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教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美术系的王健，从日据时代到国民政府时代，在中、日、台各族群文化激荡所导致的家庭悲剧中，在自闭的状态下，闯出了一条多采、丰硕的成长之路，比电影《海角七号》的故事，更为真实、动人……

闻名于专业领域的王健，一生多采多姿。他曾担任中华民国室内设计协会第一届理事长、第十届工业设计协会理事长、日本东京造型学院客座教授、美国密西根大学设计学院客座教授、淡江大学建筑系副教授。然而他前半生的际遇跌宕离奇，引人入胜。

王健的故事，要从他父母的中日联姻说起……

父母婚姻 随战争起灭

问起王健的幼年，这位七旬长者彷若掉入时光之河中，垂睫沉吟：“什么事都有它的远因，这事要从一九三五年说起。”咦，他不是一九四零年出生的吗?

原来，王健的阿公从厦门来，在日据时代经营一家碾米厂，因为好赌，家业全赌光了，只好将家中的九个孩子送给别人收养。就这样，王健的父亲由凤山一个尼姑庵的尼姑认养。

王父俊秀而好学，一九三五年二十出头时，尼师将他送往日本东京念佛教大学。毕业之际，他认识一位就读医学大学的日本富家女──太田女士。毕业后，太田在家族极力反对下，毅然与情郎比翼双飞，远赴台湾。

两人投靠尼师四年，王健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陆续在庵后的一间房子出生。王父讲解佛经、当佛学书院副院长，领取微薄的薪水，但尼姑庵毕竟不是久居之地。于是领有日本药剂师牌照的母亲，就与一位屏东里港开汉药房的朋友合开一家中西药房。因为药剂师是日本人，在当时生意很好；又因为日本人是一等国民，可以领到比较多的配给米粮和物资，所以日籍的母亲当了户长，父亲和四个孩子都入籍成了日本人，生活逐渐富裕、和乐。

然而，王健五岁那年，日本战败的消息传来：“所有的日本人都得即刻离开台湾，这时，我父亲不经过我母亲同意，擅自把我母亲入籍成中国籍。为了四个孩子，我的母亲留了下来。但这已是导致父母亲决裂的的主因。”

入了中国籍的父亲，不但剔掉胡髭，也经常在母亲面前讲台语：“父亲认为中国人的时代到了！”而身为日本人的母亲却认为，这是投降敌人的作法，坚持不改姓，要将四个孩子带回日本：

“爸爸、妈妈几乎无时无刻的争吵和长时间的冷战，孩子幼小的心灵实在无所适从。我从五岁就没有快乐过！”

文化差异 童年白色恐怖

七岁时，王健进了凤山的大东国民小学。只会说日语的他，对于老师以台语、国语授课，感到不知所云。幸好开药房的母亲会说一点台语，就陪着他上学，一字一句的教他，一年多来，他终于能顺利学习。岂知读到四年级的时候，却发生二二八事件，再一次让这个家庭卷入风暴。

由于母亲是药剂师，认识许多讲日语的医生，而国民军队非常厌恶讲日语的人，王母也因而被列入嫌疑犯，并差点被逮捕。一天半夜，两个荷枪的宪兵来逮人，幸经邻长及早通报，王母得以逃脱，躲到十公里远的老友家，乔装成农妇。直到约两年后，风声松缓，全家才搬回凤山市，王健也顺利的在大东国小念到毕业。

那年七月，王健考上省立高雄中学初中部，全校仅上榜二人，母亲的欢喜不在言下！但是等王健入学，才发现更大的困难横亘眼前：

“没想到，开学后发现，大家大部分都讲台语，我的国语都带有浓浓的日本腔，说起话就像《海角七号》田中千绘讲国语的样子，我的弟弟妹妹也一样不行。因为语言不通，我有自闭症，我的弟妹也有自闭症，所以我们都不快乐。”

另一方面，日籍的母亲执意要改回日本姓，也因此必得在当年十二月底前离开台湾。王健说：“当初母亲想带我们四个小孩一起离开，但是怎么交涉都不行，因为我们都已经改姓王，变成中华民国的国民。母亲离开台湾时，是孤伶伶的一个人。”

母亲要与父亲离婚、离开台湾的事，并没有让王健知道，只说她要去旅行了。有一天，母亲将王健五岁时就教他弹的乐器“曼陀林”交给他，说：“我要去旅行，这支曼陀林放在你这儿。”从此一去不回。其实，她的心中满是不舍。

当太田女士搭乘“铁桥轮”停泊在神户港时，许多日本报社记者前来采访这最后一批自台湾遣返的日籍人士，她哭着对记者说：“我有四个孩子，我要带回日本，但是中国政府不让我带走，他们是我的亲骨肉，请呼吁大家帮我一个忙，透过国际红十字会一起营救我的孩子吧！”

无奈事已成定局，几经交涉，还是没有办法。王健说：“我是经过很久很久以后，才知道母亲不会回来了。那支曼陀林就这样莫名其妙跟了我好几十年。”

母亲不在身边，十二岁的王健身为老大，只好样样学着自己来，上学要带便当，勉强自己煮饭、炒饭、煎蛋、煎鱼等等，做几样简单的事，日子就这么过。不到两年，父亲再婚，但情况并未改善。后母有了自己的孩子，就不太管王健四个兄弟姐妹，而父亲也挺着后母。于是这四个得不到周全教养的孩子，就这样孤苦伶仃的进入了少年时代。

