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水利设施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良好的效益，这里的效益不仅仅应该包括经济效益，更应该包括生态效益、民生效益等等。而贪大求阔，经济利益压倒一切，恰恰是水利建设的大忌。在建水坝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经过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评估，但我们能够知道的是，一些河上的水坝已经显得无序。《南方人物周刊》二零一零年四月九日一篇报导的开头就是：“西南大旱不能简单诿过于气候……一条大渡河，可以建三百五十六座大坝，这会对生态、对沿江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大型水利工程在汶川地震、气候异常等方面，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相关争议一直不断，近来越发密集。认真反思是一件好事，展开争论也是好事，因为，它至少使人们看到了纠错的希望，看到了避免更大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很多时候，宽容就是在给自己机会啊！
大坝甫成 湖泊水位屡创新低
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三峡大坝建成后，洞庭湖、鄱阳湖水面一直在下降——而今天这种情景，早在十年前就有人断言过！二零零八年一月，鄱阳湖都昌水文站创下八点一五米的历史最低水位纪录，鄱阳湖湖面仅相当于一九九八年时的七十三分之一，蓄水量只相当于一九九八年的二百一十五分之一；二零零九年一月七日，洞庭湖城陵矶水位跌至二十一点七二米，渔民歇业、航运受阻。二零零六年，旱情肆虐重庆四十个区县……
我突然想起我国著名水利工程专家、黄炎培之子、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黄万里老先生去世前的惊世大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经济导报》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除此，还有多家媒体多次类似报导）
为安全起见，下面的话大都摘引自媒体的公开报导。
已故耆老预言成真
这篇报导指出，早在一九五六年五月，黄万里就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但有关部门听不进他的建言。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一九六零年六月高坝筑至三百四十米，开始拦洪，同年九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八十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这一切不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中吗？其实，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科学的真话，可是他被非民主决策击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文革”中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
黄万里有关三峡大坝的预言全部被事实验证。
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通读了黄万里老先生有关三峡问题的全部论述性文章，不仅震撼而且感动，为一个老者对良知的坚守！
兴建三峡大坝百害无利
黄万里老先生撰文指出：“（长江三峡）造坝截断沙流，使上游洪水抬高，泛滥频繁；下游停止造地，滩涂侵蚀。所以世界上有些国家已停止修建拦河大坝。例如巴西把原计划在亚马逊河上修建而未动工的二十五座水坝全部搁置起来。在马来西亚，全国人民反对修建四十亿美元的沙涝越巴昆大坝。在印度，停建了已动工八年的赛伦特大坝。在澳大利亚，取消了富兰克林河上修建塔曼斯尼大坝的计划。为了发电，拦河筑坝虽能利用水力，但会影响地貌，危害民生。所以人们一般在源头利用水力发电，不致产生显着的害处，或者改用火力或原子能发电。第二，从经济观点来看，三峡大坝每千瓦的成本既高，工期长达十七年；不如考虑改修许多个大中型五十至一百万千瓦站，陆续修建，五年建成一个，年有所成而回收资金，经济效益更为合算。第三，从国防观点说，大坝之成无异制造一弱点资敌。若使电厂被毁，则华中工业瘫痪；若使大坝被毁，则两湖三江人民沦为鱼鳖。”
在三峡大坝决定修建后，黄万里老先生写下了《哭长江三峡大坝开工》的七言绝句，他预言：“……更多的水中漂游着的悬沙也部分沉积下来，堵塞住重庆港，断绝航道。洪水时抬高水位，壅及上游合川江津一带，淹没较两县更低洼之地，那里人口数十万，可能发生十倍于一九八三年七月底安康汉水之灾，惨绝人伦。这就是长江干流永不可修高坝的理由。若重来一个一九八一年七月当地的洪水，则只要一次大峰便可成灾。”
《经济导报》写道：“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如今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遽增，已是不争之事实。据三峡工程防汛办提供的气象资料显示，‘今年（编者按：指二零零五年，下同）四月份三峡坝区天气复杂和剧烈变化程度为近五十年同期所少见。’请看《中国三峡工程报》的报导：‘今年四月三峡坝区气候反常。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逐渐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四月末平均气温不足十二摄氏度，四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三次降温过程，温差升降剧烈、颠倒错位的现象严重。另外，四月份全月降水量为二百三十六点五毫米，破坝区近十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一百一十八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
三峡大坝建成后，气候异常现象接二连三，作为一个外行，我无法弄清楚这中间是否有某种联系，但当我重读黄万里老先生的著作，和当时许多研究者的论述时，突然感觉到不寒而栗，因为，那些预言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作为事实清晰展现在眼前。同样感觉的还有很多研究者、博友及其他人……
一九八五年三月他（黄万里）致书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提出：“建议勿修三峡坝，代之以云贵川湘鄂赣豫省大中型电站。”一九八五年三十五周年国庆刚过，他（黄万里）上书邓小平再次谈及三峡一事。“黄先生临终前，沈英、赖敏儿夫妇前去探望。他自知沉痾不起，与他们再次谈起治江之事，说着说着，竟流出眼泪，哭了出来。即使在逆境中，学生们也没见老师这样伤心地哭过。”（详见《中国青年报》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巍巍黄万里（下篇）〉）
伴随着气候的异常，伴随着干旱的肆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黄万里，这位可敬的老人。
改造自然生态的未知路
我赞同黄万里老先生的观点，在综合评估后，尤其对生态细致评估后，更应多建中小型水利工程，慎建大工程！
当黄万里老先生生前的观点及其他相关学者的研究被现实一点点验证，是到了重新反思超大型水利工程的时候了。除了三峡大坝，被称为世界最大工程之一的南水北调工程，在耗资无数后，发现能够调的水已经极其有限。就连《人民日报》也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做了〈南水北调后汉江“喊渴”
“调水后遗症”引关注〉的报导。当我们在通过超大型水利设施对自然生态进行改造的同时，我们也在被引向未知之路……
多些反省吧！
愿上天垂怜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
（小标为编者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