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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江:不要小看“党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

摒弃“党文化”,融入中华复兴的洪流(之三)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22日讯】中共专制统治六十余年,它设定的“敌人”、“专政对像”是以不服从它的意志或反对它的意志为对象的。从它的处心积虑地控制和对整个社会实行全面的心灵和意识的统治即可看出。深受其害已波及全社会,危害中国广大民众和整个中华民族。今日,中国大陆经济是空前发展了,阶级斗争不提了,“红歌”基本不唱了,“马列”书籍当破烂卖了,有人想:哪一天中共垮台了,“党文化”就没了市场、自动从我们头脑里消失、从我们身边溜掉了?如果那么简单,那“党文化”不就如同破衣褴褛扔掉就拉倒吧!?

不是的。“党文化”控制中国六十余年,“党文化”成为中国大陆民众唯一的“心灵养料”,“党文化”不仅包罗了马列全部邪说,还包罗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糟粕,包括人性中的一切弱点。从社会心理,文化心理和行为心理方面全面的渗透到人们的一切社会生活之中,这种渗透具有中共邪党最显着的特征,即具有欺骗性、暴力性、残酷性和血淋淋性。因此,为了摒弃“党文化”、消除其影响,我们要做许多揭露、评断、辨析以及重建中华文化的艰苦努力。

我们知道,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题,它终究是与四种特定的“对像”产生着连接、发生着关系,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己与自己产生着连接、发生着关系,形成一个和谐的有序的人类活动与生存环境。当然,这个世界有人性弱点和邪恶,人类认识有局限,也会产生失误,但有史的人类其本质是和谐有序的。可是,自从马列邪教以及中共这个暴力恐怖和谎言欺骗集团出现后,世界及中国社会和谐和有序秩序遭到威胁和破坏。至今中共邪党还在抱残守缺,还在毒害和限制着中国人。中共对中国人的毒害和限制就是彻底破坏人与四个特定“对像”之间的和谐和有序的关系为出发点和归属的;也是中国社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六十余年大灾难的直接导因。摒弃“党文化”消除它的影响,最终就是要恢复人与这四组“对像”和谐和有序的连接与关系。

中共的一切理论和他的所谓“革命实践”,最根本的就是彻底的破坏了人与自然和谐和有序的“适应与平衡”关系。不信神不敬天以神和天为敌人,以“人定胜天”的狂吠向自然宣战,企图战胜自然。这种“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已成为意识和文化形态作为共产党的“斗争哲学”生存之道牢固的铸于中共邪党一切理念和实践之中。例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胆大包天”已成为“党文化”本质的经典表述。一句话,中共邪党把“斗”当成手段,把“狠”当成“乐事”,把邪恶当成生存之道。试看中共邪党对我大好河山的践踏、破坏,对我百姓成千上万生命的藐视、残害,其邪恶与罪恶就再清楚不过了。

人与社会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人性与人性的融合、关照、沟通和相溶的和谐有序的关系。它包含着民族、团体、集团、家族、集体和个人等等成体系、成序列的和谐有序。自从中共邪党登上历史舞台,中国社会即成了人间地狱,成了一个大牢笼。整个社会笼罩着恐怖气氛,社会活动以及发展的规律被破坏,社会的任何问题它都采取违背其规律违背其人愿的手段。大到国家、民族,小到个人都以“党大于法”对待之。同时,有社会的主体——人组成的社会,人与人的和谐有序的关系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最典型的是人与人之间完全偏离了人的善良本性“和为贵”、与人为善的本质。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应当是充分体现人的生命价值,应当互相信任、关照、沟通、相容,而中共邪党统治的中国社会却尽其暴露和展现人性中的偏恶心理,以“恶”与“斗”表现出来。这里,尤其要用心深思和警惕的“党文化”在“人与人”关系上宣扬的许多貌似正确的“绝对意识”,宣扬到极致,顶礼膜拜到极致;他绝对的限制了人的思想,绝对的束缚了人的行为。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知识越多越反动”“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等,都具有思维判断的绝对性,使广大的中国人受毒害不浅。

在社会活动中,无论是人的思考、方案、决策乃至行为都不可能保证没有偏差,不可能保证都正确而没有错误。正确的态度就是所谓谦虚谨慎“反求诸己”,及时纠正各种偏差和错误。而“党文化”让一些有权势的人专横跋扈,独断专行,自以为“一贯正确”,从不反省自己,从不承认有失误、有错误;从“伟光正”“红太阳”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再到“一把手”“一言堂”“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些既不符合事实,又不符合逻辑的观念形成一整套“党文化”体系,遭到控制和束缚的人们在头脑里组成一定的知识结构,形成一定的思维方式,一个以“抖狠”而全无善心,“讲蛮”而全无和气的社会风气、社会氛围、社会心理环境就是这样形成的。

所以,“党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搅和和破坏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己与自己的有序和谐关系。中国大陆六十余年的现实已经充分证明,给中国社会和民众的影响十分深刻,危害十分巨大。纠正和重建中国文化的任务十分艰钜。其主要不在于“党文化”中一时一事使用过什么词语、社会生活中有过什么形式的运动、曾经形成过什么风气,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变迁,都会自然消亡。“党文化”的深重影响和危害,从本质上是毒害了中国人的意识和灵魂。

第一,中共邪党尽其一切欺骗、捏造、篡改、污蔑之能事,欺骗中国人。如“白毛女”“刘文彩”“刘胡兰”以及所谓帝国主义教会、修道院、育婴堂(所谓杀害婴儿)以及“文化侵略”(外国人办教会学校)等等,完全捏造或掩盖真相,以调动民众的“阶级感情”,一致仇恨“旧社会”,仇恨“封建王朝”,仇恨“地主富农”,仇恨“帝国主义”。洪洞县里无好人,至今流毒犹存,阴魂不散。

