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国际流行到中国大陆去做器官移植手术，其特点是在大陆无需花费等候器官的时间，所需配型的器官几乎是随要随到……
一些国际医学界专家称大陆存在庞大活体人体器官库。
《长春城市晚报》二零零六年三月四日报导了一则离奇的百里“摘心”术。二月二十七日，浙江二十八岁的心脏病人谢抱时，在弟弟陪同下乘飞机来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入院检查后才发现，他患的是“终末期扩张性心肌病”，必须马上做心脏移植，否则性命不保。可上哪去找愿意把心脏捐献出来而自己去死的人呢？
第二天就找到免疫匹配的心脏
报导没有透露心脏的来源，只说医院在第二天就找到了免疫匹配的心脏。“二十八日早上十点多，吉大二院肾病内科主任苗里宁，乘救护车赶往距长春五十公里外的地方去取供体心脏，十分钟就摘下一名男子的心脏，放在专门的心脏冷冻保护液中，然后以一百八十公里的时速赶回吉大二院，三小时后，那名男子的心脏就在谢抱时的体内跳动起来了。”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南方日报》在报导轰动全国的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的“亮菌甲素”假药造成数十人死亡的同时，还报导了中山三院肝移植中心如何抢救中毒患者的事。
报导说，五月十六日，专家在会诊后给中毒患者任贞朝开出的治疗方案是：马上进行肝肾联合移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仅隔一天时间，省外就传来好消息——配型与病人吻合的肝肾找到了。十七日下午六时，肝肾被火速空运到了广州。八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
国际需数年等待合适肝脏肾脏
就在普通民众为这些神奇高效的移植手术感到欣慰高兴时，国内外的医学专家们却疑惑深重：作为常规外科手术，器官移植技术本身并不难，难点主要在于匹配器官的找寻。国际社会上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肝脏肾脏一般要等好几年，为什么“找寻奇迹”却在中国频繁发生呢？中国人口多并不是关键原因，因为不同人种中的器官匹配概率是一样的，哪怕人群基数大，但最终能匹配的器官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况且中国人即使死了也要保留全尸的传统观念，恰恰是最阻碍器官移植的因素。
中国实际移植量远比美国多
根据官方公布的每年移植数量，中国已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移植大国，据“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主任委员陈实介绍，截至二零零五年底，中国已累计开展器官移植八万五千多例，其中肾移植七万四千多例，肝移植逾万例，心脏移植四千多例。特别是二零零二年以来，中国移植业迅速发展，每年开展的器官移植手术超过一万例，二零零五年达到了创纪录的一万两千多例。
然而很多国际医学专家称，中国实际移植量比美国多很多。二零一零年三月，《南方周末》记者在《器官捐献迷宫》采访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时得悉，“二零零零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二零零零年全国的肝移植比一九九九年翻了十倍，二零零五年又翻了三倍。”而官方公布的数据二零零零年只比一九九九年翻了一倍多。
注1： 数据来源于大陆非官方“诺华肾移植登记网”和“范上达肝移植登记网”的不完全统计，加上被官方隐瞒的外国游客等，实际数量可能数倍于此。
注2：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美国器官资源共用网络（UNOS）显示，九万一千六百七十一人等待器官，仅一万四千人找到供体。据大陆媒体报导，目前中国有一百五十万名尿毒症患者，每年仅八千人接受了肾移植；在五百万盲人中，每年仅有一千二百人接受了角膜移植；在三千万人肝硬化患者中，每年肝移植仅三千多例。中国器官短缺现象比美国严重数十倍。
注3：
中国在评定考核三甲医院时，要求必须完成五例以上器官移植，目前大陆获得三甲等级的医院近二千家，几乎每个大中型城市的主要医院都是三甲，医院为了名利双收，对移植手术趋之若鹜。
注4：
目前30％的美国人愿意捐献器官。在西方，当公民申办驾驶执照时（相当于中国的身份证），需要回答：“如果你遇到车祸或因其他原因死亡后，是否愿意捐献你的器官？”若签字同意，其驾照上就会印个“红心”标记，一旦脑死亡发生，医院马上就可摘取其器官以救助他人。然而在中国等亚洲国家，由于文化差异，哪怕是被枪决的死刑犯，人们也希望自己或亲人能“保有全尸”，以示对生命对天地的尊重。几年前日本曾对七千万日本人进行器官募捐，只有七个脑死亡者愿捐器官。即使在西方文化的澳大利亚，二零零三年也只有一百七十九人捐赠器官。
