反革命罪名处死）

21.周居正（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因组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同盟处死刑）；

22.吴文懿（昆明师范学院学生之所以划为右派，因为要求公开组建中国大同党被枪杀）

23.陆兰秀（1966年以反革命罪被捕1970年7月4日处死）

24.蔡铁根（1957年以老红军，大校级教授右派，1970年3月11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着便对他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说不出话来。接着就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

25.舒赛、马绵珍（1970年一打三反被捕，5月10日枪决）

26.徐关增（1957年右派，在劳改农场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联盟”和“科学共产主义”于1970年处决）

27.刘世广（清华大学学生1957年右派，1958年处13年徒刑，1970年处决）马维崎、孙宝琮13人被定为“首犯”和“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28.张师亮甘肃师范大学教授七○年月三月十七日死刑

29.朱守中，原上海师范学校副校长，反右运动中被开除出党，在1970年“一打三反”中被枪杀。

30.王希贞，淅江省洞头县革委会常委（学生代表）执行抢决时为防止他呼喊口号，将其喉管割断，家属全部被押不让他们鸣冤叫屈

31.吴述森、吴述樟、鲁志立（皆为宁夏大学毕业生，因办“共产主义自修大学”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熊曼宜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

32.吴晓飞，1970年2月17日，22岁时被枪决。因写两篇论文论及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33.刘勇，因撰文说“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句话是错误的，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他这样一搞，实际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为此于1970年被处死刑，惨遭杀害。

34.谢洪水、谢永祺等19人，因组建福建省“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于1970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谢百添、谢寻兴在劳改营中继续为刘少奇辩护，被加“罪”而改判成死刑，立即执行。未被逮捕的人中，有12人被逼自杀身亡，8人被打伤致死。有的人被枪毙后，妻子、母亲也被逼自杀身死。

35.毛应星，甘肃静宁县农牧站女技术员，1957年在兰州农业学校被打成右派。在夹边沟劳改农场“劳教”后到静宁县。文革中她议论“现在就是有一些奉承的小人，将毛主席包围了”等，又被判5年徒刑，但1970年4月3日甘肃省革委会讨论她的案件时，由于她的哥哥在美国，省委负责人说了一句“杀！很坏，家庭是反动的。”1970年4月12日被枪杀。

36.方运孚，建设银行重庆分行，因谈论“刘少奇是对的。他主张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有什么错？”“刘少奇打倒了，但这些主张打不倒。”“彭老总的万言书将与日月同光辉，千秋万代受人崇拜。”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公安局曾拒受银行革委会报捕的要求。可是“一打三反”，公安局为配合运动，将他收捕。经办者拟判15年，报市公安局军管会，加至20年；送重庆市革委会审批，改成无期。最后经四川省革委会终审改成了死刑！10天上诉期未满，他便被枪杀。时为1970年3月。

37.张九龙，（湖南大学生右派，1970年3月一打三反中被枪杀；1970年3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运动前原判决为“死缓”的政治犯全部从劳改农场拉出，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据著名学者杨曦光回忆：“我在劳改队，亲眼看到了50多个从未有犯罪行为和暴力行动的政治犯被处决。”）

38.陈克礼，1957年右派,文革开始后，署名上书中央文革和国家领导人，历陈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建议立即停止文革,认为社会主义一些正确理论源于伊斯兰，指出伊斯兰可以作为中国的道路，被以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一打三反”运动中1970年7月5日被枪杀。

39.遇罗克（因《出身论》1970年3月5日被周恩来亲自下令以反革命罪枪杀）

40.王申酉（上海复旦大学研究生1977年4月27日被以反革命罪名处死）

41.胡懋峰（在狱中组织“孙文读书会”研读世界名著，批判文革。为人告发，也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枪杀）

42.李九莲（因给男朋友的私信中不满文革及毛泽东被出卖，以反革命罪于1977年12月14日处死，遗体拒绝亲属收尸被弃荒野，后被精神病人割去阴户及双乳）

43.钟海源（因为李九莲报不平，被捕，在狱中高喊“打倒华国峰！”被以反革命罪处死刑，1978年4月30日处死，刑前被活体取肾）

44.史唐枫（1976年12月19日以反革命罪处死）

45.陆锦碧，1969年写万言书，批评反胡风和反右派是违宪行为，三面红旗是主观唯心主义，彭德怀案说明党内缺乏民主，《炮打司令部》是公然制造党的分裂，发动内战。并提出恢复民主党派合法地位，废除文字狱，建立国家赔偿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取消奴化教育，实行教授治校，企业实行按劳分配，农村实行三自一包，缩小剪刀差，改善农民生活，精简机构，减少军队，减少对外援助，发展对外贸易，抛弃闭关锁国，改善中美中苏关系，争取早日进入联合国等治国政见，在一九七一年冬天被西宁市公安军管会一审判处死刑。

10．1958年大跃进运动。史称“三面红旗”（南郭注：即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跃进。毛泽东当年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大会，因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15年内赶上美国，毛泽东未经与任何人商量，立即也提出中国要在15年内赶上英国。毛回国后，头脑越加发热，超英赶美成为报纸热门标题，期限则一再缩短，最后缩为2年内赶上英国！因此，全国党政军工农商学各行各业，全民土高炉大炼钢铁，砍掉无数原始森林充燃料，同时任何木料，连门窗甚至棺材板也均化作燃料；全面收缴金属工具炼钢铁，甚至连锅碗钓也熔化为废铁充数。自留地和农村集会全部取消，公社大办公共食堂）。深翻土地三尺，秘植，消灭麻雀，大建劣质大型水利工程；在河南省有个工地上6万人中有1万多人累死；所有的农业之血均输向工业；1958年全国新招收工人2,100万人。

11．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翻案运动。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反党集团”案。数十万党政军干部受牵连被判刑，劳改劳教开除。

12．1958年-1961年，中共故意谋杀性质的大饥荒。几乎所有的共产党政权皆由于农业强制集体化政策原因导致人为大饥荒（唯有南斯拉夫、波兰和古巴保留有私营农场，因而此三国也未发生过大饥荒）。3年饿死人数在2,000万至4,660万之间，2,000万是1988年以后中共官方的数字。这是全世界最大的饥荒。第二大者是1887-1888年中国北方饿死900万-1,300万人；再次是1932-1934年苏联饿死600万人。1957-1961年，48%的猪，30%的家畜被屠杀。甘肃省直到1962年仍在饿死人。甚至连历史上从未有过饥荒的西藏也饿死近70万人。（495）

