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教育界，中共中央党校可是一个异数，其英文名字也是蛮滑稽的，叫什么“Party
School”，简直就在开国际玩笑。这些人怎么就不知道把它改的稍微文诌诌一些、学究气多一点、或与世界“接轨”一些呢，比方叫个什么什么研究所（Institute）或研究院（Academy）之类的。这样呢，其教授、博士们在国际舞台拿出名片时，其本家也就不至于被别人当成白痴成堆、彻夜狂欢的大本营，或者误认为“Propaganda
School”，而陷入几分尴尬。

大学毕业时，大家都想报考研究生，同学中有的考去了中国科学院，有的去地科院，有的留在北大继续读，这都平平常常。但认识的人中有个文科毕业生，他说要去中央党校读研究生。其他人听了嘴上不说什么，但心里一边犯嘀咕、一边难免有嫉妒之心，想着这小子真会钻营，路子比较野，这肯定是要去当官的了，不是做学术之人。

在北京念书时，还去了中央党校一次，那是八零年代中期的事情，是去见西北某省的一个省委书记。那家伙是在那里镀金外加强化洗脑的，带我们去的人告诉说，他混完了文凭回去就等着升官了。党校的学生宿舍里看起来还挺朴素，跟一般的学校差不多，想必是升官发财之前，需要清贫的修行一番，也算苦尽甘来、可以忆苦思甜吧。

中共中央党校的研究者们遗漏了最值得研究的课题——《九评》和退党，而不明就理的西方人士还以为党校是当局的智囊。图为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中）在中央党校演讲，前左为美国大使雷德。(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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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就理的西方人，不知道中央党校强化洗脑的功能，还以为它是当局的智库。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就曾经去过中共中央党校演讲，这个精明的商人、反共的先锋或许以为自己已经“插入敌人的心脏了”呢。记得拉姆斯菲尔德从政之前，曾经在一家投资银行高就，他还是芝加哥学派的推崇者。经济学上，芝加哥学派以避免政府干预为其主要特征。

从本质上来说，中共中央党校只是一个培训的工具、一个强化灌输的地方。对国人来说，从来就没人认为它是一个能够真正研究学术的场所，它也确实不可能研究出什么真正的东西。研究的禁区太多，方法论也受局限。比方说经济，中国已经走向裙带资本主义，但如果已经固定了只能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那怎么可能有真知灼见？也许有人应该研究“中共的敌人”这一课题，他们最后可能会发现，全中国没有什么人没有在历史上的一段时间内，被一度划分为中共的敌人。还有，研究中共党史、当代史时，有人敢研究《九评》、退党吗？如果不能，那岂不是漏过了最好、最新、最重要的研究课题？

对研究者来说，选题是很重要的，然后才是或者引用最恰当的理论，或者构建自己新的理论。偏题、错题、遗漏课题，对中央党校的研究者来说，几乎是致命的、但又改正不了的死穴。所以，每当某某人以中央党校的专家、博士发表什么观点的时候，总会让人觉得有些滑稽、不伦不类。

最近中央党校的一位博士撰文，说“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结论倒是不离谱，但其论证和溯源几乎让人喷饭，喷完之后还让人要拍案而起。可惜旁边没有书童、丫鬟之类的可资见证拍案者的愤怒，书桌子上也没有镇纸、笔洗之类的硬件可以拿起来摔它一摔，这计算机的键盘更是拍都拍不得。

比方这位党校博士说，从外贸来看，中国在向西方发达国家财富“输血”，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殖民地”状态；外贸利润的绝大部分（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国矿主的惊人财富。”更精彩和富有煽动性的，是“中国用民工的如河血泪和矿工的如山骨灰，换来的巨额外汇完全无偿的奉献给了美国。”

这些无视常识、转移视线的虚假命题，看来颇能迷惑许多中国民众。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其根本原因恰恰是党博士的老板、党校背后的主子——中共的掠夺。对于官商勾结大肆低价收购国有资产，党博士认为“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民族大劫杀”，但他忘记了是谁在出卖这些资产、谁在进行勾结，以及是谁在实施这个劫杀。对于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之高，而出口商品价格之低，党博士也忘记了谁在控制进口关税、谁在压低汇率、谁在实施出口创汇的国策。

党博士发现，各地政府对外资的争夺，使得给外资的优惠超出了经济领域，“已经出现了政治法律特权。”他透露出的更危险的讯号，是“由于资本成分越来越复杂，现在各地的政治法律特权已经扩展到了所有资本。”这倒是很有意思的观察，“所有资本”的概念就是告诉人们，有政治特权的红朝新贵，已经完成了政治、经济上的最全面、彻底的掠夺。

据说秦始皇的书生中，有许多马屁文人没有死于焚书坑儒，其中一个后来被别人发现在地狱里受苦，舌头被拉出来，在炭火上烘烤，因为他不讲真话、乱拍马屁。东土虚假命题横行，未免让人替中央党校的那些聪明人担起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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