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担任校长的期间，除了校务，他还参与了两件事：教改与石雕艺术推广。在花师担任第一任校长的第三年（一九九五年），陈伯璋受邀参与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前半年以顾问的身份参与，之后因教改会被批评缺乏师范体系学者专家，因而将毕业自师范大学的他及黄炳煌、简茂发等学者，改聘为委员。

“参加教改会才知道，在教育圈之外，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如此热心地投入教育。”这些委员们不仅认真研读教育改革方面的文献，还亲自到荒山僻野，察访原住民教育，如当时担任行政院主计长的韦端（现改名为韦伯韬），以及台大化工系教授牟中原等人。“从他们身上我体会到，教育改革不只需要专业，更要有热情。”

“参加教改的两年，让我历经了教育界的波涛汹涌！”过去一直属于学院派的他，经由教改，实地接触到第一线。“可以说，教改是我从理念到实践的一个分水岭。”

接触石雕艺术活动，则是忙碌的工作外一个美的飨宴。花莲盛产大理石，地方人士于是就地取材，举办国际石雕大赛。

身为花莲师范学院校长的他，也是当仁不让的推动者之一。这项活动至今仍进行得如火如荼，每年的得奖作品都收藏在花莲文化中心或工业园区。

“因为石雕艺术活动，我认识了许多民间艺术（如奇木、雅石）的收藏家，以及音乐爱好者。”与这些收藏家、鉴赏者互动，除了能拓展视野、亲炙学术外的智慧，更让他紧绷的压力找到释放的出口。

像经营“福园”民宿的蔡子盛（扁政府时的“国师”）收藏了许多玫瑰石，“我们常称玫瑰石为‘内在美’，因为它的外表不起眼，黑黑丑丑，但是切开来或磨去表面，就会出现山水画般的纹路，或呈现玫瑰般的色泽，令人惊艳。”

每当有国内外好友到花师造访，他就会带着宾客们到福园寻宝，听听他们对玫瑰石的赞叹。

除了奇石，还有奇木。奇业桧木馆的董事长林进裕收藏了许多奇木艺术品。有一次他向陈伯璋透露，这些奇木艺术品原本都是要拿去烧了的朽木，但在他的抢救及事后整理下，一个个变成艺术品。

看着那些像耳朵、像眼睛，或像观音的奇木，很难想像它们原是遭人弃置的树瘤。曾经有位日本大商社的社长，对林进裕的奇木收藏大为倾心，想要全部买下来。

他甚至在临走前留下一张空白支票，表明只要林进裕肯割爱，无论多少钱都任由他填写！

但是林进裕终究不愿割舍他的奇木收藏，“他说，他不希望将来子孙们要花钱搭飞机，到日本去看爷爷的收藏品。”林进裕还对他的奇木下了一个注脚：“朽木虽不可雕，却可以欣赏。”

陈伯璋深感此话发人深省，它蕴含了“天生我材必有用”、“一枝草一点露”的智慧，“而且这些民间智慧，和学术上所倡议的‘多元智慧’相通。”

那段期间，陈伯璋也和多位爱乐人士有些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如周末与慈济医学院院长李明亮（后来担任卫生署署长）在亚士都饭店雅美厅，共同举办的音乐欣赏；与花莲的音乐爱好者葛守真教授、童添贵老师、江淼雄与赵胜丰医师等人，不定期的雅音小谈。

这些聚会或活动不仅达到自娱的目的，并对后山古典音乐的推展，发挥推波助澜的功用。

陈伯璋在花莲师范学院担任校长时的阻力虽不小，但肯定的声音也不容小觑。第二次连任时，赞成票甚至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二○○○年卸任时，学校的自筹经费也已超过百分之三十五。“比较遗憾的是，在我任内没有合校成功。而且我离开后，学术研究的气氛又变得较不积极了。”