．（南郭注：大饥荒死人数量有如下几种说法：中共人为制造的大饥荒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估计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300万4,600万之间；张戎女士在其《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认为：“为时4年的大跃进使大约3,800万中国人饿死、累死”。根据人口学家杨子慧编著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1995年版），1958到1961年中国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2%，1.45%，4.34%，2.38%。在它们前后3年的死亡率平均1.03%（1957：1.08%，1962年，1%，1963年，1%）。比平均死亡率高出的就是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去除这四年的中国人口，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共3,767万。刘少奇在大饥荒中的1961年初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已经有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16]据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丛进之《曲折发展的岁月》称：“当时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同一出版社出版的《口号与中国》披露：“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减少的出生人口共有4,000万。”杨继绳先生在其《墓碑》中考证为3,800万；金辉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学术《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依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为依据分析的结果：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4,040万至4,319万之间。1996年英国记者贝克在其《饿鬼》书中估算中国当时至少3,000万人因饥饿致死。）

．大饥荒主要是政治原因，这由死亡率最高的省份均是毛派干部当权的事实得以证实：四川、河南、安徽。河南信阳地区1959年秋，至少1万名农民被捕；许多人饿死在监狱中；安徽省当局用机枪扫射向城市逃难的农民，凤阳地区死于机枪扫射的农民达800人！2万8,000农民受到各种惩罚；（493）大量村庄死亡率超过50%，有些幸存者仅是干部家属。

．大饥荒导致中国多省出现吃人事件。河南发生吃人事件（中共官方仅承认63人）。农民往往集体决定吃小孩。（南郭注：1960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写成简报；而1958年放出水稻亩产13万的广西环江县，1960年饿死3万人，出现不少绝户绝村，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甚至公开卖人肉。[17]《乡村三十年》记载：安徽省凤阳县仅1960年春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63起 ”，其中一对夫妇“将亲生的八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在大饥荒中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肃省通渭县，吃人相当普遍。一个公社书记对记者说：“我家那个村里一个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着吃了。那时人们饿疯了，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18]吴宏达先生证明说1970年与狱中一名因在墙上书写打倒毛主席口号的犯人被枪决后，他的脑子被一名安全官员吃了。（520）。死亡率从1957年的11%上升至1959年的15%；1960年达29%；1961年15%。出生率则从1957年的33%，降为1961年的18%。不包括3300万缺陷儿。

． 1954年和1980年的气候均比1959年至1961年期间坏得多。1960年全中国120个气象站，仅8个有干旱后果记录，仅1/3提及干旱问题。（安微作家张万舒证明：“1960年，风调雨顺”）。1960年全国收获143百万吨谷物，比1957年的195百万吨少26%；与1958年的175百万吨几乎相等（略少）。（491）

．大饥荒期间中共仍然大量出口粮食，主要是向苏联出口；从1958年的270万吨，增加到1959年的420万吨；1960年出口粮食与1958年相同；1961年实际上进口580万吨。美国主动欲提供援助，却被中共政权因政治原因而拒绝。世界上其他各国，均保持忽视灾难。援助农村的经费少于45000万元（即人均0.8元），而当时自由市场上的大米价格为每公斤2-4元！（496）刘少奇推出“三自一包”政策允许农民有少量的自留地，这些措施使农民迅速摆脱饥荒。

．据张戎女士详细考证[19]：根本不存在中共胡编的所谓苏修逼债之事，赫鲁晓夫不但没有逼债，反而主动减掉了约一半的债务。食品出口丝毫未减。毛坚持要用它们来提前还清欠苏联的债。本来欠苏联的债按中苏协定应该16年还清，但毛决定5年还清，要老百姓“勒紧腰带”。就在这一年，中国人饿死2,200万。（南郭注：1960年11月12日，副总理李先念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队到河南信阳调查了5个月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百多万了”。1990年，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据八十年代初我们考查过的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人约占全县四分之一”，其中一个公社每三人中死两人。1986年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3年困难时期，甘肃很多人死于饥饿”。陇中地区死亡130万-200万人）。

．大饥荒完全是人为蓄意制造的。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840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在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中国的仓库里囤满了等待出口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波兰学生罗文斯基亲眼看见“水果成吨的烂掉”。可是上面有规定：“饿死不开仓。”（粮食还被大量用来提炼高纯度的酒精，作核工程的燃料。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宣布中国粮食太多吃不完后，在最高国务会上说要给粮食“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光是导弹试验，每一枚消耗1,000万公斤粮食。”

．中共在大饥荒问题上长期故意欺骗。法国社会党领袖（后任总统）密特朗在1961年访华时，毛泽东对他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1960年，后任加拿大总理的特鲁多访华，回去后写了本天真的书：《两个单纯的人在红色中国》（Two Innocents in Red China），书中特别批驳外界对大饥荒的报导，说中国没有饥荒。甚至前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人波尔德沃（John Boyd-orr）爵土这样的专家也轻易受骗，1959年访华后大发议论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55年到58年翻了整整一番，中国人“看来都丰衣足食”。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在1960、1961两次访华后宣称：“中国没有大规模的饥荒，只在有的地方粮食不足。”他显然不觉得“粮食不足”是毛的过错，见到毛时一个劲儿鼓励毛抓住权力不放，说：“中国需要主席，您可不能离开这艘船不管。”

．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数字，大饥荒期间人均热卡吸收量仅达1534.8。城市家庭妇女的热卡量，据一向为中共代言的作家韩素音说，最高不过1,200。而在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奥斯威辛（Auschwitz），苦役犯的每日热卡量还有1,300到1,700。

．大饥荒期间，中共还在同样大量援助外国共产党旨在争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毛泽东只争取到阿尔巴尼亚。为了拉住霍查，1958年，毛给了这个只有300万人的国家5,000万卢布。1961年1月，又给了他5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

． 1960年初，中共开始在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该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毛泽东自有一套滴水不漏的控制系统，让外国人按他的需要去看，去听。要蒙外国人容易得很。美国中央情报局1959年2月对中国食品生产量的判断是“大幅度增长”。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对外援助，也极少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千分之五，美国在二十世纪末的外援远低于万分之一。可是毛泽东时代一贫如洗，外援居然曾达到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六点九二（1973年）！

． 1960年1月21日，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中国最穷，却是最慷慨的，借出去的债是不要还的。说到提供武器，毛的口头禅是：“我们不是军火商。”意思是中国的军火不要钱白送。送钱最多的地方是印度支那，毛执政期间至少送了200多亿美金。在非洲，毛送给正在打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的无偿援助难以数计。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毛一口气就给了6,000万美金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向中国要食品的国家。彭德怀告诉他们中国老百姓很苦。可是捷克人充耳不闻。彭看出东欧都是“在我们这个干骨头兄弟身上刮油”。1958年，东欧与中国机器换食品的贸易达到了最高峰。

．东德的乌布利希说他从报上看到中国农业获得奇迹般的丰收，问彭德怀可不可以多给东德一些肉，使东德能赶上西德的肉食消费水准，每人每年80公斤？在中国，即使是城市里，每人每年定量也不过2、3公斤。彭德怀沉默了许久，说：“各地报纸宣传都有很多假话，粮食肉类不是很多，而是很缺。”乌布利希这个斯大林主义者自己也虚构过不少数字，当然明白彭所言不差，但他无动于衷。中国老百姓挨不挨饿跟他没关系。正是中国的食品，使东德在上年5月取消食品配给制度。