注5：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中国器官移植学会主任陈实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国目前的活体肾移植的比例还不到1％，而且全部来源于亲属之间的捐赠，非亲属之间的捐肾活体肾移植手术几乎等于零。”十三亿人口的中国，那时“只有十七宗脑死亡捐献”。真实器官来源，中共一直忌讳莫测。
注6：
由于器官短缺，各国政府规定应优先保证本国公民的需求，然而在器官严重短缺的中国，大量宝贵器官被医院谋求暴利而贩卖给外国人。《凤凰周刊》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刊登的〈全球器官移植大调查——数万外国人赴华移植器官调查，大陆成全球器官移植新兴中心〉一文称，“据不完全统计，仅近三年，就有三千多名韩国人赴华移植器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华移植器官的人数每年也在一千人以上。”
注7：
大陆各家医院在不同时期收费不一样。据《凤凰周刊》二零零六年报导，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移植费用从二零零四年的三点二万美元升至二零零五年的四万美元，而国际移植（中国）网路支援中心肾移植六万多美元，肝移植十万美元，肺和心脏则要十五万美元以上。
大陆换肾跟买猪腰子一样容易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七日《华夏时报》报导了一则新闻：“四十八小时两次换肾二十二万换来财命两空”，患尿毒症的安徽阜阳四十九岁的薛燕林，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住进了北京市海淀医院移植中心，九天后的二十八日下午，医院从外地取回肾源。在只做了血型和群体反应性抗体（PRA）测试、而没做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型试验，以及人类白细胞抗原系统（HLA）等检测的情况下，当晚十时十分薛被推进了手术室，直到十一点主刀大夫韩修武才从内蒙古赤峰赶回北京，匆匆进入手术室。
四小时后薛被推出手术室，韩修武说：“手术不太理想。”第二天上午九时做B超检测，确定肾移植失败。据薛的丈夫卢晓星说：“当时坏肾没有取出，因为韩修武当天还要去昆明做手术，他说那里还有肾源，他说三十日从昆明带回另一个肾，到那时直接把坏肾取出，换上新肾就行了。”
十二月三十日，薛燕林因心脏病发作被紧急抢救。当晚十一时左右，韩修武带着肾源从昆明回到医院，十二点韩修武对薛燕林施行了第二次肾移植，还没等手术结束，韩修武就宣布：换肾又失败了。一个月后，在花光二十二万医药费后，薛燕林含泪离世。
事后据律师调查，“海淀医院移植中心”根本没有在北京市卫生局登记，属于非法行医，然而仅韩修武一人就做了四百多例肾移植。人们议论纷纷：“在国外要苦苦等待三年的宝贵肾，在海淀医院却跟买猪腰子似的，第一个肾花九天就找到了，第二个肾直接到昆明去拿就行了。这不奇怪吗？”
前些年大陆影视红星傅彪曾先后两次在北京做肝移植。第一次在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确诊为肝癌，九月二日就在北京武警总医院接受了肝移植，找肝时间最多一周。二零零五年四月中，傅彪被查出肝癌复发，遂在四月二十八日在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做了二次肝移植手术，从病发到移植手术也只有一周多。然而在被掏空了上百万家产后，年轻的他撒手人寰。
如此快速草率做移植手术的现象在大陆非常普遍。据《三联生活周刊》〈器官移植立法之难〉一文报导（//www.lifeweek.com.cn/2006-04-17/0005314976.shtml），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有华表示，“长征医院二零零五年完成一百八十一例肾移植和一百七十二例肝移植，其中接受在地下医院器官移植失败的患者二三十例，这是非常可惜的经济损失和供体浪费。”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沈中阳也表示，该中心接收的二次移植病例占器官移植总量的10～20％。文章还透露说，“中国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言外之意，是在司法和军事系统。
器官比死囚多，官方六次改口
