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与妻子伍洁芳（Sheryl WuDunn），因报导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而获得一九九零年普立兹奖。他在日前接受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编辑科魏兹（Bernard Gwertzman）访问时表示，对于中国知识份子来说，六四事关重大，必定有要求平反六四的声音。

纪思道认为，中国可能继南韩、台湾、泰国和印尼等亚洲模范之后，朝向更多政治自由发展。中产阶级兴起、教育水准提高、与世界各地有更多互动等事，有助于瓦解中共独裁专制，并在不同程度上激励人们更加参与政治。

本次访问内容于六月二日发表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网站，以下摘译部分内容：

问：正当美国媒体于本周报导二十年前的六四事件时，美国财政部长正访问北京，他称赞中国经济并保证美国经济将能度过难关。我想知道这告诉我们什么？

答：这反映出中共当局在人权和六四事件上可能做的很差劲，但是中国经济成长使中共在国际上有越来越多的影响力。

问：六四事件在当今中国人的心目中扮演何种角色？

答：因人而异。如果你是贵州偏远地区的农民，那六四事件几乎与你毫不相关。对于一般的农村居民来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而六四事件在死伤数目上还是很小的事。然而，中国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你是中国领导人，你可以侥幸杀死工人、农人，但是你无法侥幸杀死学生或知识份子。他们是写历史的人。对于他们而言，六四事件当然事关重大，所以共产党内必定有要求平反六四的声音。

纪思道认为，六四事件事关重大，所以共产党内必定有要求平反六四的声音。图为二零零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在香港举行的盛大六四学运二十周年纪念游行，要求平反六四。（Getty
Images）

问：他们希望看到哪些改变？

答：共产党内的现代派认为，如果你不放松政治上的控管，你就无法继续改革和发展经济。贪腐就是一个例子。它是中国各地的共通问题，每个人都知道，共产党领导人也知道。如果你没有反对党，你很难深入处理贪腐问题。如果你没有新闻自由，你就没有那种监督的力量。所以，党内很多人认为，只要这种由上而下的独裁政治制度还存在，贪腐问题就无法解决，而唯一能真正减少贪腐问题的方法就是开放新闻自由，希望至少在地方上开始行使议会政治制度。以台湾为借镜，其民主是从选举地方县市长开始的。

问：五年前，您写了一个专栏叫“天安门胜利”（The Tiananmen Victory），您谈到中国政治转型的可能性。什么能带来政治上的改变？

答：中共领导人目前并未提及政治改革的议题。尽管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比较开放，但其所欠缺的是任何有意义的政治多元性。

南韩、台湾、泰国、印尼等地都经历了要求更加开放的压力，我认为相同的事会发生在中国。

问：您看过刚出版的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这本书吗？您从中获得什么？

答：我看过。我记得他在最后几章谈到他的观点如何形成，以及他如何逐渐相信，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只有在拥有新闻自由的议会政治制度下，才得以坚固和强化。他的观点是，市场政治制度──亦即议会政治制度，将是真正建立较强盛和较富裕的中国最有效的制度之一，正如市场经济是促进成长最有效的经济制度。

问：我知道这本书的中文版在香港上市。您认为它在中国大陆会获得广大回响吗？

答：这本书会在共产党官员和知识份子之间流传。共产党会试图封杀这本书，但是它会广为流传。它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共产党可能可以藉由权力移转掩盖真相。

问：在二十年前的天安门广场，您最记得什么事？

答：我记得在接到电话说共军开枪后，我骑上自行车沿着长安街走。当群众往前急冲时，我疯狂地往反方向骑。在我抵达天安门广场后没多久，共军随后抵达并向群众开枪。我记得这些人力车车夫在枪声稍微平息时，就出去接送被杀或受伤的学生。他们看到我这个外国人，在经过我时故意慢下来，好让我看看这些被枪杀的学生，他们希望消息能传出去。最让我感动的是，我可能对于未受教育的工人不知道民主的真谛而有点轻蔑，的确，他们可能无法清楚地表达，但是在那里，我看到人们冒着生命危险阐述民主，并在当晚展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这是一种我很少看到与其同等或超越它的勇气，它却是由这些未受教育的人力车车夫所展现出来的。◇

纪思道说，他看到人们冒着生命危险阐述民主，并在六四当晚展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图为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晚，一位人力车车夫拉着两位受伤者。（A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