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15日讯】文章摘要：在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里，“娱乐性”的批判作品有没有价值？如果说“有”，到底有多大？如果我的意思不被曲解为“在筷子里边拔旗杆”的话，那么，一个专制的社会，迫使具有批判精神和批评功能的文学艺术之价值只能够在如蜗牛壳那样大的空间里展开，并且只能以非常机智甚至滑稽的艺术手段表现之就令人深思。

“一切民族，一切艺术，都有它的虚伪。人类的粮食大半是谎言，真理只有极少的一点。人类的精神非常脆弱，担当不起纯粹的真理；必须由他的宗教、道德、政治、诗人、艺术家，在真理之外包上一层谎言”——这是文学尚处于严肃时代，法国伟大作家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多夫》一书中所说的话，在文学已经进入了“娱乐时代”的今天，我在评论中国目前流行影视作品时引用它，是要给读者们一种联想：娱乐文学的今时现象早在严肃文学时代就被伟大的法国作家预料到了。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批评文学——这种严肃的文学形式虽然还存在着，其精神已经被“娱乐”化了的现实时就不会太感觉到意外，特别是当中国社会的专制主义之轭在还没有被打碎时，批评性影视作品在一个“不靠谱”（引自《手机》原话）的时代里到底可以走到什么地步？本文将给出一种解读。

（一）娱乐至死的品种

继电视连续剧《蜗居》开播后，中国影视界又爆出了一部《手机》。按某一位网友的说法，它在批判方面“超过”《蜗居》。看过《蜗居》的人都知道，《蜗居》通过对一对青年知识份子夫妇居住环境的写实性描述，讽刺了胡锦涛“五有”（“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中的“住有所居”，人像蜗牛那样地住在自己的壳内，不就是“住有所居”了吗？在江州市（上海）这个著名的世界大城市中，《蜗居》把供普通人生活的蜗牛式空间与上层腐败分子们的豪华阔绰住宅作了对比，把个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内囊给翻了出来，赢得了社会好评；而《手机》呢？是步其后尘，通过对一个电视名人的刻画，爆出了一大堆“不着调的人”的生活猛料，咋一看，好像真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嫌疑，以至于该剧导演沈严曾经很认真地告诉搜狐娱乐：“我经常担心，这部剧可能过不了审查，因为这戏太犀利，对流行的东西做了露骨的批判和讽刺。”。（引自《搜狐娱乐》）

可是呢？沈导演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作为职业艺术家未必就清醒地看到，现在的影视作品已经走出了前毛泽东时代那种动辄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时期了，它不再成为社会批判的武器，已经变成了“娱乐的猛料”。因此，人们若是用前毛泽东时代的观点看《手机》，它是“反党”的，但是，这种“反对”之于目前的共产党高层来说好像是挠痒痒，他们也会像普通人那样地看了发笑。为什么？他们的脸皮厚了，感觉长了茧子。看一看戏里的段总，当别人在挖苦和讽刺他时，他非但没有任何害羞的感觉，反倒觉得自己受到了别人的崇拜（见第六节论述）。

我的问题是： 在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里，“娱乐性”的批判作品有没有价值？如果说“有”，到底有多大？如果我的意思不被曲解为“在筷子里边拔旗杆”的话，那么，一个专制的社会，迫使具有批判精神和批评功能的文学艺术之价值只能够在如蜗牛壳那样大的空间里展开，并且只能以非常机智甚至滑稽的艺术手段表现之就令人深思。依据我的看法，“真理”在被“谎言包”了一层后，贩卖“真理”的事情也只能靠由“谎言”编制的程序。结果，整个社会“谎话连篇”，咋一看，人的嘴在动，“名为说话，不说人话”（费墨语）。

（二）骗子满天飞

此剧是讲一个“拿说话当饭吃”的北京“名人”——电视节目“有一说一”主持人——严守一的故事，并以此为线索，穿着了一部都市生活和农民生活交织的大戏。和《蜗居》比较起来，它是拿名人说事，把批评伸到了上层。但是此剧有一个很可取之处，它在说上层社会里的名人时，却没有局限名人所居住的北京市，而是把讲述的故事头绪延伸到了河南农村——严家庄，于是，它就突破了都市戏的局限，同时扯带出了农村生活。名人严守一是一个身子住在北京，根却一直扎在农村的人，就如他的领导说他那样：“心里总有村口的一棵老槐树”。其实，名人在农村的“根”不是须根，而是老根，具体的说就是剧中的老奶奶。奶奶死了，名人的事业也就结束了。这样一来，围绕名人主角的故事就扯带了两类完全不同的生活：一种是典型的中国农村生活；一种是中国大都市的生活，如果说此两种生活有着天壤之别的话，那么，《手机》通过严守一三次回乡以及他和乡亲们的割不断的关系就把两者给揉合起来了，给人一种统一而又完整的印象。在戏里，严守一是一个正面人物，他在火了之后，并没有忘记他小时候偷过瓜的严家庄，更不用说，每当他生活遇到烦恼时，小时候的严家庄生活的画面就会浮现他的回忆中，以至于他用它赶走了烦恼。

