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与两宋 – 院体画与文人画并起

五代、两宋的绘画，绚丽多彩。它继承了继承了唐代丰富的传统，竭力创造，出现了大步迈进的气象。尤其是两宋绘画的蓬勃发展，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鼎盛时期。

五代的绘画，在唐代至北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当时的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都作为独立的画科而逐渐壮大。花鸟画中产生了以黄荃为代表的设色浓艳和以徐熙为代表的水墨淡彩两大风格，世称“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人物画中，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堪称典范，作品中，对人物的刻画已不是一般泛泛的描绘，而是着重内心世界的表现，从而加深了思想深度的表达。山水画中，荆浩、关仝强调师法造化、“搜妙创真”，通过“远取其势，近取其质”的表现方法，开创了大气磅礴的“全景山水”。其成就，对后世山水画的发展均产生较大的影响。

两宋，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鼎盛时期，为宫廷服务的院体画和文人大夫藉以抒情遣兴的文人画都有很大发展。在题材方面，盛行山水画和花鸟画。院体画讲究法度、强调形似，文人画则重传神、抒情和写趣。由于画院画家来自四方，并重写生，保持了留心现实事物的变化作为绘画表现根据的良好风气，所以一直是推动两宋绘画发展的主流。绘画发展到宋代，出现了很多水准很高的典范作品，如《朝元仙杖图》、《钱塘观潮图》、《水墨枇杷小鸟》、《五马图》、《维摩诘图》、《清明上河图》、《泼墨仙人》、《潇湘图》、《秋山问道图》、《夏山图》、《江山秋色图》、《长江万里图》、《江山秋色图》、《果熟来禽图》、《荷花》、《寒禽图》等等。著名画家有郭熙、李成、范宽、董源、巨然、易元吉、张择端、武宗元、文同、苏轼、李公麟、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粱楷、赵伯驹等。

宋 梁楷 泼墨仙人

南宋 马远 《踏歌图》

绘画艺术的繁荣，带来了绘画美学探讨升温，此时期的重要论述著作达20余篇，由于当时绘画的主要题材是山水花鸟之类，因此，论山水花鸟画就成了绘画美学探讨的主要内容。如《圣朝名画评》、《图画见闻志》、《林泉高致》、《山水纯全集》、《画梅法》、《梦溪笔谈》等等。这些论著对关于写形传神问题、关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方法问题、关于画家在绘画创作中的所起的作用问题、关于表现技巧问题、关于对待古人遗产问题以及关于绘画艺术的社会作用问题都提出了许多具体而深刻的见解，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人画与元明清绘画

到了元、明、清时期，随着人类道德的下滑，绘画艺术的总趋势是走下坡路，但这段时期也有两个对画坛较有影响的时期，即文人画的兴起和八大、石涛的画坛影响。

元 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局部

元 倪瓒 《容膝斋图》

文人画兴起于元代，当时，蒙古族入侵中原，一些拒不仕元的画家借绘画来写愁寄恨、明志遣兴，因此，重抒情，轻写实，重笔墨情趣，轻刻意求似，重潇洒简逸，轻繁缛工整的画风盛极一时。便于抒情写趣而无须强调形似的山水画，宜于发挥笔墨并适合抒发坚贞高逸之志的梅兰竹菊成为当时广为采用的题材。绘画文学化了，因此，绘画上的题跋用印也开始被看作画面美的组成部分而受到重视。由于文人对绘画的广泛参与，因而主张书画相通，主张书法入画，主张画贵有书卷气，蔚然成风。元代的山水画家多隐居山林、参禅修道，蕴含着“出世”的感悟精神。这时的作品，尽管有真山真水的依据，但是，不论春夏秋冬、崇山峻岭或浅汀平坡，总是给人以冷落、清淡或荒寒的感觉。在笔墨艺术效果的表现中，充分体现了文人画家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对大自然的更深层的认识以及对艺术的敏感。文人画的兴起，突破了宋代院体画主统画坛的局面，促使了我国绘画史上画风的大转变。其中主要代表画家有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

八大、石涛，均为清代画家，由于出身于明朝王室后裔，家世悲惨，内心充满复杂的矛盾和隐痛，最后出家为僧。在他们的绘画作品中，倾其种种思绪，造型奇特、笔法恣纵、不落陈规、追求新异。但感觉此时画风已开始了变异。

中国画是神传给人的，纯正的中国画令人叹服，其美的形象、画面，美的笔触、墨痕、色调，美的思绪、哲理、诗意，构成了它独有的俊逸神韵，歌颂神；鞭挞罪恶，歌颂美好、光明的内涵对道德和社会的维护起着无以伦比的作用。我们从中国画中能看到流光溢彩、造化无穷的大千世界，能领略到神的慈悲与人间善恶是非，得到智慧的启迪与心灵的净化。

中国画的个性精神是强烈而突出的，古往今来，每一个杰出的中国画家，每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从来都不是囿于某一具体的表现描绘，而是在努力探求人与神的深层联系和对生命真谛的感悟，并通过比兴、寓意、象征等手法来表达某种思绪、心态。即 “借景抒情”、“状物言志”。因此中国画这一艺术瑰宝的光辉不仅仅来自于它的艺术技巧和形式美法则，更来自于艺术家深厚的生活体验和修养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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