13．中共的劳改和劳教。中共强制犯人像奴隶般地劳作创汇，张林先生的《悲怆的灵魂》对此有非常详细令人信服的真实描述。中共的劳改劳教场所实质上犹如人间地狱。刘晓波先生在被中共无罪重判之际，却莫名其妙为中共流氓暴政的监狱大唱颂歌！至1980年，至少5,000万人被劳改另有数量不详的人被劳教。1959-1962年期间，犯人死亡400万以上；1955年以前监狱犯人80%是政治犯；1960年初政治犯仍占50%，至1971年政治犯仍占33%。劳改劳教，留场就业，直到1960年代，95%的所有劳改犯在刑期执行完毕后，皆成为留场就业人员。至1980年仍有50%的刑满犯人留场就业。加上20-30%的在劳教人员。因此在毛泽东时代，绝大多数判刑实质上等于终身判决。（500）

1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实质乃是中共对传统文化文明道德伦理文化的毁灭性破坏。起因乃是毛泽东为一已承传权力于至亲之私，同时掩耳盗铃般为已之极度无知狂妄所造深重罪孽涂脂抹粉，以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包装，对中国人民犯下罪不容赦的滔天大罪[20]。

中共长期以来一直有反知识的传统。毛尤其典型。毛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愚蠢”。大学要培养红色接班人，而非培养专家，应向所有贫下中农子弟开放。文革破四旧，即旧观念、旧文化、旧习俗、旧传统；砸烂一切封资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革造反派均自认为是保卫毛泽东的红卫兵，他们几乎未受过民主或自由观念的影响。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至1979年期间，华国锋当政几乎未取得任何成就，未触动极权主义的任何东西。

．文革到底多少人死于非命？法国学者Jean-Louis Margolin在《共产主义黑皮书》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致死多数作者引证在40万人至100万之间”。[21]（南郭注：R.J.Rummel教授在其专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认为文革丧生者约为773万人。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共官方过去的说辞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陷、迫害的株连的达到一亿人以上”。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文革相关数据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学者丁抒认为文革杀人在200万以上；著名学者余英时认为文革非正常死亡在170万以上）。文革非正常死因分为三大块：一是迫害致死，约20万人被迫自杀。仅陕西一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有2,000多人；二是因武斗而死，约50万人死于非命；三是因清理阶级队伍而亡，约50万人死亡；四是冤假错案致死，约15-20万人死亡；此外还有因红色恐怖被杀，至少10万以上属于此类。1,200名军人被清洗枪决；刘少奇案涉及2万2,000人被调查，拘押；文革期间300万至1,800万干部被关入监狱牛棚；其中包括40万军人，知识份子中有14万2,000名教师，5万3,000名科学家和技术员，500名医学院教师，2,600名艺术家和作家入狱；其中许多人被杀或自杀。上海官方1978年承认，1万人因文革致死。

．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周恩来说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扫一切干部，而是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毛泽东是文革的罪魁祸首：

．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对胡志明说：“这次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文艺界、大中小学”。

． 1966年6月初红卫兵打人事件刚开始盛行，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传达毛泽东 “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亦即“红色恐怖”的由来。

． 1966年8月22日，毛泽东亲自批转《严厉禁止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 1966年6月中旬毛泽东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

．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代表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时说“要武嘛”。宋随即改名“宋要武”。

．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说：“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武斗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周恩来解释说：“名义是抢枪，实际上是发枪。”

．王友琴博士据中共内部报告确认北京1968年8月20日到9月底，红卫兵在“红色恐怖”中打死1,772人；11万4,600户被抄家，8万4,000户被驱出北京；上海15万户被抄家，32吨黄金被抢；上海市郊川沙县8,700户被抄家；淅江嵊县8,000余户被抄家；武汉2万1,000户财产被抢劫，32人被打死；62人自杀；全国城镇被抄家总数近1,000万户。

．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谭宗级的《“五一六通知”评析》称︰“仅北京市的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冤狱而死的即达9,804人”。1967年11月，中央文革提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仅上海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高潮时，5,449人被迫害致死，审查的有17万人。

．北京市大兴县群体屠杀黑五类。首开文革滥杀黑五类及其子女的先例。1966年8月26日，县公安局传达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指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谢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9,000万红卫兵，到时，他们不冲你的公安局就好了”“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随后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黑五类（南郭注：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而红五类则指党的干部、军官、贫农、工人和革命烈士）及其家属325人，22户被杀绝，最老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22]

．青海省西宁解放军枪杀170名青年事件。首创军队屠杀平民的先例。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批示安徽省军区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规定：“坚决反对右派，对于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2月上旬，毛泽东又批示：“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军区独立师独立团计13个连军人包围青海日报社，开枪打死169人，伤178人，逮捕群众近万人。这是文革中军人杀人第一例。[23]

． 1967年8月，湖南省道县群体屠杀黑五类事件。据1984年5月抽调1,389名干部组成的《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确认：“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据道县检察长阎维胜调查，确切数字是打死2万人，伤者不计其数。”“道县地区文革死亡人数9,093人，其中四类分子3,576人，因类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2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其杀人决定由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任意决定。[24]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因学校停课而回家结果与父亲蒋勋（原道县一中校长）和哥哥一道被贫下中农杀害。起因乃是：1967年8月5日在全县抓革命促生产总结会议上，县委副书记熊炳恩作报告：“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教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斗。”8月8日“革联”冲击县武装部抢走一批武器弹药。

． 1968年5月，湖南省邵阳县贫下中农效法道县屠杀。何清涟女士曾撰文称：“邵阳市境内的资江河中每天有几十具乃至上百具尸体顺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延续了半个月左右。”“杀人方式花样翻新：割乳房，挖舌头，将一家人用铁丝串起来活活丢到河里。将煮饭用的铁锅烧红后罩在被害人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其面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不过，可能何女士对具体时间可能记忆有误，因为湖南道县大屠杀发生于1967年8月至10月间，既非1968年也非5月间。[25]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视查中南五省专程前往湖南零陵地区听取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并指示：“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1982年春最高法院院长江华返乡，零陵地委书记向他汇报文革道县杀人事件，江问道：“你们道县有多少和尚？”“杀了那么多人，无法无天”。他的堂弟也在该屠杀事件中丧生。

． 1968年江西省瑞金县屠杀黑五类。有个公社将三查对像集中，令其在山上挖树洞，随后用铁锄锄死推进树洞埋掉，全县有300余名黑五类被以此种方式谋杀。

． 1968年江西省兴国县屠宰黑五类。在“三查”运动中该县也杀了黑五类其及子女共270余名。

． 1975年7月，中共命军队用大炮轰平云南省沙甸回民村群体屠杀6,000人事件。起因是中共自文革以来，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宣扬无神论，歧视和压制宗教信仰，使回民信奉伊斯兰教的自由受限制；中共多次派工作组进驻沙甸，强迫回民养猪，改变生活习惯，限制作礼拜等宗教仪式，工作队员在村子里公开吃猪肉，并将吃剩的猪肉往水井里倒等，严重伤害了回民的情感，导致回民上访。中共污称回民受国外反华势力和台湾国民党特务操控，为其提供武器弹药，要搞叛乱，推翻人民政权成立伊斯兰共和国等。叶剑英，邓小平下令部队平叛。由云南省、州、市党政领导组成的地方指挥机构和军区、军、师、总后分部组成的军事前线指挥机构。参战部队加基干民兵达一万余人，使用自动步枪、轻重机枪、75无后座力炮、82迫击炮、152加农炮、火焰喷射器及数百吨炸药。1975年7月29日凌晨3点开始进攻。

