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新的一年。二零一零年新年的烟花放过了，年夜饭也吃过了，是坐下来围炉夜谈的时候了。话题不外是过去的一年如何如何，新的一年将会如何如何。关心生意的谈生意，关心文艺的谈文艺。我最关心中国的政治和前途，就和大家聊聊政治的过去和将来吧。

去年中国的政治形势维持了前几年的发展趋势：人民群众对现实的不满维持了匀速上升的势头；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官员腐败持续发展；维权抗暴的势头也就顺理成章地持续上升。有所不同的是：群体抗暴的规模持续扩大，并且有向民族矛盾发展的趋势。

群体抗暴背后有内斗的身影

有些观察家注意到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现象：就是群体抗暴的背后开始出现了中共内斗的身影。借助人民群众的不满发动或者利用群众运动进行内斗，是中共内斗不常用的手法，但却是多次引发大规模动乱的手法。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古语说的好：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就是说前面的车是怎样翻车的，可以给后面的车提供经验教训。文革和六四都是利用群众的不满发起运动。一个发动者胜利了，另一个发动者以失败告终。这两者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呢？下面我们略作分析。

相同之处是发动者来自权势的最高层，但是都处于权势的失意者地位。毛泽东是过去的最高领袖，但已经大权旁落。他以掌握军权的林彪为后盾，以一帮御用文人为先锋，发起了以文化大革命为名义的夺权运动。毛泽东一开始就把罪名和目标定的很明确。他本身的声望也很高，使得对方没有还手之力，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对手。

但是人民不满的魔盒一旦打开，想稳定局面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以当年毛泽东活神仙的地位，花了八年的时间也还没有彻底摆平。他一死，邓小平就复辟了。从政治到帮派，毛泽东都彻底失败了。虽然一开始看上去他是大获全胜。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有所不同。赵紫阳虽然获得了多数军队高级将领的支持，但这些将领大多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他们敢支持赵但不敢反对邓，实际上只是中间派而不是支持者。赵派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明确的罪名：反腐败。得到全国上下的认同，但没有明确的目标。

一碰到人民要求推翻当局换领导的问题上，他们就集体退场了。这种西方绅士退场抗议的手法，是既针对了错误的物件，也针对了错误的形势。在专制政治你死我活的形势下，只能以失败告终。

军委副主席为政变关键

以文革和六四的历史为借鉴，应该可以读懂去年的中共政治，为什么把习近平的军委副主席看得这么重。斗争激烈到了习近平如果不主动取消这个议题，就可能导致一场政变。有消息指出，某些实权派人物扬言为了这个副主席的议题要发动军事政变。那个扬言者仍然占据着足以发动政变的位置，这正好说明了发动政变是最高当局的意图。

为什么胡锦涛对军委副主席这么在意？因为在前两次重大的政变中，军委副主席林彪和洪学智的态度曾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林彪、洪学智和习近平的身份相似，都是和军队有深厚的私人关系而又居于实际上的最高指挥者地位。他们的存在，是政变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之一。

民意所向愈趋重要

民意的支持度，一向被中国政治文化看作是成功与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条件。毛泽东先胜后败都是民意在起关键的作用。第三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双方的领袖意志和手腕的较量了。刘少奇、邓小平从意志到手腕都略逊一筹。运动开始后，只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连认输都不被接受，因为这不是竞技运动，是你死我活的战场。

赵紫阳更是技不如人，东西方文化都是半吊子。他把一盘本来可以全胜的棋给走输了，让邓派人物大喜过望，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了。他输掉的根本原因就是不敢说自己要什么，更不敢说给人民什么。就像下棋不知道老将在哪儿，这还能不输吗？

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以来，人民的目标越来越明确，那就是民主和自由。谁能给人民这些，人民就支持谁。这比军委副主席的权力更重要。在今年开始的下一轮中共内斗中，谁能给人民他们所要的东西，谁就抢占了先机。军委副主席和意志、手腕加在一起，也不如人民的意志更重要。

这就是我对未来中国前途的预测之一。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小标为编者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