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的问题，在经济好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争议就更大了。管理学研究的文献中，高管薪酬永远是一个热门话题。按说影星、歌星、球星的薪酬也很高，常为人们津津乐道，但争议就不是那么大；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尤其是上市公司的高管，大概是因为要对董事会、股东负责的原因吧，常常成为公众和政府监管部门关注的焦点。

高管薪酬的问题，在经济好的时候，就很有争议；经济不景气时，争议更大。图为数年前，前世通公司总财务长在被公司解雇之后，仍然继续建造其在佛罗里达的湖边豪宅。该房产占地四英亩，当时已经2∕3完工。(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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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薪酬问题相伴随的，还有高管的豪宅、飞机、和游艇。数年前，世界通讯公司（WorldCom）因为涉及四十亿美元的财务分类错乱，其总财务长被公司解雇。但即使在被解雇之后，这家伙仍然在继续建造他在佛罗里达的湖边豪宅。该房产占地四英亩，当时已经三分之二完工。世通垮台之后，许多损失了钱财的人们都赶到公司高管的宅邸前，或者抗议，或者好奇的观望。不过说老实话，这家伙也有难处，房子不建完又能怎么办呢？银行的贷款、先期的投资已经进去了，盖好了，即使以后不能住，也可以卖掉；而盖不完，落个烂尾工程，就更难办了。

薪酬问题的复杂，涉及到报酬的公平性和管理的有效性，以及股东权益的最大化。这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似乎永远难以真正的平衡。现实生活中，有人挣钱多，有人挣钱少，有人轻轻松松挣钱多，有人拚命工作也挣不了多少。想开了的人，挣多少钱都活得愉快；想不开的人，挣多少钱都活得很累。

最近，美国律师行业不景气，一百多家律师楼要求今年毕业的法学院学生延缓开始工作。纽约一些公司在发出聘书后，发现人事冻结了，但公司又不希望那些好不容易挖到的人才被竞争对手拿去。一些律师事务所干脆给这些人发补助金，要他们处于待命的状态，准备几个月、甚至一年之后再为公司效力。令人吃惊的是，这个不用干活、白拿的“补助金”，居然高达八万美金一年，是美国平均工资水平的两倍！怪不得拿到这些“补助金”的学生都乐此不疲、欣然领受了呢。当然了，一旦这些学生真正开始当律师新鲜人，工资会有十六万美元。

微小的补偿亵渎“礼物”效应

不久前，奥巴马总统要求接受联邦政府贷款资助的金融机构，高管最高年薪不得超过五十万美元。坦率的讲，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也不是非常的高明。美国《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这些银行家宁肯拿每年一美元的年薪，恐怕也不愿拿每年五十万美元。“要一个人无偿的去做一件事，可能比花钱雇用他来做，要更有说服力。”

有次一个小朋友求救，她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在费城天普大学读博士。她们几个同学住在一起，夏天要搬家，需要用卡车搬家具，问怎么找人帮忙。我跟她建议说，你就去楼下街道旁边站着，看有人开皮卡车路过时，打招呼叫一下，看他能不能帮忙。过后她告诉我说，还真灵，她们碰到的第一辆小卡车的车主就停了下来，帮着她们搬完家具，分文未取。

美国学者詹姆斯‧海曼（James Heyman）等人的研究表明，只要人们去问、去要求，大部分的人们会很愿意给别人帮助，而不需要任何报酬。因为人们喜欢给予，给别人一个“礼物”的时候他们感到高兴。这时如果给他们小额的报酬，可能适得其反。海曼等人的试验表明，这时给人一点点小钱，非但不会增进人们帮助别人的努力，反而会降低它。这说明，人们的善念，虽然有时可能很少，但的确是根深蒂固、深植人们心中的，简单的经济规律并不适用。“微小的补偿会亵渎‘礼物’效应，会起到反作用。”

金钱的补偿将人们从善意、施舍、助人的境界，返回到受雇于人、为钱办事的境地。对企业高管来说，他们本来是拿几百万美元的年薪的，现在给他们五十万美元以下的工资，这不光让他们失去了可以善心助人的机会，还显得他们是得不到足够补偿的雇员。这是会让他们丢面子、“掉架儿”的。

《商周》的分析认为，如果奥巴马当时干脆要求银行业的高管们别拿工资，一分钱都不拿，或者象征性的拿年薪一块钱，只让他们接受银行对实际支出的补偿，总统的建议或许会得到更好的回应。这的确可能是这样的。

《商周》的结论，也很有启发性。在今天经济萧条的状况下，用道义的刺激鼓励人们行善，会激发美国人给予、施舍、助人的文化氛围。这种善意的体现，《商周》认为，不是“共产主义式的掠夺”，而是人类文化中美好的、勇敢、奉献精神的集体体现，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助益。
国人说，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也是同样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