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4日讯】四月二十日晚上接到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邱荣举所长的电话，告知陈绍英先生辞世的消息。那时我正在香港的时代广场星巴克和友人喝咖啡。稍早我在路上收到香港五区公投运动的传单，他们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呼吁香港人民以支持公民党和社会民主连线籍立法会议员以在五个选区发动改选的方式，进行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政府要求让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双普选的公民投票。挂上了电话后，我对着与我在谈话中、总不经意地会一起数落共产党的香港年轻朋友说：“我认识的一位台湾客家老政治犯昨天走了，他以前曾经同情共产党，以此罪名被中国国民党政府抓进黑牢。但他后来觉醒了，认为台湾人要民主与自由，应该要靠自己的力量。”
陈绍英是苗栗县三湾乡客家人，民国十四年二月生，少年时立志出乡关，到日本半工半读，先后在大阪和东京完成中学教育，再于东京专修大学夜间专门部进修，太平洋战争期间受日本帝国征召从军，日本战败后复员，回到台湾。陈绍英在日本自修群籍，他自云矢内原忠雄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河合荣治郎《社会政策原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周佛海的《三民主义解说》）对他影响深远，他们各以人道主义、结合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和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精神来召唤著身为殖民地人民的少年陈绍英，使他誓愿在战后投入新台湾的建设。他凭借着对于民生主义节制资本的理念与热情，乃积极奔走推动日产展南拓殖株式会社改制为由从业员与蔗农组成之糖业生产合作社，实现产业民主，为此而成立展南拓殖株式会社接收工作推进委员会，推举代理三湾乡长廖上烜出任主任委员，同时亦与同乡青年彭南华、张振兴等人共同筹组三湾三民主义青年团，出任书记，从事三湾公共事务。三十五年九月，展南拓殖株式会社由台湾日产处理委员会新竹县分会拍卖，参与投标的当地林为恭、新竹陈性、吴火狮，以及杨隆盛等三个集团联合围标，由三方共同设立之新台湾经建物产公司继承展南的经营，展南拓殖株式会社接收工作推进委员会未能如愿得标，糖业生产合作社运动乃告失败，而其主委廖上烜却反因参与围标而得出任董事。二十一岁青年陈绍英的满腔抱负，可说遭到一群政商利益共同体的联合出卖。在此同时，三湾三青团则应三青团台湾支团长李友邦之指示，改组为社会服务队。
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爆发期间，陈绍英等人为了团结新竹、苗栗一带青年，而组成青年组织，关注事件演变，保持待命态势。陈绍英担心盲动招致灾祸，曾经连夜赶路及时阻止前三青团干部爆破纵贯铁路造桥站附近铁轨的计划，但则未能阻止其接收农会仓库帮助农民取回遭政府强制征收之稻谷的行动。
三十八年五月，陈绍英协助张振兴参选三湾乡农会理事长成功而出任总务股长，十月初，婉拒乡公所会计孙阿泉等人关于加入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地下组织的邀请。十月底，孙阿泉、彭南华、廖天珠等人因参与地下党身份暴露而逃亡，陈绍英以与其关系密切而受怀疑，于三十九年四月被捕，以经孙阿泉介绍参与叛乱组织为由，列名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竹南支部曾文章等案被告，为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指控为台盟盟员而入狱，列入台盟竹南支部曾文章等案被告，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送至台东县绿岛新生训导处服刑，至五十二年始获释。他是四十二年国民党政府在绿岛和新店发动屠杀政治犯事件的幸存者，当时他因为不愿屈服于国民党，而在狱中消极抵抗，一度被新生训导处移送台湾本岛新店安坑军人监狱关押，和吴声达、蔡炳红等人同船，见证了这些被国民党荒谬地指控“狱中叛乱”的年轻生命的最后阶段。
陈绍英的入狱，基本上是被诬陷的，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台盟盟员，原因出在他是活跃于地方的青年知识份子。台盟是谢雪红于三十六年二二八起义失败逃出台湾后在香港成立的政党，从未在台湾发展群众，但其名号则被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借用，作为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特务对陈绍英施以刑求，咬他是曾永贤所领导的地下党新竹地区委员会竹南支部组织干事兼三湾第一小组（樱第一组）组长孙阿泉的下线，国家安全局档案也坦称陈绍英是曾文章案“扩大破案”循群众关系所查办的。陈绍英本人和地下党没有组织关系，虽然他支持社会主义的理想，却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深怀戒惧。其实，与其说他是社会主义青年，不如说他是一个三民主义青年，三湾客家三民主义青年团同志们的热血，终其一生在陈绍英的生命里澎湃着。