第二,中共邪党窃国篡政建立的政权是所谓的“新中国”,恬不知耻的宣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人民被“解放了”、“当家做了主人”,成为“工农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它靠的就是暴力和谎言起家,承诺“打倒地主恶霸分田地”“保卫土地、保卫家园、保卫胜利果实”,让一些渴望“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民加入“分浮财”的队伍,进而再去“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头承诺提升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和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要的“解放全人类”(三分之二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理想。那么“社会主义建设”理所应当的由工农大众“当家做主人”。中共建政初期,搞了一阵“共产主义”,人民大众尝到一点甜头。现今,许多人仍然沉浸在“甜的余味”里,对中共邪党感激涕零,不去认识正是邪党卸磨杀驴,欺骗自己,反过来

剥夺了他们“夺取天下”、获取政权曾是被依靠的主力军的地位和权利,还在麻木地相信中共邪党。

例如,广大民众无不知道自己身边中共邪党地方官员的腐败堕落,但并不影响他们对中共这个党、对“中央领导”的良好印像,尽管大家都知道今日中共之“中央领导都是从地方官员一步步攀昇上来的,但人们并不去琢磨为何贪腐的地方官员一旦进入“中央”阶层就会变得“英明”起来。那些“维权”的民众更是值得同情又觉得可悲。土匪抢劫了你的财产,拆了你的房屋,打死了你的亲人,却上山去找土匪头子告状,能有好结果吗?这是对共产党的邪党本质没有真正认清的典型表现。

第三,“党文化”使得中国人失去了人生价值,丧失了独立人格,尤其摧毁了知识份子的独立信念、傲然人格,甚至使整个社会的人们昏昏懵懵,好死不如歹活。灵魂深处本来就有的正义和道德原则(即良心)被贬值,从意识深处崩出一种“奴隶式”的“依附价值观”,“怕公仆”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一切依赖领导、上级、组织、政府、国家和党,离开了这种依赖就无法生存。这也正是中共邪党控制社会控制民众最严厉的罪恶手段造成的。他把人的户口、档案、工资、口粮甚至人生的任何自由都控制了。反过来又造就了几乎所有“领导”“上级”的特权,专横跋扈、独断专行、“老子天下第一”,名为“公仆”实为“主人”,比历史上所有更坏更恶更毒的“公仆”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四,中国大陆社会“主人”怕“公仆”已到司空见惯,已是中国大陆社会生活的写照。这正是“党文化”熏陶的结果,也是中共邪党统治中国社会的手段和目的,使得中国民众“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孙中山先生语),主人意识太淡漠。几十年来很少见诸“公仆”这个字眼,而代之以“父母官”。不仅百姓如此,连“公仆”本人亦傲然如此。公仆是指为公众服务的人,须接受公众监督,是民主共和政体的产物;父母官则是就是凌驾于“子民”之上的“父母”,只为他更高一层的主子服务。看似简单称谓,不免有戏谑之意,却反映了民众的民主意识极端淡漠。中国人大多数面对“主人”二字却想不到它就代表着自己,因而没有主人气魄。“坐着不舒服,站着倒自在”,现在跪着也甘心;没有主人智慧,如何去争得和懂得举出自己信赖的公仆为大家服务;缺乏在那些恶劣公仆面前说“不”的胆量,因而中国的好多“主人”学会了“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口头禅,遭遇了“绕道走”“弯弯绕”,当事发现场的“看客”。更可怕的是多数人放弃了做主人的权利,使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官吏绝种,使得为官一时,贪污“十万花花银”的官吏越来越多。

第五,精神,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的心理状态。健康的精神素质,应该是自由的精神世界、丰富的精神生活和坚挺的精神风貌。人的现代化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精神自由,思想解放,勤于思考。中共邪党的邪恶集中表现在它善于控制人们的精神活动,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越来越趋于收敛,使精神领域中形成一种收敛性的思维方式,一种典型的精神禁锢,社会上的人形成了“随大流”的人格特征。“不事思考”的意识特征就是最典型的收敛性思维在作祟,例如,一味地将认识停留在“普遍性”上,而忽略了去认识“特殊性”,就是最典型的精神控制。这种思考方式的人看世界是“一管之窥”,做事情是“一定之规”,写文章是“千篇一律”;人“非白即黑,非黑即白”已经影响了几代人,认为自己没有(不敢有)创造性,只相信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如只认识“中央文件”,只听“中央电视台”,只看“领导人的表态”等),因而常常孤立地看问题,遵循规则,消极思考,逃避风险,害怕失败;有时又一反常态,跟随“中央”,跟紧“领导人”打击领导人想要打倒的,全力攻击某一对象。

不事思考在精神世界范围是最危险的贻害无穷的思想特征,甚至产生邪恶。每一个不事思考的人的行为后果都可能是邪恶。在今日中国大陆不少中国人盲目依从领导,死守政治独断的意见,不经批判地滥用权力,或人云亦云的随波逐流,与邪恶并没有什么差别。这种不加思考,已成为一种较为安全的生活方式。因为它回避了思考可能带来的危险。因为思考会涉及到“真实”,而“真实”就必然会对当政者的行为,规则、口号、教条、风气、习惯,以颠覆。不事思考是邪恶的根源,是群众被操纵行恶的肇因。这是“党文化”毒害广大民众的具体表现,也是民众尤其是中国知识份子应该深刻反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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