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朋友传来的消息说，这奥运会好像有点玄乎，不知是什么原因，总让人觉得人心惶惶、捏着一把汗。那些奥运场馆倒是基本完工了，但没有彻底完成，大楼外面看起来挺漂亮的，但只是表面光，内部仍然粗糙得很，外面草皮也没有铺好。问为什么还不铺好呢？朋友说好像没钱了，政府前面钱花的太多，现在股市掉了一半的价值，没钱做精雕细刻的工作了，只能凑合凑合。

说股市大跌导致“鸟巢”外的草皮铺不好，倒是有点牵强附会。但话又说回来，看看山东青岛的蓝藻铺天盖地的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当局仍然用“人海战术”和“战天斗地”的办法去大战蓝藻，总让人觉得这是唐吉珂德大战风车的当代翻版。明眼的人们，会觉得天机已泄，能够把这些和上海的袭警，以及贵州瓮安、浙江玉环、和河南郑州的麻烦事儿结合起来，从而意识到红朝的寿命真是所剩无几了。敏锐的英国人也发觉了什么，《经济学人》的记者说，中国正处在“变革的临界点”。

中国民众说，现在中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是住房、教育和健康。房价高居不下，是因为官商炒卖地皮，老百姓辛苦一辈子，到头来买房子可能还不够；教育收费太高，教育质量又差，毕业如果还找不到工作，不免让人灰心；医疗方面更让人沮丧，没有健康保障，得一场大病就能把两代人的积蓄全部掏空；人们炼法轮功想祛病健身吧，政府又不准。这的确很难办，政府、民间似乎都感觉到，人们面临着一堵墙，一堵无形而又不可逾越的高墙。在墙这边徘徊、迷茫的人们，只好不去想太多，只是希望得过且过、过了今天、过了奥运再说。“多难兴邦”呢，更像是无可奈何之下，一种自我安慰的解嘲。

深沪股市连续低迷，当然不至于导致鸟巢外的草皮没钱铺好，但引起的关注已经达到了危及社会稳定的地步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官方媒体发表文章，建议政府出手挽救股市。而学者的分析显示，官媒的言论尺度，显示着政府对股市稳定的迫切愿望，而且，官方监管层的救市思路正在从“社论救市”和“政策救市”，最近转向“制度救市”。

追究下去，这个向“制度救市”的倾斜，其实意义非常，它涉及到了问题的根本和核心，它能否实施和操作，则更涉及到中国社会更深层的问题。

首先，“社论救市”不灵，说明政府和利益集团的“舆论导向”失去了人们的信任。换句话说，股民们已经不能相信中国这个具有“五位一体”特征的假股市、真圈钱机构了。连带着的，那些鼓动人们把储蓄投入股市的政府喉舌媒体，虽然有政府无穷的大钱在后面支持，但终于在百姓数自家的小钱的时候，失去了人们最后的信任。

“社论救市”失效之后的“政策救市”，现在显然也失效了。从印花税、二级市场增发、配股制度、到设立平准基金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酝酿，甚至以社保基金、外汇资金高姿态入市的扬言，好像都不能为股市注入新的活力。

在这种萎靡不振的情况之下，在奥运临近、稳定的主调压倒一切的时候，出现了从“政策救市”转型为“制度救市”的呼声；监管部门还要求各基金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坚持长期投资的理念”。

在北大证券论坛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投资专家侯宁先生指出，利益集团在操纵市场，牺牲的都是散户。而且，如果中国股市主要为国企圈钱的定位不改变的话，股市就会沦为一个掠夺散户的市场，沦为机构操纵的市场，所以其定位必须改变。

中国国有企业的上市成为政府从百姓手中圈钱的工具。图为中国工商银行(ICBC)在香港的分行，ICBC同时在香港和上海股票上市。(Getty

Images)

人们当然知道，“为国企圈钱”最终是为谁圈到了钱，什么人真正的从中得到了利益，什么人是现存制度的受益者，什么人在半年内股市折半中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当人们意识到，现在是全面反思和转变中国股市定位的时候时，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这种“制度救市”的呼声，几乎跟“皇帝没穿衣服”那句童言一样，剥开了中共专制在经济上的最后一道防线。

中国股市、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制度救市”这样一个姗姗来迟的命题。但从根本上讲，一旦实施“制度救市”人们就会发现，回归“制度救市”所需要的，其实是改变这个定位错误的制度。就是这个必须被“坚持”的、号称“某某主义制度”的怪胎，在被红朝的既得利益者们用暴力在维持；它让上万亿的国人私人资产，在几个月之间，就悄然的转入了这些上层人士的口袋。

因而，“制度救市”定位错误的旧制度如果能够救市，就不会有中国股市的今天；而救市要能够成功，无疑需要从新定位的新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