少年偶像 校长救回升学路

王健第一位音乐天分的启蒙师，就是她的母亲。五岁那年，母亲发现，王健竟然有模有样的哼着经过门前的日军进行曲，大为惊喜：“阿健！你是天才啊！没有教你，你却自己会唱！”于是开始教孩子弹曼陀林，开启他多才多艺的天分，也成为他日后苦闷心灵中的一大支柱：

“上了初中后，因为语言的关系，我有自闭症，我避开了与旁人互动，我参加‘自助会’，就是我自己玩体育，自己玩音乐，自己玩绘画，反正自己都可以变出花样，自己玩自己乐。”

王健吹奏口琴、小喇叭。

由于有学校设备和竞赛活动的支持，王健的惊人天赋逐渐显露，学什么东西都一学就会。小喇叭、口琴都吹得流畅动听，很快的王健就成为雄中乐队队长、口琴队的队长，在绘画上也成为写生队的队长。

王健说：“我以高二（高五）的学生身份，到卫武营去教一批尉官吹口琴，那个中尉队长带着队向我敬军礼。哈哈……哈哈……哈哈哈……我非常得意，一直到现在。”

在初三，王健就越级代表高中部出去比赛足球。当年王健担任足球队队长，雄中足球队在南部所向披靡，光踢足球就记了七个大功：“踢足球带给我很大的成就感，从小很多的压抑藉足球运动得以抒发，所以功课烂我觉得无所谓。”

“‘王健是我的偶像’谁写的？是赵宁。他也是雄中的校友。”

“‘我是王健的球迷’谁说的？是赵荣耀，他是监察委员。”

为了足球，王健高中念了六年，因壁报、素描、绘画比赛等各种才艺，得奖无数，总共记了十三个大功。

民国五十年，当王健代表雄中参加民航局主办的足球大赛，挺进冠军决赛时，王家骥校长看到请公假单上第一个名字赫然是王健，马上找他来问：

“王健！你是怎么了？你到底要怎么样？你在雄中是第几年了？我说，第九年。”

“你还要打足球。再打下去，你就只有当兵一条路了。你今年联考考不上，我们也不能再容纳你啊。”

“王校长当着大家的面说：‘雄中可以输球，王健的前途不能给他输！’拿起笔来，就划掉请假单上王健的名字。”就这样，王健回到了升学之路：“校长改变了我的人生！”忆起高龄一零二岁仍然健在的王校长，感激和思慕之情溢于言表。

单车远行 倾倒师大乐队

王健的作品。

三个月后，高六的王健以高分考入师大美术系，跌破许多人的眼镜：“很多人不知道我会画画。高中时，每当我踢完足球从操场回来，我都直接走进美术教室，窝在教室独自画画。我曾代表学校参加南部七县市素描比赛得到冠军。”

到了八月底，新生报到时，王健想将父亲赠他的“富士霸王”脚踏车寄到台北，但由于运费太贵，索性背上行李，自高雄凤山骑脚踏车一路北上，骑了四天到了师大。

“因为早到几天，发现学校都没有人，这下发愁了，我去哪里睡觉啊？幸好训导处还有教官在。”但因为还没注册，规定不能住进学生宿舍。教官帮着想办法，问王健会什么？

“哦！你会乐器？那刚好乐队是我在管的，我带你到乐队看看他们能给你安排什么？”到了乐队那里，队长说，依照队规，新队员要先演奏一曲，让在场的同学评鉴。

“我不加思考的拿起小喇叭就吹起《海顿小喇叭降E调协奏曲》，这首颇有难度，吹奏中，我看到所有的成员都睁大眼睛，难以置信的看着我，身体几乎都成四十五度倾斜。”

“他们即时的评语就是‘你简直是职业的嘛！’我告诉他们，我只是吹得久一点。队长说：‘干脆这一支小喇叭就由你保管吧！’所以啊，我很幸运，还没有注册就住进乐队的宿舍。而且当了队长，还一当就当了四年。”

王健在师大美术系如鱼得水，破纪录的拿了两届全系最高荣誉的“黄君璧奖学金”。大三的时候，学生要接受军训，因为他当选师大优秀青年，官拜少将的总教官就推荐他到政工干校。

“政工干校有许多科系，包括美术、音乐、体育，基本上我很适应这个环境，军队里也没有拘束，语言也比较没有隔阂了，朋友也逐渐的多了，我的心情比较能放得开了，就开始感到比较快乐！”

王健的作品。

军中服役 踢进国家代表队

毕业后，要接受一年四个月的预官役，王健被派发到反攻大陆最前线的金门，对一般家庭而言，那是个面对战争死亡威胁的生离死别场面。而王健背了背包，随身带了一把口琴，一个人到高雄征召码头报到。

报到后的第三天，忽然有一部吉普车开到王健据守的壕洞，点名要找他：“我们是来接你的，请跟我们到金防部总部报到。”

王健说：“带来的行李还没完全整理好，又要打包，最可惜的是派配给少尉军官的一把手枪，环扣都还没拆解，我已经没有机会试用了。”

到了总部，王健恍然大悟，被引领到的一个房间里，全部都是踢足球的，都是认识的。原来三军联赛将开始，要组一个队代表金防部参加比赛。来金门三天，王健又被派回凤山参加比赛。其后，由于表现优异，他又代表陆军的“陆光队”，直至代表国家三军的“莒光队”参赛。

“我从十二岁开始踢球，结果一直踢到国家代表队，虽然没有赚到什么钱，不过我很得意呀，这是人生非常难得的一个经历，是我从一个非常无奈的环境中自己挣扎出来的。”

退伍后，王健被分发到台北市仁爱国中当教师，是人生一个阶段的结束，也是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开始，他的一生，套句一位资深媒体人的话：“比‘海角七号’更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