关于大陆器官的来源，中共官方前后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早在三十年前就有中国医生在联合国指证中共当局盗用死刑犯器官，但中国外交部一直矢口否认，直到二零零五年七月，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才首次承认：中国多数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十一月七日的世界卫生组织（WHO）会议上，黄洁夫再次公开承认中国绝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
然而二零零六年三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上慎重宣布：“有关中国存在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完全是谎言。”
二零零六年四月十日，中共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公开表示：大陆器官“主要来源于公民在去世时候的自愿捐赠”。到了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一日，毛群安才承认中国摘取死刑犯器官。从那以后，中共一直咬定大陆器官主要来源于死刑犯。
从中共官方六次改口辩护中，人们看出了症结所在：大陆死刑犯人数远远少于器官移植所需的供体人群。大陆官方公布每年实施全肝移植四千例，（实际数据可能还会多出三至四倍），即使按照陌生人群20～30％的器官匹配率来算，也必须从三至五个人中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器官，那四千个肝脏就至少需要从一万二千至二万个死刑犯中挑选。
然而据国际人权组织调查，中国每年公布的死刑犯在二千人左右，即使全部用上，也只能让二千人做肝移植，其余的人从何得到肝脏的呢？就算大陆每年处置一万名死刑犯，面对各省市法院的地方保护主义，加上直到二零零六年后才开始建立全国器官－病患资讯网，假如一个在山东的病人需要某种HLA类型的肝脏，即使新疆有个被枪决的死刑犯具有匹配的肝脏，没有器官联网资讯，人们怎么知道新疆有器官呢？又如何在十五小时内把肝脏从一个新疆人身上移植到一个山东人身上呢？大陆移植界公认中国器官浪费率很高，如何来解释这么大的移植量呢？
由于器官来路不明，尽管中国移植医生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在国际性医学期刊上却很少有中国医生的论文，因为国际器官学会曾发表过一个三页长的文件，公开质疑大陆来源不明的器官很可能与罪恶相关。
其实早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九日，中共颁布了《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从而展开了以法院为主导的死刑犯器官利用流程。医院想获得器官，就必须得到法院及其领导下的一整套司法系统的认可。当法院判决犯人死刑时，医院就会提前到监狱给犯人验血，以获取其器官资讯。到了法院的法警执行死刑那天，检察院还要派人现场监督，所以医院还要获得检察院的默认。
黄洁夫随手调来两个“死刑犯”
只要随便查查大陆媒体公开的报导，就能发现中共所说的“死刑犯”非常特殊。据“乌鲁木齐在线”（//www.wlmqwb.com/wlmqwb/map/2005-10/11/content_26276.htm）和新浪网（//news.sina.com.cn/s/2005-10-03/11557091937s.shtml）报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随同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参加新疆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活动时，顺便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演示了一场移植手术。
当黄洁夫在打开四十六岁的肝癌病人姚树发的腹腔后发现，这个肝正好适合做他梦寐以求的自体肝移植：即切下患者肝脏，在离体情况下切除癌组织后，再将肝脏植回患者体内。据说全球只有德国、美国、法国、日本四个国家能做这种高难度外科手术。
于是他让人缝合好刀口，并马上联系位于广州的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位于重庆的第三医科大学西南肝脏医院医治中心，分别让他们准备一个备用肝来，以防自体移植失败。“二十九日下午六点三十分，匹配的肝脏就由重庆运来了！广州中山医院的三名医护人员也带着转流设备和一个肝脏火速赶到新疆！”
