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德国西部电台一位节目主持人给我发来一个邮件，告知他的节目会在六月七日播放有关热比娅的《把孩子们当人质》的纪录片，以示对六四和中国人权的关注。他的节目组去年则自己制作了纪录片《流亡华人》，报导我在六四屠杀后开始的写作生涯，对法轮功的捍卫以及对中共践踏人权，糟蹋奥运精神的抵制。
不同的独立女性
这之前，我只对热比娅的事迹有所闻，也知道有德国作家为热比娅写了传记，但我每天应接不暇，还不曾专门关注过维族人民在中共暴政下的苦难和抗争。念及也收到了出席《把孩子们当人质》首映式的邀请，我便决定前去观看这部有关热比娅的德文纪录片。从此我便成了热比娅的支持者，因为她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奋起抵抗中共极权的最有魄力的女性，虽然中共把她在新疆的孩子们当成了人质。
不过一个月，大陆就发生了中共对乌鲁木齐民众的血腥镇压，而热比娅和她任主席的世维会则成为中共宣传机器诬蔑的对象。中共一贯的伎俩就是挑起群众斗群众，这次则企图离间维汉民众，把中共当局与维族民众的矛盾转嫁成维汉矛盾。鉴于此，我特地用德文撰写〈热比娅和达赖喇嘛〉，向读者介绍热比娅及维民与达赖喇嘛及藏民的异同，希望读者看穿中共的宣传，认清大陆的社会矛盾主要是中共与各族群的矛盾，而非各族群之间的矛盾。
因为我生在藏区，认识形形色色的藏人，自然关注和支持藏人的抗争，自从知道热比娅后，我开始了解她和维民的情况。见有关她的英文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遭到中共刁难后，我便积极主张邀请热比娅出席法兰克福书展。热比娅夫妇在从新西兰去日本的途中特意在德国停留以便出席相关活动。于是，我得以结识热比娅夫妇并与他们就中共当局对各民族的迫害举行了公开对谈。
书展结束后，我除了应付必须处理的事务外，立即着手阅读了《搏龙斗士》的德文原版。此传记长达四百四十一页，但我一点不觉得冗长，因为热比娅真是难能可贵，虽然她（一九四八年生）和我可谓女人中的两极。
热比娅还是少女时就为了家人的生计而与一名追求者成婚，十六岁时就生了第一胎，二十八岁时，她已是六个孩子的母亲。这次婚姻维持到十三年时，她丈夫提出离婚。导火线是她为了填补家用缝制鞋之类的手工品托人出卖，被中共当作“投机倒把份子”游街示众。被迫离婚的热比娅一无所有，她不得不把孩子留给丈夫，最小的当时才不到一岁。她自己则带着面纱靠给人洗衣赚得第一笔钱，之后开始了她的从商之路，就是说，热比娅属于促使中共开放商禁的第一批个体户。
在她的家人试图让她嫁给一个肉贩后，热比娅向家人讲述了她的择偶标准“爱的十个条件”，其中最后一个条件是“他必须准备为了我们民族的自由而奋斗”。当她听说某地某人符合上述条件后，立即不远万里赶去见到了因争取民族自治而经受了八年红牢煎熬的斯迪克。她开门见山地说：“我二十九岁，我未来丈夫必须具备的十个条件已经满足了九个。唯一条件在于：您爱我吗？”当时三十三岁的斯迪克羞红了脸。当他因热比娅的表现有悖常理而怀疑自己面对的是中共的美人计时，热比娅气得给了他一耳光。半年后，斯迪克回访了她，给她的见面礼是因她而作的二百六十首情诗。一九七八年，热比娅三十岁时排除各种困难与斯迪克结婚。当热比娅四十一岁怀第九胎时，遭到当局干涉，她虽然坚持生下了第九个孩子并带着差点被当局谋害的婴儿逃离医院，但被罚款五万两千元。一九八零年起，开始在大学任教的斯迪克还被降了两级工资。这之前，她还收养了两个孤儿，所以，热比娅是十一个孩子的母亲。
而我十七岁考上外语学院，二十二岁时出国留学，二十七岁出版第一本德文诗集，三十岁获得德国文学博士，总计十三年，与热比娅的第一段婚姻一样长。现在我人到中年，只有六本德文作品，因为我不愿生育，也不追求丈夫，当然也没有择偶条件。过去如有谁找上门来，我会看他是否心胸比我宽广，眼界比我高远，现在因父母过世，不再有压力，我更满足于自由自在。
相同的中共奴才
我在网上查阅热比娅的相关资料时，获知了名叫白岩松的播音员，因为是他在中共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主持了诬蔑热比娅的宣传节目《热比娅真面目》。