他是因主持“有一说一”而走红的，按理，他应该是一个“有一说一”的人，可生活中的他，是一个说谎大王，不但在单位说谎，在家里也是一样，以至于他那漂亮、文雅且又贤慧的妻子于文娟批评他：“在电视上有一说一，回到家谎话连篇”。不光严守一是一个说谎的人，戏里的人（除奶奶一人）外都说谎，而在这样做时，手机——这个代表着时代进步的通讯工具助长了人的说谎，至少利用它说谎，避免了人面对面说谎时“脸红”的尴尬。人使用手机，可以把与情人的约会说成是“工作”，把酒吧说成是办公室，还可以利用它“召开”“则所会议”（严守一法给费墨发的短信）。

此剧没有说现时的中国是一个“谎话连篇”的社会，非但没有这样，而且还用严守一主持的电视节目名称来倡导人们“有一说一”。可是呢？我检点了全剧里的人物，除了于文娟和奶奶这两个人基本做到了“有一说一”外，其他所有的人包括严守一、费墨教授、于文海、严守礼、吕桂花、牛彩云、段大可、伍月等人，都是说谎的人。有一个人很特别，那就是在严守一和于文娟离婚后，追求严守一的沈雪老师，她是一个性格非常直率的人，性格决定了“有一说一”，可用她自己的话讲：“因有一说一，人才说我二”。

正因为她被人说“二”，所以，40岁的年龄都没有嫁出去，这还不是问题之所在，当她在追严守一的过程中，感觉到自己的个性、脾气都不符合严守一的要求时，就想着要变型，于是，她向费墨教授夫人——李燕讨教，而李燕就给他过了真方子：要拿下严守一，就要先拿下奶奶；而要拿下奶奶，就要模仿严守一的前妻于文娟给奶奶梳好头。戏就写了这些一节，沈雪在去严家庄时，一再模仿于文娟的样子，走路、着装、甚至连见奶奶时应该穿什么衣服都不例外，以至于引起了于文海的愤怒，嚷道：“她盗版我姐！”

因此，我对《手机》的解读：中国是一个骗子满天飞的社会。此剧的开篇就很有寓意，可以说给人揭示了一个到处都充实着骗子的社会之实相。在一辆驰向首都北京的列车上，上京寻找姐夫的于文海和其他乘客一样，昏昏欲睡，忽然上来一位“吴总”（看着装着也“人模狗样”的，西服、领带、眼镜、名片一应俱全），坐在于的对面座位上，叫醒了于，和他聊了起来。这个吴总，于文海每说一句，他都附和着说“好”，一下子就和于文海靠近了。

先是，他拿一罐饮料，问于文海“喝不喝”？于说“不喝”，他说：“不喝了好！” 又问：“是不是去北京？”于说“是”，他说“去北京好！”又问于：“是不是做生意？”于说：“不是！”他说：“不做生意好！生意人整天东奔西跑，焦头烂额……”，进而，他问于有没有名片？于说：“没有！”他说：“没有了好，那些大人物从不带名片”，又问于：“有没有没手机？”于说：“没有”，他说：“没有了好，……”总之一句话，于文海说什么他都说“好”，就连于文海的名字他也说好：“于文海好，响亮，切切，吉祥……”，这一连串的“好”讨得了于文海的欢心，最终把他姐的手机号告诉了吴总；而吴总就用这个号，在于文海还没有到北京时，以“医务工作者”的口气，打手机给于文娟，说于文海在来北京的车上得了重病，住进了医院，叫于文娟快寄8,000元——就这么一个电话，使本身“心脏不好”的于文娟一下子就给晕到了 ……。对此，我的解读是：在一个骗子横行的社会里，善良人给晕倒了。

于文海的姐姐虽然被骗子雷倒了，他的姐夫——严守一却一眼就识破了骗局，说：“这种事，在电视上揭露多少回了，于文娟还上当？”可见，在电视“有一说一”这种高等级的骗子们面前，“吴总”这样的小骗子也不过是“小菜一碟”。可不是吗？在中国目前的现实生活里，“没脸没皮”的人，只要穿得“人模狗样”，掏出一张名片，名片上不是印着“总裁”、“总经理”，就是印着“总董事长”、“总导演”、“总工程师”的字样，谁个不上当呢？