黄洁夫的手术从二十九日晚七点一直做到三十日早上十点，在观察二十四小时后，黄宣布手术成功，不再需要备用肝脏了。卫生部二零零六年发布的“肝脏移植技术管理规范”规定肝脏冷缺血时间不超过十五小时，那从重庆和广州运来的两个备用肝只能是两个大活人，否则别说从寻找肝脏开始，就算手术开始到四十小时后才能知晓的自体移植是否失败，事先摘下来的肝脏早就失效了。奇怪的是，这两个来自重庆和广州的死刑犯为什么刚好都在这一天被宣布处死，而且被随便拉到新疆执行死刑呢？中国监狱、法院、医院又存在怎样的勾当呢？
巨大隐形天然器官库
这样的实例还很多。据《广东医师》报导，广东省器官移植中心的陈规划“在当院长后，依然每周要做四、五台肝移植手术，而且手术一般选在晚上。仅二零零五年一年他就完成二百四十六例肝移植，累计达到一千例。”这样算来，陈规划几乎每天上班都要处置一名“死刑犯”，而这名死刑犯的器官类型刚好跟陈规划当天病人需要的组织匹配，天下哪有这样巧的事天天发生呢？
像陈规划这样几乎天天处理死刑犯肝脏的移植大王还很多。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长沈中阳，早在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七日就完成了一千六百例肝移植，居世界前列。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强更是自白的说：“对肝移植我是着了魔的。我现在简直像上瘾一样，每周至少做二至五台肝移植，失败了也不怕，认真总结分析，第二天就会继续做。”他哪去找这么多死刑犯呢？
由于器官移植要求时间短、匹配难度高，在世界各地都是病人等器官，一等就是好几年。据美国卫生部报告（www.organdonor.gov），在美国等待肾平均需要一千一百二十一天，肝七百九十六天，心二百三十天，肺一千零六十八天，胰腺五百零一天。在二零零零年前的中国移植界也是这样。然而二零零零年后，特别是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六年四年间，大陆移植数量呈现蘑菇云似的巨大增长，由于器官来源充足，等候时间也大大缩短。
国际医学专家根据大陆器官市场的奇异现象分析，认为大陆一定存在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库，甚至活体器官库，就是有事先都已验好血型和做好相关资料档案的活体器官供应者，在市场上获得器官“需求”之后，这些活体器官供应者就被送入“医院”（屠宰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器官市场上“随叫随到”的超短的等候时间。
在中国无法获得法律保护的法轮功学员、中国劳教所囚犯、社会流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等都可能是这个地下组织盗卖器官的目标。
近十年来，国际上流行到中国去做器官移植手术，特点是在中国大陆无需花费等候器官的时间，所需配型的器官几乎是随要随到。
官方网站：一周可做肾移植
比如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其网站上公开宣布：他们那做肾移植，最快一周，最慢不超一个月，而肝移植也一样。医院纪录显示，二零零五年病人平均等待肝移植时间为两周。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科的肝移植更快，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
上海长征医院网站网路截图。
异常短的器官等候表明存在意外的器官来源。沈阳一医生在谈到随处可见的卖肾广告时表示，“我们器官来源很充足，根本不需要理那些卖肾广告。”
然而二零零七年后情况急转直下。在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日《南方周末》的〈中国叫停“器官移植旅游”〉一文写道：“从新年后到现在，近半年过去了，这家号称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总共才做了十五例来自亲属间的活体肝移植手术。而在二零零六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创造出了一年完成六百多例肝移植手术的纪录。‘主要是没有供体。’（中心副主任）朱志军无奈地看着手术数量直线下降。他认为，目前的困境源于最近关于器官移植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言外之意，以往大量充足的死者供体突然没有了。
零三至零六年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原本充足的器官供体一经整顿一下就没了呢？中国肝移植注册网（www.cltr.org）统计了最近十七年来全中国从事肝脏移植的医疗机构的移植数量，其中包括三十五个国家级移植中心和四十五家省级中心。