．文革武斗致死无辜平民近50万人：

．武汉市1966年1月2日，造反派将3,100名干部和保守派关押；1967年5月27日陈再道将军与造反派冲突第一次打死人；6月17日造反派头目被拘，但付出了25人死亡的代价；6月30日死亡人数增加至158人；保守派被击败后，600人被屠杀；6万6,000人受迫害；1968年5月27日，8万枝枪支被盗。

．广东省红卫兵至少被打死4万人。1967年广东红旗派与东风派武斗，900人丧生；1968年8月19日，3万名军人和武斗农民围攻桂林，屠杀进行了6天才停止。恐怖扩散至农村，最后以黑五类为替罪羊，有些地区宣称：从此本区一片红，因为已以没有黑五类了。

．湖南省华国锋被称做湖南屠夫。（534）

． 1968年陕西省安康县武斗中杀掉俘虏286人，在一次审讯中活埋了13人。

．广西自治区红卫兵被韦国清将军屠杀10万人，（南郭注：主要是由保韦国清的“联指”，对造反派“四二二”及其同情者和无辜的黑五类的大屠杀。自1967年秋直至1968年8月达到高峰。其屠杀规模最大（十万众）杀人手段之残忍（剖腹挖肝吃人肉）在全国首屈一指。云南红卫兵死亡3万人。中共广西区整党办公室编印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纪》概述道：“1968年7至8月一个多月中，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专、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以“七三”布告[26]为武器，镇压阶级敌人，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至死8万4,000多人。”“成批杀人到处有之，成批敲死，成批爆破致死，成批戮死，成批掷下矿井，成批丢下山洞，剖腹挖肝，割肉挖眼，割头示众，吊割阴茎，先奸后杀，杀夫奸妻奸女，成批溺死皆有之；广西大地，血雨腥风，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1968年6月19日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王德堂阴谋策划谋杀县委书记赵永禧等21名干部，教师和学生，他曾多次强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斗的六名女学生，去中共却评选他为‘支左’好干部！”1984年“处遗”工作中概括称：广西枉死者数以十万计，光是活埋的就有12万人。）[27]红卫兵非常残暴，但镇压他们的军人和执行共产党的命令镇压红卫兵的民兵武装更残忍。（南郭注：1968年8月南宁“四二二”红卫兵组织的广播员和成员共26人被“联指”用机枪扫扫射死。据称数千反革命被拉到邑江边用机枪扫射死，死尸一直漂到港澳地区，在香港领水捞获的死尸有七千多具。未被俘的“四二二”成员的家属共3,000千多人，躲进地下人防工事，结果被百年不遇的洪水淹死。[28]1979年揭露当年的洪水实质上是工兵排长奉命炸毁上游的一座大水库的大坝所致）。

．广西自治区8个县大规模吃人事件。中共官方承认至少有137人，大多数是老师，校长，在当地干部和党组织操控下被活吃。（南郭注：正如纳粹的种族清洗犹太人一样，中共以阶级清洗即消灭黑五类，不是以他们的行为，而是依他们的身份任意处死。郑义先生在《红色纪念碑》中说他曾三次亲自前往广西调查取证，证实广西省数十个县在文革期间曾发生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吃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恶性事件，被活吃人数至少在3,000人以上。中共广西区整党办公室编印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纪》确认：武宣县、隆安县、大新县、上林县、武鸣县、浦北县、灵山县、贵县均发生割肉挖肝煮吃的野蛮事件。仅广西武宣县自1968年6月15日至8月底被吃者100多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一人，挖心肝56人，割生殖器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18人，活割生剖7人；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全被吃掉；[29]在武宣中学，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后，就地架起炉灶将老师剖腹割肉煮熟分食。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30]桐玲中学副校长黄家冯于1968年7月1日晚被批斗致死，次日晨被挖肝剥肉，只剩下一副骨架。接着一批人在学校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 1968年4月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24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180人，其中刘维秀和刘家锦等人，打死刘振坚后；轮奸其未满17岁的女儿，然后打死，剖腹取肝，切乳割阴。[31]）

．上海市王洪文1967年2月夺权后，于4月27日将造反派头目处死并当场杀掉。张春桥于7月说：“如果少数人被错杀，这无关大局，但是让任何真正的罪犯逃脱将造成大灾难。”（536）

．内蒙古治区内人党事件，34万6,000人于1968年5月被调查，1万6,000人死于枪决、酷刑和自杀；8万7,000人终身残疾；相似的指控在云南省造成1万4,000人被枪决。

1968年“516”事件，全国追查，外交部2,000人中有600人被调查；北京8341部队从北京大学纠出178名敌人，并在审讯中打死10人。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谭宗级之《“五一六通知”评析》称︰“仅北京市的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冤狱而死的即达9,804人之多”

． 1968年陕西省一家工厂抓了578名“间谍”，及1,200名同谋。

．文革期间超过20万人被逼自杀。1966年8月24日，北京作家老舍投太平湖自杀，此后至少有100余人投该湖自杀。上海演艺人严凤英自杀后，尸体奉命被解剖据称她体内藏有收发报机。仅上海在文革中被打死和被“斗争”后自杀的总人数，根据1984年上海对文革案件的复查，有1万1,510人！

15．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一打”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67年1月13日联名发出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第二条说：“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而现行反革命则可以枪决。希特勒时代德国法律规定，“侮辱元首者，拘留两星期”。文革时代，对毛林远未到“侮辱”程度，就可能被枪毙！在此期间出现的“现行反革命案”中，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中央首长”的言论罪案件数量最多。这类案件中，有的是对“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等个人崇拜做法的批评、议论；有的是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被认为是“恶毒攻击”，以现行反革命罪处以刑罚；有的是支持1976年 “四．五”天安门革命行动，被当作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替“走资派”鸣冤叫屈，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中央党校教授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称[32]：“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共10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00万人，杀了数以千计的人（南郭注：我在大陆执业时曾看过一个中共文革判处反革命罪的秘密文件称：文革期间全国约36万人被以反革命罪名处决。）

．至1972年，仅上海有约3万人被扣上反革命的罪名，查处反革命集团案122个，1,651人被迫害致死。估计全国被迫害致死的人数达50万。

．文革结束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称：1970年代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的70人中，1970年处死者占68人；天津市错杀的28人中，1970年处死者占22人。