我身在德国已二十一年，对共党阵营的红人不关心也不在意。
直到今年中共中央电视台的男主播罗京死后，我才记住其名，因为据称是他在六四屠杀后痛斥只身挡坦克的英雄为“螳臂挡车的歹徒”。他正好死在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这岂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实例？应该对他的同事们有所触动。
遗憾的是小他七岁的白岩松又在步他后尘。而且似乎还比罗京更胜一筹。白岩松不光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制造了借口，于一九九九年八月五日主持了《焦点访谈》将中共的特长“诱惑与操纵”扣在了法轮功的头上，而且网上有一个视频，宣称“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和央视摄制组赴美国拍摄专题片《岩松看美国》，三月三十一日白岩松及摄制组从纽约驱车赶往耶鲁大学，白岩松向耶鲁师生发表了题为〈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的演讲。
我边做家务边听了他的讲演后，深为这个小我两岁的蒙古汉子的堕落而叹息。一个蒙古知识人居然无视本族人民的苦难，为了配合中宣部的主旋律，不惜以个人的经历来论证：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中国是个崛起的大国，是个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的伪命题！他声称：“在过去的好多年里头，美国人似乎也在用望远镜在看中国，但是我猜测可能拿反了。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缩小了的、错误不断的、有众多问题的一个中国。”并表示，“当然我也希望非常多的美国人，有机会去看看中国。而不是在媒体当中去看到中国。你知道我并不太信任我的所有的同行。”
就是说，白岩松攻击美国媒体对大陆真实状况的披露不符合事实。
白岩松是八五级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他必定亲历了举世瞩目的史无前例的八九民运，然而他能够自觉地删除与此相关的信息，自愿地用个人的成功来宣传中共的盛世。他讲述的“故事”和“中国梦”泄露演讲者患了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的知识面完全局限在中共的教科书里，居然不知道一九四九年前中国人就有私家车。
遗憾的是白岩松确实有口才，把听众逗的哈哈大笑，可能也会骗取知识面狭窄的大学生的信任。不过，生活在美国的大学生们有的是机会听到流亡蒙古人比如席海明、王龙蒙等的声音。
而当白岩松滥用天赋来颠倒黑白，诬蔑热比娅这位为了自己和维民的自由而甘愿抛弃财富和地位的巾帼英雄时，大陆民众上当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们毕竟没有生活在自由世界，不容易接触到真实的信息。他们不可能知道：热比娅的从商之路就足以证明中共不是民众致富的帮手，而是障碍。热比娅为了修建一栋商业大厦，不得不向各级官吏交付数量不等的买路钱。也因此，热比娅白手起家，成为亿万富婆后，并不满足于自家的享乐，而开始为民代言，争取个人的尊严与民族的自由，于是，她在一九九九年被中共当局非法逮捕，并判处八年徒刑。在国际正义力量的压力下，中共被迫于二零零五年释放了无罪的热比娅。热比娅从事的不是分裂活动，而是反暴政、反专制的民主活动，因此她成为得到世界公认的人权斗士，也是流亡维民的领袖和流亡藏人、汉人、蒙古人等大陆人的同道。
照理享有特权，能够到美国的白岩松完全可以知道和了解各种真相，但是，他却甘愿为中共效劳，不惜撒谎造孽，这一次，白岩松不会在二十年后才遭报应，因为中共暴政在每日增长的三退大潮的冲击下，在各民族各阶层的抗争中随时都可能分崩离析。
莱茵河畔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