陈绍英为人颇重感情，陈英泰八十六年在张瑞风等人的协助下，在他位于台北市凉州街的大刚贸易有限公司串连政治受难者，定期举行便当会，讨论与策划平反运动，陈绍英就经常坐着火车从桃园上来台北参加，他参与发起了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而后因主张平反和同情台湾独立，则又投入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进会，推动〈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的立法。他就是在那一个时期，于八十五年初春到八十八年之间，在思想领域和在现实政治领域的斗争中，完成他个人回忆录《外来政权压制下的生与死──一九五零年代台湾白色恐怖受难者的手记》的日文初稿的。九十三年我协助陈英泰编辑出版《回忆──见证白色恐怖》一书，在陈英泰的介绍下，我和正准备将日文原著《外来政权压制下的生与死──一九五零年代台湾白色恐怖受难者的手记》之中文版在台湾出版的陈绍英认识。我记得那天中午我们约在台北兄弟饭店见面，我果然遇见一位老先生，问他是否为“陈样”，他说“是”，我们就一起到旁边蝶花厅坐下，还没点菜前，随便聊了一下他著作出版的状况，那位陈样说他不会写书，再问他是不是政治受难者，他说不是，我这才发现搞错人，跟这位陈样道歉后告别走出，看到另一位老先生还兀自站在饭店大厅。中午我们在菊花厅用日本料理生鱼片和食，这位才是正港的陈样。陈绍英向我问了国内出版界的生态和行规，他之前是在日本秀英书房是自费出书的，他又发现国内出版社对于白色恐怖题材书籍的销路多无信心，所以也都建议他自费出版，他因退休多年，为此感到困惑，我则为他详尽做了说明，并答应如有必要，愿意尽我所能提供协助。我们用完餐后，他带我到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走走，他说他每次到台北，有空都喜欢来此看书，运气好的话，会遇到难友，还可以叙叙旧。那天运气不错，吴逸民董事正好在会里，我就先告辞了。陈绍英的家属决定把他所有的藏书都捐赠给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陈绍英既可遗爱后人，如果他天上有知，也可以照常回来看书。
由于陈绍英自认中文不如日文流利，他雇人协助将《外来政权压制下的生与死──一九五零年代台湾白色恐怖受难者的手记》一书翻译为中文，并多次修订中文书稿，终于交由玉山社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太平洋战争和中日战争终战一甲子的九十四年六月，以“一名白色恐怖受难者的手记”为名完成出版，这本书呈现给他的同胞，算来是在书稿完成后的第六年。一桩人生心愿了结，就是希望俯仰无愧面对世人与后人，这是台湾光复那一代曾被国家压迫的台湾知识份子政治受难者共同的心情，而他们也都面临了语言转换上的问题，陈绍英、陈英泰、黄华昌等受日本教育者皆是如此，必须有人协助他们将日文书写翻译成中文，或是修饰中文，这一过程对他们而言非常辛苦。按说，从第一手史料保存的价值来看，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有资源、也有很大的责任来承担这些任务，但是我所熟识的这三位前辈，都是靠民间社会的力量自行筹资解决包括研究写作、翻译、编辑和出版的种种问题的，实令人十分不舍和感动。
九十四年七月十四日《白色恐怖的证言》新书发表会，是和陈英泰的《回忆──见证白色恐怖》一书，在台北紫藤庐共同举办的，国史馆张炎宪馆长、李筱峰教授和我共同担任引言人，当天会场挤爆了人，家父也站在人群中向陈绍英和陈英泰的努力表达感谢和敬意。陈绍英当天心情很好，侃侃而谈他的人生和思想历程，不过他还是私下告诉我，其实他并不大喜欢拿掉主标题后的中文版书名，他的书不是要谈个人的恩怨，而是要谈台湾人的生命和人格尊严如何被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践踏蹂躏，要谈台湾人应该如何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中文书名并未表达出他的理路，有点把书做小了，但如果感性的处理能有助于销路，吸引更多读者来认识台湾的白色恐怖政治史的话，他也会予以尊重。
当年十一月四日，在陈铭城等人的策划下，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举办了白色恐怖读书会，邀请了出版有回忆录的各个族群的政治受难者出席与谈，会议由副主任委员吴锦发主持，陈绍英即以客家人的身份，和福佬陈英泰、新住民胡子丹等人共同出席。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象征民主化后的国家与台湾社会各族群的和解。陈绍英说他少年时一般台湾人只有族群意识，台湾人意识是在与日本人的区隔中产生的，廖天珠的启蒙使他的客家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联结，而在国民党的迫害中，他终于确认一生追寻的思想和精神祖国，就在台湾。《一名白色恐怖受难者的手记》获得台湾民选政府文化部门肯定的那一刻，应该是曾经历经两个外来政权殖民经验的陈绍英此生最激动的时刻吧。这本书已经成为台湾客家和白色恐怖史中的传世经典，见证着殖民地台湾人民为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奋斗而成为现代国家公民的艰辛历程，这是陈绍英留给我们最丰富而伟大的精神遗产。
现在，他走进了历史。陈绍英和那些三湾客家青年的身影，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民国九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十二时于台北晴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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