也就是说，本剧以吴总这样低级骗子的行骗行为拉开了整个剧的幕布，开始了一场活生生的人骗人剧。严家庄死了人，于文娟让于文海给严家庄寄4,000元，于文海骗了姐姐，从中“贪污”了500；严守一的哥哥严守礼知道此事后，在电话上向于文海“追款”时又进行“勒索”，等于放了“高利贷”，500元在半年后还，变成800元，一年后还变1000元。打完电话后，他对身边的人得意洋洋地说：“我和北京贸易了。”在戏里，弟弟骗姐姐（更离谱的是，后来，他把严守一同姐姐离婚时给姐姐的50万元骗到手），哥哥骗弟弟，谁个认为骗人不道德呢？所以，《手机》的潜台词是：“能骗就骗呗。”

严守礼骗严守一，严守一骗于文娟，骗沈雪，骗奶奶，骗段大可，整个人物的关系，都以“不说人话”这一条线索贯穿着，但是，和过去严肃文学里的骗人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严守一——这个名人骗人，大多数是为了被骗的人好。仅就这一点你去分析，《手机》所反映的社会，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说谎有时使人更幸福”；也就等于说，在中国，说谎是幸福的摇头丸；你不说谎，就没有幸福感。有意思的是，严守一这个名字的本意是“有一说一”，可严守一本人是因为“有一说二”而“火”了起来，他最终被“有一说一”淘汰，是因为他在和段大可闹翻后，真正地作了一回“有一说一”的人，公然违背了领导“内定”的人选，支持伍月。于是，他就被淘汰出局了。可见，他不仅仅是违反了段大可的“规则”，而是违背了“影视圈”（乃至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所以，他彻底的失败了，丢掉了饭碗。

《手机》所揭示的人骗人的事不光集中在娱乐圈内，而是更广泛的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戏中写了一个在北京火了的老中医：“挺有名，明星大腕都找他看病”，严守一的妻子和费墨教授的妻子都是他的顾客，而他的名字就直接地叫“李时真”（“盗版”的李时珍，和李时珍比较起来，他显得更“真”）。就是这个大骗子，通过给名人家属看病，掌握了不少名人的秘密，自然而然，他的行骗资本也在不断地升值。与此同时，《手机》还写了毒奶粉事件，而严守一的儿子——严实就是毒奶粉事件的受害者。严守一骗了社会，而社会对他的回报是“毒”了他的儿子。

（三）论严守一：守不住的一

要说目前中国文学和影视作品已经走出了过去“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对立的简单模式的话，我们就不可以对《手机》里的人物做“正面”与“反面”的区别了。本剧的严守一是一个被“正面”表现着的人物，但是，在他的身上，我们却发现的是一连串的“反面人物”才常常具有的骗人技术和骗人方式，他骗自己的老婆，骗自己的情人，骗自己哥，骗自己奶，骗自己的小舅子和侄女，骗自己的上级。就是这样公然的骗人行为，却没有连带出令人厌恶的道德后果，因为，所有被他骗了的人似乎都好像应当受骗。

比如，他自己同情人会面，他老婆于文娟给他打手机，问他在哪里时，他的回答不是“公司里有事”，就是“正在开会”，要么“研究节目”。可巧，有一次，当他同伍月住在一个房间亲热时，打完了欺骗于文娟的手机后却忘记了关机，庶几，于文娟在她上班的公司里，当着众多同事的面，听到了手机里伍月“把我抱紧”的话——这和他做节目时的“现场直播”有异曲同工之妙，以至于于文娟在听到后，气得昏厥过去了。

又譬如，他骗自己的小舅子和侄女，其意也不恶，谁叫这两个不靠谱的人非得要靠他这一座靠山呢？靠着他，小舅子和侄女要进入“娱乐圈”，八字未见一撇，就以“娱乐圈里的人”自称，都认为自己天生是吃艺术这一碗饭的，而在严守一看来，他俩都不靠谱；可迫于人情，严守一又不得不答应。于是，他只能佯装帮助，暗里拆台。所以，无论是小舅子于文海在“有一说一”作场工时被炒，或者是侄女牛彩云（不是血缘意义上的侄女）在“有一说一”选秀时被淘汰，都是他善意的一种表示。因此，站在另一个角度上看，这简直是大公无私，把不合格的人淘汰掉，哪怕他（她）们是自己的亲戚！可是在《手机》中，这种人事上不徇私的“道德”却一定要用说谎的方式表述，为什么呢？社会潜意识里的台词是：人不徇私情就是怪物。