．中共暴政的野蛮残暴在文革期间登峰造级：

．张志新，系辽宁共产党干部因为刘少奇鸣不平被捕[33]，被中共恶警故意唆使重刑犯人强暴后逼疯，仍然被丧尽天良的中共处死，1975年4月4日处死刑前被残暴地割喉！而她并非第一个受此酷刑，此前辽宁已实施近30次！[34]

．李九莲，临刑前中共恶警将她舌头跟下颚拿尖锐的竹签穿连在一起后被拉到赣州西郊枪杀抛尸荒野又遭歹毒之徒奸尸割去双乳。[35]

．钟海源，因为李九莲打抱不平被中共法庭判12年徒刑，因多次被严刑逼供，打断小腿骨高喊打倒华国峰被改判死刑，刑前被活体取肾。[36]

．黎莲，因被男朋友出卖，年仅18岁于1970年被以反革命罪名处决；刑前被活体取肾。[37]

．曹刚山1948年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学生运动，文革期间被判 8 年，关押中攻击文化大革命，加判20年，不服管教，攻击毛泽东，判死刑，枪毙前，狂呼“打倒暴政！打倒毛泽东！”被狱卒、狱医用医疗器械撑开牙齿，连根割断舌头。

．史唐枫，在因反对而获罪的“四人”倒台后，仍被押上刑场，行刑者怕他临刑前说出真相，便用东北缝绵被的大号针线缝死了他的嘴唇！

．陆鸿恩，上海交响乐团指挥，因涂写《毛主席语录》于1968年4月27日处死刑前被割喉

．王希贞，浙江省洞头县革委会常委（学生代表），执行抢决时为防止他呼喊口号，将其喉管割断，家属全部被押不让他们鸣冤叫屈。

．官明华，海南岛白沙县女医生，刑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的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无法发声。

．蔡铁根，老红军，大校军衔，教授，七○年三月十一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着便对他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说不出话来。接着就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

．黄金秋（清水君），被江苏高院宣判后，狱方竟直接将他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因精神病院拒收，他才幸免于难。随后被江苏省监狱关入严管队，狱方强迫他每日长跑近3万米致双脚溃烂血肉模糊，并唆使重刑犯人暴力殴打他。[38]

16．1971年批林批孔运动。林彪“反党集团案”牵连数百上千名高级军官，数万人受迫害。

17．1976年北京四五运动。1976年4月5日北京人借悼念周恩来，表达对毛泽东及“四人帮”（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政权的不满。毛下令军方镇压，10人死亡，200人受伤，全国追捕数千人。随后至少500人被枪决；调查持续到10月份，至少上万人被调查。（南郭注：1976年四五运动是自1949年以来国人首次群体自发公开对被捧为神一般的毛泽东说不；毛判断事件后台是邓小平，故将其定性为“反革命运动”，指示镇压禁止悼念周恩来。尽管周其实也非什么好东西，但当年中国人被长期信息封锁强制洗脑误以为周是好人。当晚一万余名首都民兵和工人纠察队，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三千名公安人员，手持木棍、皮带包围天安门广场拟武力清场。中共官方称没有死一个人，被捕300余人。但据香港郑义先生的说法：当晚8,000多人伤亡，其中600多人死于棍下，2,000多人伤残，仅北京一地被捕超过5万人。[39]1978年11月25日中共平反之。）陈子明、王军涛、严家祺、范增是四五运动的著名人物。

18．1978-1979北京西单民主墙民主运动。黄翔（1959年现行反革命劳教4年、1966年现行反革命内定判10年后平反、1970年再次打成现行反革命，1978年10月1日至1979年3月发起推动西单民主墙运动；1979年3月以异议份子入狱；1984年因恋爱秋潇雨兰被作为刑事犯罪案件立案逮捕秘密关押半年；1987年再次被捕判刑3年；1995年6月为六四在京被密捕）；魏京生（1979年在西单民主墙发表《第五个现代化》判15年，1995年判14年）；陈尔晋（1972年至1976年5月撰写《特权论》并上书毛、邓、胡耀邦；1978年被秘密逮捕关押1年后平反；1979年通过《四五论坛》及在西单民主墙公开发表《特权论》删节本《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1981年4月5日被作为两非组织祖师反革命集团首犯判10年加10年严密监管）；徐文立（1981年判12年，1998年再判13年）、徐水良（1973年10月发表《反对特权》；1975年11月被捕入狱至1979年1月平反释放；1981年5月再次被捕判10年）；王希哲（1974年以李一哲名义发表《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15年）；傅月华、张西风、孙维邦（12年）、刘青（3年劳教加8年）、刘山青（10年）、马文都（4年）、康正果（3年）、任畹町（2年）、陈旅（吕）、路林、杨光、傅申奇、王军涛、杨周、郑钦华、刘国凯、汪岷、胡平、司马文征、倪育贤、莫建刚、李任科、何求、朱建斌、王屹峰、牟传珩，钟粤秋、张京生、秦永敏、皆被中共专制暴政枉法判刑。1976年有政治犯1,000万人。1982年政治犯减少到0.5%，1986年犯人数降至500万，以后保持此率。1991年政治犯人数约为10万人，2005年有7,000人之说（南郭注：实际政治犯人数肯定远远超出此数）。

19. 1983年“严打运动”。这是中共任意践踏法律，无法无天的再度表现，在该运动中众多仅是小偷小模行为或是一般追求性刺激的青少年均被当做流氓团伙枪决。全国约100万人被捕，至少1万人被杀。

20．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城。六四天安门屠城事件是中共建政以来中国人最大规模的公开反共要求自由民主的政治运动，波及全国80个大中城市。是中共极权流氓暴政本质彻底大暴露，亦是其灭亡前的最后疯狂，如果在此前尚有可能和平改良的话，此后中国民主运动只可能是政治民主大革命：

．事件起因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学生举行悼念活动，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动乱”的定性，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称：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动乱，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结果次日北京超过10万名大学生游行示威抗议该社论。5月19日中共宣布北京戒严，结果犹如火上浇油。随后大学生开始绝食抗议。5月30日中央美术学院师生集体创作的 “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门广场安立。6月2日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建四君子宣布在天安门72小时绝食。但刘晓波被捕后，在中央电视台说：“未曾看见军队向广场上的学生开枪！”因而受到中共当局“记大功”的奖励。[40] 但后来刘曾对自己的无耻行为忏悔：“我在90 年的忏罪就是不可自我原谅和自我赦免之罪。它是我生命中永远的耻辱，永恒的罪责，纵令我以全部生命去洗刷，也无法干净了。这是我一生中最下贱的行为，那伤口永远不会愈合，永远新鲜，稍一碰就会血光四溅。每每想及此，都自觉无地自容。这种卑鄙的背叛行为，已经是铭刻在生命中抹不去的耻辱。要说做人的失败，这才是致命的。它将永远跟着我，直到有一天刻在墓碑上（假如有墓碑的话）。我的如此卑劣的行为，这种耻辱对一个人的尊严是毁灭性的。严格地讲，自己为自己烙下这耻辱之后，就再无法过真正意义上的有尊严的问心无愧的生活了！”[41]

