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结合，生儿育女，这是人类天经地义的事，如今这个维持家庭伦理的基石，却在现代人光怪陆离的生活中发生着变异。谁是父母，谁是孩子，已经成了一团乱麻。

文 ◎ 辛念慈

随着电影《孔子》在大陆的公映，扮演孔子的香港著名演员周润发的行踪也备受关注。

近日有港媒爆料，五十五岁的周润发与五十一岁的发嫂陈荟莲提出以一百万港币的代价，在大陆寻觅优质代孕妈妈，以结束婚后二十三年无人继承十亿港元身家的尴尬。

大陆代孕已成为行业

尽管卫生部二零零一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代孕行为，但代孕在中国却很常见。在网路搜索引擎上输入“代孕服务”查询，会出现成百上千家的公司，这些公司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有的还宣称“业务遍及全国各地”。

据国内记者的暗访披露，很多公司主要招聘两种人，一种是卵子捐献者，一种是代孕母亲。据悉捐卵一次可获报酬五千元（人民币，下同），代孕则根据女方条件，如年龄、形体、容貌、身高、学历，甚至于皮肤是否白皙等，从低到高分成九个等级，报酬在六万至十二万不等。代孕者要求全职，“一旦确定怀孕就能搬进高级公寓，有人专门照顾食宿，但其间不能与外人联系。”相关人士透露。

代孕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把客户的精子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注入代孕者子宫内，与代孕者的卵子结合；另一种是把客户的精子和卵子，在试管里培养出受精卵后，再移植到代孕者子宫内。据业内人士透露，如果客户本身的精子或卵子状况不好，代孕公司有时会在不通知客户的情况下，就私下用别人的卵子或精子代替。

除代孕业外，试管婴儿在中国也悄然盛行。目前中国卫生部指定九十五家医院可提供试管婴儿服务，许多医院相继到大学校园采精。据大陆媒体报导，重庆某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征精小广告”：要求捐精者“一点七米以上，身体健康、相貌端正、人品正直”，酬劳则分等级：学士每次三千至五千元；硕士五千至八千元，博士高达一万元。医院到大学采精，蔚然成风。

广东计划生育科研所长郑立新表示，目前捐精者中大学生占95％以上。据说是因为大学生质素较高，生活有规律，精液质量相对也高，同时不孕夫妇选精时亦喜欢选择高学历，所以大学生成为采精的首选人群。

试管婴儿直接挑战人伦底线

当然，试管婴儿及代孕母亲等现象，最早起源于西方。人们印象最深的，可能是二零零九年一月美国加州单亲母亲苏尔曼（Nadya Suleman）通过试管婴儿生下八胞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苏尔曼，依靠政府救济，先后通过试管婴儿的人工受孕方式生育了十四个孩子；二零零九年五月，北爱尔兰二十六岁的科维（Nuala
Conway）一次生下六胞胎（四个女孩，两个男孩）；二零零九年八月，美国一妇女通过试管婴儿手术怀上十二个胎儿，其中六个男孩，六个女孩。

一月二十七日澳洲《先驱者太阳报》（The Herald
Sun）报导：按原有法律，澳洲维省妇女要孕育试管婴儿，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有男性伴侣；二是必须确定无法正常受孕；否则就属于违法。然而维省最新的《辅助生殖治疗法》却否定了这两个条件，令更多妇女可随意尝试试管婴儿受孕。

难道孩子就如同实验室的样品，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吗？母亲仅仅是生下孩子，以后这些多胞胎孩子如何教育呢？生殖科技的初衷是为了帮助不孕夫妇实现生育的梦想，但由此带来的伦理问题却比技术本身更复杂，直接挑战人伦底线。

捐精“父亲”的担忧

如今很多人都在担心这些生殖新技术将给人类带来危害，甚至以前的热衷者也开始反省他们过去的行为。

据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报导，美国五十一岁的男子玛克斯（Kirk
Maxey）从一九八零年到一九九四年期间，他每周都到密西根州诺斯威尔（Northville）一家不孕诊所捐两次精子，十四年共捐赠精子约一千四百五十六次，按一般捐精怀孕成功率来计算，科克发现他的“生物学儿女”至少有四百人。

二零零七年，玛克斯的两名“生物学女儿”——二十一岁的艾什莉．斯薇兰（Ashley Swetland）和十八岁的凯特琳．斯薇兰（Caitlyn Swetland）通过美国“捐精者同胞登记网站”，设法和玛克斯取得联系。这两名女儿都居住在距玛克斯的家仅四十五分钟车程的地方，玛克斯因此开始重新考虑当年的捐精行为是否妥当。他估计在他家附近一百英里范围内，可能住着一百个和他儿子年龄相仿的“生物学儿女”。科克开始担心，自己的“生物学”后代有可能会相遇，如果他们堕入爱河，将引发“乱伦危机”。

同样担心的还有荷兰的豪本（Ed Houben）。据英国《太阳报》报导，三十九岁的豪本在短短数年内，至少已经有四十六名生物学意义上的儿女。如今豪本非常担心，这些儿女间谈情说爱会引发乱伦危机。

豪本特意在家中为他四十六名“儿女”及其家人举办了一个大型派对，让这些孩子有机会和他们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一起玩耍，增进彼此之间的认识了解，然而，谁能保证豪本担心的事不会发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