时隔八年，东华大学与花莲师范学院已整并，但花莲师范学院的校名已不复见，这和陈伯璋当年所主张的“结合两校校名”差距甚远。花莲师范学院现址改称为“美崙校区”，“预计三年后，美崙校区也将裁撤，全部搬到东华大学的广大校地。”

回顾这八年，陈伯璋戏称是一部“东部开发史”，“至于是非功过，就留待后人去评价了。”他潇洒地说。

教学生涯另一起点

离开花莲师范学院后，重回师范大学任教，教大学部一班及研究所两班。“这一年是我教学生涯中，唯一没有接行政职的教学工作。”正想细细品味教学与做研究的自由自在时，行政职的机会又找上门了。

淡江大学创办人张建邦，想在该校的教育学院内，成立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这个理念和陈伯璋不谋而合，“自从教改以来，高等教育可以说是教育界的九二一大地震。”参与过教改的他，很希望有机会再为高等教育效力。

因此接受淡大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的职务。两年后，在卸任教育学院院长黄炳煌教授的推荐下，兼任教育学院院长。又过一年，他辞去研究中心主任一职，专注于教育学院院长的工作。

当时，正时兴修教育学程以取得教师资格，因此教育学院的学生源源不绝。再加上经营有道的淡江大学，请来教育界“熊猫级”的教授（除了他和黄炳煌以外，还有之后聘请的杨朝祥、黄荣村等教育部长），担任教育学院院长，更增添号召力和说服力，使得教育学院甫成立就成果非凡。

“淡江大学是一所企图心很强的学校，不仅重金礼聘学者专家，也砸下大笔资金在硬体设备上。”在他服务于淡江大学的五年内，学校兴建了体育馆及外语学院两栋新建筑。

不过，该省的地方，他们却也一点都不浪费。“像是严格控制职员及研究助理的人数，以免浪费人力。如果事情真的做不完，就另采外包制。”

淡江大学的广宣手册也让他印象深刻。“他们把学校的经营绩效、历年表现和未来的愿景，一一罗列在手册上，再广发各界人士，颇能达到宣传的效果。”

张建邦创办人最让陈伯璋钦佩的地方是，他每年去美国度假时，总不忘到史丹佛大学图书馆翻翻新书，吸收新观点。

“他一方面督促自己与时俱进，追求新知；一方面亦借此修正与调整原来的想法。”由于他本身是个求新求变的人，因此对于某些教授数十年如一日的作风，特别不以为然。

“他曾经告诉我，当了那么多年的大学校长，他觉得还是大学教授最难缠。因为，‘想改变他们授课的科目，比移坟墓还难！’”

“由于张建邦深具未来观。只要他一有什么新的想法，就会在开会时抛出来，凝聚大家的共识后，再塑造成一个大家努力追求的愿景。”这种“开放的专制”，反而有助于提升效率。

此外，他们对于元老级教授也非常照顾，凡是有升迁的机会，都会先想到旧人。这种做法，促使许多口碑甚佳的教授，愿意安下心在淡江大学贡献所长，而不会汲汲于跳槽国立大学。

不过，那是指成立数十年的既有系所。在新成立的系所中，陈伯璋却发现，师资方面往往出现断层。“除了熊猫级的教授与年轻的助理教授外，中生代的副教授及教授颇为缺乏。”

因为助理教授熬成婆（升等为教授、副教授）后，通常想跳槽到国立大学；而自国立大学退休下来的教授、副教授，就成为私立大学重金礼聘的“熊猫级”的教授。“这就像是学术圈里面的一个循环。”

淡江大学是陈伯璋首度接触的私立大学，而且是台湾第一所私立大学。“淡江大学的经营讲究效率及TQM（Total Quality Management，全面品质管理）。”

虽然被批评为家族企业，但因他们懂得尊重专业与充分授权，“也就是，行政管理归家族体系掌控，专业工作则交由专业人才发挥。”因此，即使有家族企业的专制之嫌，也是一个“开放的专制”。

国家教育研究院的“缘”与“圆”