． 1989年6月4日，中共动用30万正规军，真枪实弹数千辆坦克，装甲车强行洗场。邓小平下令开枪，法国研究专家称：“至少1,000人被杀，1万人受伤，数千人随后在各省秘密被杀或以其他罪名枪杀；北京至少1万人被捕，全国至少有3万人被捕”。（南郭注：根据1989年10月12日总参谋部统计的资料显示，1989年6月1-10日中共枪杀的死亡总人数为3万1,978人。任畹町先生亦说：总参谋部当年统计六四死亡3万多人）[42]

．国务院发言人袁枚公然称：“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前国防部长迟浩田访美时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北京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称：“在几天的暴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中国人大研究生吴仁华证明北京农业大学学生戴金平和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在天安门广场被枪杀。吴仁华亲眼目睹了3辆坦克追逐辗压11名学生的暴行。“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目前已经找到坦克轧人惨案的5名死者和9名伤者，一共14人。其中5位遇难者是林仁富、董晓军、王培文、田道民、龚纪芳；9位伤者是方政、王宽宝、权锡平、刘华等，另一伤者是位女大学生，不愿公开姓名。

．在六四后十余日，中共暴政即以反革命破坏公共财产罪等名义悍然枪杀了数十名北京和上海市民及工人政治犯：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杰、徐国明、卞汉武和严雪荣等人在被抓10多天之后就被判处极刑，且立即执行。还有大量的六四抗暴者则分别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2年执行）。在北京市的监狱中，仍然关押着孙宏、朱更生、郗浩良、杨璞、李玉君、姜亚群、苗德顺、武春启、石学之、常永杰、李志欣、常景强、王连喜等六四抗暴者。法院竟荒唐地以” 殴打、污辱坦克”为名判处孙彦才无期徒刑！

．在六四事件后被以“反革命纵火罪”判刑14年的北京乡镇企业工人陆洪泽、山东青岛市的陈兰涛和孙维邦（又名孙丰）。陈兰涛，因八九年六四期间曾在大街上发表演讲，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18年。孙维邦是七九年民主墙时期的异议人士，因八九年六四期间曾在他开的饭店内免费招待学生，并三与讨论，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12年。在四川省川东监狱，关押着蒲勇和雷风云等人士。蒲勇原是四川省南江县某乡的副乡长，因六四后在大街上张贴大字报，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12年。雷风云，四川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研究生，因言论问题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12年。在四川邵阳市目前关押着9名六四问题人士，他们是︰李旺阳，工自联主席，刑期13年；李小东，工自联常委，刑期13年；蒋志强，干部，刑期13年；刘楚南，退休教师，刑期15年；吴鹤鹏，个体户，无期徒刑；朱正英，工人，无期徒刑；钟冬林，个体户，刑期10年；吕日晶，工人，刑期13年；刘新，初三学生，刑期15年；刘新是因为递火柴给烧车的姊夫吴鹤鹏而被判刑，时年15岁。

．原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李海，因为调查搜集狱中人士的相关资料，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被以“刺探国家机密罪”判刑9年，后关押北京朝阳监狱。刘晓原因为六四前十几天发起和组织天安门广场民主讨论会和担任北京工自联广播站特约评论员，于1992年春被判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宁夏农民民歌手杨连志因为风波中在京演唱自己编的讽谏当局三农政策等民歌民谣，而被判刑15年。北京崇文区阿里山饼屋年仅18岁的工人孙宏，北京东风饲料厂青年工人武春启，分别被判处死缓和无期，而他们纯属冤枉被充数的。北京工人画家武文建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7年。

．韩罡是因为“六．四”才被判刑12年的。当时的韩罡是一个现役军人，在某战略导弹部队服役。八九年六月份，他刚好在北京休病假。“六四”从开始到结束，他都亲眼看到，并亲身参加。作为一个军人，看到自己的战友所做的一切，他内心深处极度痛苦。在此基础上，他写了一些题为《起跑线》的文章和那本书，反对“六四”军队开枪。

．下述是因六四运动被中共无罪重判的部分人士名单：余志坚（无期）、阿旺桑珠（21年）、俞东岳（20年）、陈兰涛（18年）、张善光（17年）、鲁德成（16年）、平措尼珍（15年）王维林（只身阻挡共军坦克的英雄）、哈达（15年）戴学忠（12年）、王丹（11年）、蒲勇（10年）、肖斌(10年)、张明（10年）、刘胜青（10年）、李海（9年）、姜福祯（8年）、任畹町（7年）、高瑜(7年)、刘德（7年）、袁红冰、王国齐、卢四清、任不寐、郑旭光（三次入狱）、郑义、北明、车宏年（5年）、江棋生（5年）、罗海星（5年）、方觉（1998年4年；2002年82天）、陶君（4年）、蒋品超（4年）、徐永海（2年加2年）、陈西（3年）、陈少文（3年）、王军涛、刘钢、王有才（3年）刘晓波（3年）、茉莉（3年）、唐柏桥（2年）、王东海（2年）、张铭山（2年）、（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擎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立、李张铭、熊炜、熊焱被通缉）周勇军、赵品潞、张健、刘俊国、李恒清、郭惠、潘强、安田、金岩、余厚强、连胜德、程真、刘涣文、韩东方、侯多属、高光俊、牟传珩、王庭金、沈良庆、刘国凯、陈破空、陈子明、贺伟华、朱更生、李玉君、李志欣、高鸿卫、汪建辉、刘水、包遵信、侯文豹、李必丰、廖益武、周舵、周京、傅申奇、鲍戈、姚振宪、杨勤恒、陈增祥、姜福祯、张杰、诸君均被中共专制暴政枉法判处2至10年不等的徒刑。

21．中共枉法残酷镇压一切组党运动。虽然中共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国公民有结社自由权，但自中共夺权以来从未有过一天任何中国人曾享受过此种自由。反是组党者无一例外，全部到中共暴政公然践踏自已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枉法无罪重判。自1949年至1981年被以反革命罪处死的数百万人，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因为组织“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研究学习小组”之类的组织，而被以所谓反革命集团罪名处决。

． 1981年4月5日镇压中国公权大同盟，中共以反革命集团罪名，逮捕“两非”首犯陈尔晋。随后南京徐水良，北京徐水立等人亦被捕判重刑。

． 1989年5月陈晏彬因组建中国革命民主阵线被判15年刑。

． 1990年杨天水因组党被判10年徒刑。

． 1991年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华进步同盟、中国自由工会。逮捕判刑胡适根（20年）、刘京生（15年）、王天成（5年）、康玉春、李海、安宁、王国齐、陈青林、陈卫在法庭上高喊“打倒共产党”！“自由民主万岁”！王万星（被关入精神病院10年）。