数据显示，大陆移植一直呈上升状态，但在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六年间，来自死者的器官突然成倍增加，使移植数量呈现蘑菇云一样的爆炸式膨胀，然而到二零零七年突然减少了一半。人们不禁要问，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六年这四年间发生了什么？二零零七年又发生了什么呢？
最近法轮功学员办的明慧网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导：〈“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系统翔实的分析了在每年变化不大的普通死刑犯之外，在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六年期间，中共利用偷盗法轮功学员器官，才有了这四年移植量的大爆炸。随后由于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吁，中共不得不收敛以往的肆意妄为，并在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开始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
如今外界还不能断定中共是否已经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但诸多证据和疑团让全世界意识到，揭开大陆器官黑幕已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了。
香港法轮功学员在呼吁制止中共迫害的游行队伍中，展示黑龙江法轮功学员王斌遭活摘器官的事实。（AFP）
器官移植技术简介
一九五四年底，美国波士顿的默里医生成功完成世界首例同卵双胞胎之间的活体肾移植手术，使病患多活了八年，至今全球已有七十余万绝症患者接受过器官移植治疗。
●《赫尔辛基条约》：器官不能买卖
一九七零年代国际社会制定了《赫尔辛基条约》，明确规定器官不能买卖，不少国家还制定了器官移植法，严格规定判断脑死亡的医生与参与移植的医生是两套系统，以防为了移植器官而任意判定脑死亡，然而大陆至今没有完善的脑死亡判定等相关立法。
在捐献的器官中，除亲朋好友间的活体捐赠外，国外供体主要来自脑死亡者：即全脑功能不可逆转的永久丧失，但仍被维持呼吸，因为当人停止呼吸十五分钟后，其器官就会随之死亡而无法用于移植。要保证移植成功，首先得及时将器官保存在特制的低温灌洗溶液中，并必须在有效的缺血时间内完成移植手术，一般肾脏的冷缺血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肝脏不超过十五小时，心脏不超过六小时。
●人体天生免疫机能对外来器官排斥
由于人体天生的免疫机能，能对外来“非己”器官加以识别、控制和消灭，从而导致移植失败。
人体主要有二大类抗原：ABO血型和人类白细胞抗原（HLA），他们之间能组合形成两百多万种不同的抗原。除非同卵双生子，人群中很难找到完全匹配的供体和受体，目前临床上只要HLA基本匹配就可做移植手术，但术后必须终生大量服用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在中国大陆，平均肾移植手术费十五万元人民币，但以后每年还需花费十多万元的维持药费，一旦停药就会导致器官死亡或人体死亡。
●移植前需要做的匹配测试
移植前需要做的匹配测试包括：一、血型要相容；二、淋巴细胞毒性试验必须是阴性，即细胞杀伤率应小于10％；三、群体反应性抗体（PRA）也应小于10％；四、人类白细胞抗原系统（HLA）：相同位点越多越好。
人体HLA类型有常见、少见、罕见之分，常见的HLA分型在三百至五百人就可找到一个相同者，其余则是万分之一、甚至几十万分之一的概率。据美国“全国骨髓捐赠计划”（www.marrow.org）网站提供的HLA匹配资料，大约四千个捐赠者中有二百个能成为潜在的供体（匹配率5％），而在这二百个潜在供体中，只有大约四点五人能较完全的匹配（匹配率1％）。
由于手术后持续不断的使用免疫抑制剂，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HLA不完全配型带来的排斥反应，这为提高器官匹配率带来了可能。比如肾移植一般需要六个点的HLA匹配，但大陆基本上有四个点匹配就可进行移植。目前大陆临床移植界认为，直系亲属之间的器官匹配率为50％，普通人群为20～30％。
从手术难度来讲，假如肾移植为十，心脏移植则为二十，肝脏移植高达六十，一般所说的肝移植都是全肝移植，因为肝脏移植难度较大，除非二零零七年后特别注明的亲属间活体肝移植。但由于肝脏是“免疫特惠器官”，相对而言容易匹配，故肝移植寻找器官最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