国家教育研究院筹备处于二○○○年五月四日正式成立。刚成立时，仅有十四名工作人员；二○○二年七月十五日，行政院将“教育部台湾省国民学校教师研习会”纳入，员额达七十六人（行政人员四十人、研究人员三十六人）；二○○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奉教育部令，再整并“教育部台湾省中等学校教师研习会”，员额仍维持七十六人。

虽然教育研究院是在一九九六年教改会后，正式被积极地催生，但是远在一九八○年，国建会就已经建议筹设全国性教育研究机构。

“众所周知，教育问题错综复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必须有一个长期性的研究机构，从长期性、系统性及整合性的角度，奠定教育研究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以作为教育政策及落实教育改革的重要依据。”陈伯璋说。

在此共识下，无论是教育界、学界，甚至社会各界，对于成立教育研究院，早已酝酿许久，且有了初步的规划与雏形。

筹备处自二○○○年成立以来，历经了吴清基、吴铁雄、何福田、陈清溪代理主任及李坤崇等五位主任。二○○八年八月一日，陈伯璋在政务委员曾志朗推荐下，由前教育部长郑瑞城任命为第六任筹备处主任。

陈伯璋就任后，每每与立法委员沟通教育研究院成立的必要性时，最常被质疑的便是，它与教育部及各大学研究单位的功能有何不同？

“以教育部来说，它是一个行政单位，无力进行教育研究；而各大学所做的教育基础性研究，多属学者个人的学术研究，或与各校发展有关的研究。这些研究不见得能与国家整体教育的发展有关。”

而且，国科会所补助的研究计划，多属数个月到一两年的短期性研究，无法长期地对关键性问题深入了解，及提出解决策略。“国家的教育政策和课程改革，必须有一个长期性的研究机构，担任国家的教育智库，永续提供可资参考的研究与决策建议。”

参与过教育改革与课程改革之后，陈伯璋深切体会到，目前的教育政策常因人（教育部长）而异。

部长更换之后，刚起步或走了一半路程的教育政策，可能就会腰斩或改头换面；而教育改革、课程改革也都是任务编组，缺乏一个长久职司的机构，以至于国小、国中、高中各改各的，无法有一个连贯性、整体性的改革。

作为一个国家的教育智库，地位当然是越超然越好，所以最初的机关属性规划是“公设财团法人”；后因考量到涉及诸多公权力，遂改为“行政法人”；之后经教育部各单位共同协商的结果，裁示：先采“公务机关”进行整并，之后再朝成立基金、法人方向发展。

虽然法人组织最不受行政院与立法院制约，主控性强、经济独立，但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可行性不高。

以公务机关的身份隶属于教育部辖下，让许多关心教育研究院未来发展的专家学者担心，教研院未来会不会只是教育部的一枚橡皮图章，而无法发挥应有的理想与功能？

对于这项质疑，陈伯璋的看法是，教育部里的短期研究计划当然要尽量配合，但须显现出学术研究的客观与超然；而中、长期研究计划，则由该院主导，若能确实建立研究的品质与可信赖度，那教育部就会配合教研院的研究计划，届时岂会仅是一枚橡皮图章？

与其拘泥于机关属性，而无法成事，不如退一步想，先求成立，再谈其他！“当务之急是，让这个各界翘首盼望许久的机构正式成立。”

早年吴清基担任第一任筹备处主任时，即基于可行性的考量，务实地将教研院定位在公务机关，并根据政府组织再造、人事精简的政策，以及前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的建议，整合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国立教育资料馆、三所教师研习中心及国立编译馆等六个单位，成立国家教育研究院。

教研院筹备处最早设在板桥教师研习中心，但因规模太小，未来恐不敷使用，林清江部长于是和台北县政府交换位于三峡的一块土地。于是，筹备处从三、四公顷的板桥市，迁址到二十多公顷的三峡镇。@(本文结束)

摘编自 《宁静致远：教育者之师陈伯璋》 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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