． 1996年因组党被判刑的中国民主党人：陈西（3加10年）、廖双元（3加4年）、卢勇祥（5年）、黄燕明(5年)、曾宁（4加2年）、程凡、王培剑、吴高兴、叶文相、傅全、岳武、王兆明、庞庆祥。

． 1998年中国民主党被捕判刑者：李作（15年）、孔佑平（15年）、哈达（15年）、王有才（3年加11年）、刘贤斌（13年）、秦永敏（12年）、佘万宝（12年）、宁先华（12年）、高勤荣（12年）、吴义龙（11年）、胡明君（11年）、李大伟（11年）、华棣（10年）、王森（10年）、祝正明（10年）、佟适冬（10年）、张善光（10年）、李旺阳（10年）、查建国（9年）、李海、何德普（8年）、高洪明（8年）、杨涛（8年）、毛庆祥（8年）、李智（8年）、肖云良（7年）、陈增祥（7年）、陈忠和（7年）、朱虞夫（7年）、陶海东（7年）、刘世遵（6年）、廖石华（ 6年）、肖诗昌（6年）、王泽臣（6年）、徐光（5年）、马文林（5年）、王策（4年）、姚福信（4年）、吕新华（4年）、黄金波（4年）、桑坚城（3年）、李志友（3年）、陈龙德（3年）、王明（3年）付国涌（3年）、叶有福（3年）、范子良（3年）、李旺林（3年）、袁斌（3.9年）、欧阳懿（2年）、单称峰（2年）、戚惠民（2年）、赵昕、刘连军、余铁龙父子、王文江、岳天祥、张善光（组独立工会）、安均、刘念春、韩罡、陈宴彬、张亚州、孙立勇、周志荣、尚文、解天刚、薛振标、庄德文、冯鉴、潘天云、王伟华、高建松、王柏祥、罗长福（重庆）、颜钧（西安）、刘京生、陶君、李任科、程凡、王培剑、周建和、谢万军、王荣清、唐元隽、姚振宪、燕鹏、热比亚．卡得尔、马少华、王林海、任诠、李岩、刘晓竹、刘大生、康玉春、高玉祥、秦耕、龙纬汶、王妙根、顾万久、刘浩峰、刘凤钢、林海、冯劭力、赵常青、桑坚城、许健（包头）姜维平（大连）、黄小勤、温方强、陶海东（新疆）、陈少交（湖南）、李运生、蒋世华、黎小龙、赵金东、杨洪林（长治）、王大齐（合肥）、李增春、王彦发、高建松、王柏祥、解天刚、朱更生、李玉君、李志欣、高鸿卫、庄德文、冯鉴、潘天云、王伟华；王凤山（甘）马晓明（西安）、李志友、黄燕明、廖石华、诸贤均因依法行使宪法第35条明文之结社自由权,公开组党被中共专制暴政烂用国家强制力判处3至15年重刑。中国民主党的群雄们为冲破党禁做出了伟大贡献与牺牲。

． 1998年著名诗人俞心焦因组建中华复兴党被中共当局罗织强奸罪判8年徒。

． 2004年归国留学生，作家和诗人黄金秋（清水君）因组成网络中华爱民党被中共暴政无罪重判12年。

． 2009年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博士后，因组建中国新民党被中共暴政枉法无罪重判10年。

22．1999年7月迄今中共疯狂镇压法轮功精神运动。1999年7月镇压法轮功，李昌、王志文、纪烈武、姚洁等4人被执行逮捕。1999年12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致人死亡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三罪并罚，分别判处4人18—7年不等的徒刑。）刘成军（8年，04年被酷刑致死）、陈光辉（8年04年7月被恶警或刑事犯暴打成植物人于07年1月牺牲）、瞿延来（5年）、高容容（酷刑至死）、吴爱中（7.5年）、刘兰（7.5年）、张惠（4年），迄今法轮功学员受中共专制暴政酷刑致死者有案可查者至少3,300人；惨遭人类前所未有的罪孽迫害被活体盗卖的法轮功学员数以万计！被非法关入精神病迫害者数千人；被非法劳教关押者数十万人；被非法开除公职禁止入学升职者不计其数。法轮功群体是中国人权受害最严重最惨烈，反抗最英勇功绩最伟大的群体。

23．1980年迄今中共镇压家庭教会。[43]中共对家庭教会成员普遍实施酷刑，旨在强迫信众放弃信仰。据纽约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主席李世雄致 (2003年3 月17日)第59届联合国人权大会函称：”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6,000万以上的家庭教会信徒中至少有270万人被任意拘捕过（即每 22人中就有一个）、44万人被判劳改劳教、750人被通缉追捕、20 万人被迫离家外逃或失踪、1万多人被迫害致死、2万多人被酷刑致残、13万人被监视居住、112万人被勒索性罚款。这些统计数字是根据他们从2000 年秋开始，由2万多名基督徒对中国22省207个大小城市及无数个乡村的56万多名家庭教会基督徒所进行的走访调查，得出的保守数字。2006年4月12日对华援助协会、美国宗教与公共事务研究所、国际禧年运动美国分会以及德克萨斯州美德兰牧师联盟共同向全世界公布了“2005年中国对家庭教会基督徒酷刑虐待报告”。披露了在2005年5个省市19名家庭教会信徒和领袖被国安和警方酷刑虐待的情况。2000年镇压中功张洪宝。

24．中共迫害西藏新疆少数民族。1956年西藏新年在（）寺院被炸毁，至少2,000名和尚信徒被杀死。西藏人不仅被枪杀，但还被殴打致死，虐待致死，活活烧死，淹死，被肢解，饿死，勒死，绞死，活活煮死，活埋，碎尸，砍头等野蛮残忍方式杀害。

1950-1960年期间，大量藏人被监禁，活着出狱者极少，不到2%，他们分别关押在166个集中营。1959年是西藏最黑暗的时期，同情起义的村庄被整村炸毁。伤员被遗弃，活埋或任由野狗嘶咬，大量人员自杀。1959-1963年，7万名西藏人死于饥荒；占人口的2-3%。最近的研究显示，死亡人数远远高于此，青海藏民死亡率高达50%。1968年1月拉萨毛派与保守派武斗，数百人丧生。1969年另一次拉萨起义亦被中共血腥镇压，康巴游击队战斗直至1972年；1987年起义又起，1989年西藏实行戒严，依张少松将军称，18个月期间至少600人丧生。1984年达赖流亡政府估计17万3,800人被枪决；西藏1/4成年男子是和尚，1/6被划为右派，在四川藏区，2/3藏民被捕关押直至1964年或1977年。若没有确证证明中共计划肉体群体灭绝藏人，无疑中共对西藏实施了文化灭绝。