又譬如，他骗自己的情人沈雪，是隐瞒了于文娟腹里有了他的孩子的实事，他如果实情相告，将引出沈雪和他告吹的麻烦。事实上，他刚同沈雪谈恋爱时，于文娟怀孕一事，他并不知晓；后来知道了，又不敢直说，可见，他向沈雪隐瞒真情，是想同沈结成夫妻，其意不恶。于是，他说谎的行为在《手机》中就不是不道德的了。同样，他同沈雪谈情说爱时，又隐瞒了他同伍月保持着暧昧关系的实事。所以，他回家前，“给手机消毒”就成为一项工作，绝对不可以马虎。在全剧里，人物的说谎行为大都是利用手机；在手机通话中，该掩盖的事情都给掩盖了。譬如，严守一明明陪着费墨教授和费漂亮的女研究生一起吃饭，妻子于文娟打来手机，他不接，故意叫费墨接，以造成他在工作的假象，至于说到那个设计和包装严守一的费墨（“费墨”名字的含义是“费”了“墨汁”设计“守一”）教授就更惨了，同女研究生吃一顿饭，竟然要拉上严守一垫背，以消除那位动辄就挠他脸的夫人的疑虑。而在戏里——行骗的工具是手机，真是“一机在手，在劫难逃”！为什么呢？用费墨的话说，手机已经污染了地球，“哪里有净土啊？”

严守一是一个最爱奶奶的人，按说，这样的人完全是一个没有忘本、没有变质的“正面人物”，可是呢？在和于文娟离婚的事情上他总是瞒着奶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善意，他不意愿白发苍苍的奶奶为他担心，因此，他可以告诉给奶奶的都是可以使奶奶高兴的事，所有工作中的烦恼的事情也都瞒着奶奶，可以说是一个大孝子。可是，这样一来，他又就违背了奶奶从他出门那一刻就告诫他的“做人最重要的是”“有一说一”的教导。实事上，他主观上没有忘记这个教导，并且用此做了他所主持的栏目的题目。一句话，他——严守一 （顾名思义，就是严严守住“有一说一”的道德底线），但是，《手机》给出的结论是：“有一说一不容易”。这个“一”他非但没有“守住”，而且突破了，说了大量的“二”！

严守一新来的上级叫段大可，这个人对于电视节目可以说一窍不通，但是，他有权力，拿着“有一说一”的生命权，所以，严守一这个会来事的名人对于他是言听计从，并且如哈巴狗一样的摇尾乞怜。段大可不是一个传统的老革命式的粗人，是一个自称的“诗人”，他说自己“天天写诗，日日发表”，就看准了这一点，严守一拍他的马屁就拍得很有技术含量。正如费墨教授所说，拍马屁是有技术的，不在于第一下拍得好，而在于第三下、第四下也要拍好。而严守一呢？的确掌握了它。

他拍段大可的马屁就拍得好。在第一拍的时候，他说：“‘太空之鹰’可以和高尔基的‘海燕’媲美，可以上教科书”；二拍时，在段大可“亲自”布置的主持人普通话培训班的结业考核时，他不是像其他人那样朗诵传统的诗作，而朗诵段大可的《太空之鹰》（在此之前，费墨曾经当着他的面说：“如果《太空之鹰》上了教科书，势必引起物理教师和语文教师的争吵，那时就麻烦了……，鹰到底是 ‘太空’中‘翱翔’或者是在‘天空’飞？大有讨论之必要。”可见，他虽然已经知道了此诗有病，但为了讨好段，特意把它当成为教科书上的诗来应试，能不赢得段大可的欢心吗？；在第三拍中，他把段作为观众请在“有一说一”节目中，为段的诗作广告；在第四拍中，他为段总的朋友的茶庄开业“走穴”，当了一回主持人。论述至此，我得做一个小结：一个农村出身的孩子，在没有背景的情况下，成为“全中国人喜爱”的名人，他靠什么呢？不就是靠拍马术吗？众所周知，拍马术靠嘴不靠手，那么，严守一成功的秘密也在于他的嘴“太会说话了”。就戏的情节分析，严守一的确是一个可耻的人，只是有一点值得同情，他之所以可耻，不是他自己要自讨可耻，而是社会塑造他的模子上刻着“可耻”二字！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最后一次，不拍了，并且鼓起勇气说实话，想堂堂正正地做人，揭露了“有一说一”节目的选秀猫腻，他也就下岗了，丢了“靠嘴吃饭”的差事，成为一个流浪于爱沙尼亚的无名人物了。

我解读《手机》一部戏，可以说它有另一个名字：《有一说一》，但是，剧里的人为什么都要“有一说二”呢？答案是：社会“二”了。反过来说，在一个“二”的社会里，人能不“二”吗？这里，人们不禁要问：“一” 是什么呢？不就是维系社会所必须的道德底线吗？就理论上讲，谁都认为不应该超越它，但是行动起来，人必须超越它；不超越它，人就混不出个“人样”。以我之见，《手机》的思想就藏在这“有一说一”四个字里。

《手机》反映的是名人的日常生活，正因为名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所以，也拽出一串普通人的生活；分析这些生活里的事，都是琐琐碎碎，平凡不过的，但是它却给出了“生活是陡峭”的结论，为什么呢？下篇我接着讨论。

2010-6-5

（未完待续）@

──原载《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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