文革结束后，6,259座寺庙，仅13个仍开放，绝大多数被变成军营，商店或拘留所。绝大多数被毁坏一空。其珍宝，佛像，画，字，经书皆被毁或盗空。1973年一家北京熔化了600吨西藏佛相。1983年一个西藏代表，在北京发现32吨西藏遗物，包括1万3,573座佛相。直到1979年所有的学校仅教汉语。1984年西藏流亡政府的数据令人难以置信：120万受害者，亦即近1/4的人口。43万2,000在1959年起义中丧生，似乎更难以置信。中国官方称自治区人口从1953年的280万降至1966年的250万。若扣除流亡者和出生率，死亡人数至少在80万以上。唯有红色高棉的大屠杀可比。

2008年3月10日-3月14日，中共镇压藏民和平抗议，打死至少上百名藏民；2009年7月5日又在新疆乌鲁木齐人为制造了“七五”惨案。1989年胡锦涛在西藏亲自主持的血醒镇压藏民和平抗议，则由[武警特务分队紧急抽调300人扮成市民和僧侣在5日上午打入八角街和拉萨其他闹事地点，配合公安厅、市公安局的便衣完成造势的任务。烧毁大召寺东北方向的经塔。砸抢闹市区的粮店，引发市民哄抢粮食，并对藏甘贸易公司进行煽动性攻击。鼓励民众哄抢商店物资。虽然该血债不能由胡氏独担，因为当时的赵紫阳、杨尚昆、乔石及整个中共中央对血腥镇压有指令。今读唐达献先生之《一九八九西藏拉萨事件纪实》一文不由得令吾连想自3月10日藏民和平抗议再度引发的[314]西藏血案，真正的罪魁祸首乃中共一党专制的罪恶政治体制，残暴邪恶无能下流无耻乃中共专制流氓暴政的本质特征，中共之残暴源于其是个不受任何有效力量制约的绝对权力，中共之邪恶源于其反人性悖天道的〔共产〕邪说的基因，中共之无能是因为其主体是由无知的流氓无产者依暴力加谎言演变成的无知流氓特权资产阶级组成，中共之下流无耻则是因其与生俱来的流氓本性决定的。

25．中共暴政镇人权律师，人权活动人士，记者，作家，学者和民间维权人士。@

[1]本系列编译主要参考资料：（1）Stephane Courtois, Nicolas Werth, Jean Louis Panne, Andrzej Pacxkowski, karel Bartosek Jean Louis Margolin,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Jean-Louis Margolin, China: A long March into Night 《中国：通往黑暗的长征》，作者是法国Provence大学讲师，CNRS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2）Richard 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2004; 作者是哈佛大学历史教授；(3) Leslie Holmes, Commu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作者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政治学教授；(4)Robert Harvey, A Short History of Communism, St.Martin`s Press New York, 2004.作者是英国下议院议员，专拦作家，〈经济学人〉杂志副主编；（5）R.J.Crampton, Eastern Europe Twentieth Century and After,2ed,(London 1997); 作者是牛津大学东欧历史系教授。（6）Geoffrey Hosking, The Awakening of the Soviet Udition, enlarged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作者是伦敦大学东欧研究所教授；（7）Michael Harrington, Socialism Past and Future,(New York 1989)作者是美国当代主要思想家之一。

[2] 《零八宪章》在三处提及中共政权属“威权”；最近被中共暴政蛮横无理解聘的原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宪政研究专家，张博树博士在其2007年元月11日之《中国宪政改革研究报告》杰作中曾11次提及中共政权是威权；著名经济学者何清莲女士也在其一篇文章中说中共政权是威权。我认为中共政权是标准的极权而决非所谓威权。详细论证请参见本人之《论中共政权是个极权暴政》《博讯》郭国汀律师专栏，2009年8月23日。

[3]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

[4] 张宣武，《宗哲元杀戮陕军五千名俘虏目击记》，转摘自郑义编著《窝里斗的民族》（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5月）第129-131页。

[5]郑义编著《窝里斗的民族》（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5月）第7-8页。

[6] 高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ＡＢ团的历史考察》

[7]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延安整风运动来龙去脉》以翔实丰富的史料和众多的典型个案将延安 “抢救运动”的酷刑和惨状及整风运动的活生生图景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受害者有些人不但受到肉体创伤，甚至被秘密杀害。

[8]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教授陈云生《走向人权与法治－－反酷刑纵横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

[9] John Byron and Robert Pack,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Kang Sheng the Evil Genius behind Mao and His Legacy of Terror in PRChina.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Tokyo Sydney Simgapore,1992 )p.104

[10] John Byron and Robert Pack,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Kang Sheng the Evil Genius behind Mao and His Legacy of Terror in PRChina.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Tokyo Sydney Simgapore,1992 )Pp.86-88，96。

[11] 段克文，《共军围困长春饿死16万民众》转摘自郑义编著《窝里斗的民族》（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5月）第161-168页。

[12] 杨奎松，“镇压反革命屠杀六百万人”，《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

[13]郭道晖根据最新档案统计右派总数是461万人。3178470右派另加1437562中右。《炎黄春秋》2009年第二期

[14] 《人民日报》，1957年9月18日

[15] 郭国汀，《反抗中共专制暴政的先驱者与英雄名录修订版》2009年10月

[16]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17]

[18]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19]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大饥荒期间全世界只有美国曾主动提出援助粮食，但中共却因政治原因而拒绝了美国政府的援助！

[20]辛子陵《打开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码》—-毛泽东传位心路追踪：“毛泽东要掩盖三年大跃进（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万人），又犯了文化大革命的罪错。“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刘少奇这话对毛泽东的刺激太深了。要使自己死后不被清算，靠刘少奇是不行了。至于林彪，只是打倒刘少奇的一根棍子。接班人最终要传位于江青、毛远新。已为姚文元、张玉凤披露的可信史料证明。他披着最革命的理论外衣，做着朱元璋干的事情：为了让江青顺利接班，通过“文化大革命”，他把勋臣宿将几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换了一茬又一茬，绕大弯，是为了把“大王”传江青，以革命的名义，完成家天下的布局，这是打开文化大革命这个黑匣子的密码。

[21] Stephane Courtois, Nicolas Werth, Jean Louis Panne, Andrzej Pacxkowski, karel Bartosek Jean Louis Margolin,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Jean-Louis Margolin, China: A long March into Night 《中国：通往黑暗的长征》，作者是法国Provence大学讲师，CNRS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

[22]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

[23]丁杼《西宁事件解放军枪杀170名青年》

[24] 章成，《1967年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转摘自郑义编著《窝里斗的民族》（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5月）第351-352页。

[25] 何清涟，《记1968年湖南邵阳大屠杀》

[26] 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968年7月31日针对广西地区发生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等事件的布告（简称“七三”布告）

[27] 吴若愚，《韦国清指挥广西大屠杀枉死民众数十万》

[28] 郑义编著《窝里斗的民族》（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5月）第315-317页。

[29]中共广西区整党办公室编印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纪》

[30] 王毅《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暴性的文化根源》，《北京文学》1998年第9期。

[31]中共广西区整党办公室编印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纪》

[32]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333页。

[33]在中共恐怖高压下，全国仍有不少人挺身为刘少奇鸣不平。因此被定为“反革命”而判刑、枪决的，达两万八千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