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31日讯】3月25日，在未与相关机构通气的情况下，北京大学发布公告，撤销北大财经新闻研究中心、北大公法研究中心、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和北大宪政研究中心四家研究机构，并强调，自公告之日起上述机构不再挂靠北大，北大亦不再对其承担管理责任。对于撤销原因，北大官方以学术机构“新陈代谢”加以回应，但外界却有不同的看法。

被撤销的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负责人、知名公益律师郭健梅表示，中心被撤绝非正常，日内将就此发布声明。有人揣测，这大概与该中心曾介入湖北“刺官烈女”邓玉娇、上访女李蕊蕊在京被强奸等案件以及举办的公益活动有关。而北大公法研究中心和宪政研究中心被撤的原因据悉可能与其中的4名教授有关，他们曾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废除或修改《拆迁条例》。至于风波中的另一机构“北大财经新闻研究中心”的被撤则很可能与其学术委员会主任、《财经》杂志创办人及知名媒体人胡舒立有关。

很多人相信，上述决定并非来自北大相关领导的本意，而是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推手，或来自教育部，或来自中宣部，强迫北大的领导们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要将“不和谐”的声音从北大发出、推广，从而“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挂着教授、博导头衔的北大领导们虽然内心不情不愿，虽然并不认同“因言”就应“获罪”，但面对不断施加的压力，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为了所谓的“大局”，只得“痛下狠心”。当然这样的选择不是北大的第一次，也很可能不是最后一次。只是每一次类似的决定，都让北大蒙羞，让北大曾经的“大”变得愈加渺小，让北大追求的“独立、自由、民主”的精神日渐黯淡。

真正的北大不是这样，她曾有着海纳百川的气魄，有着一群懂得如何维护“大写”的北大的校长和行政人员，更拥有一些特立独行、让人高山仰止的教授。而这样的北大却存在于1949年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

看过这样一个长期被湮没在北大校史中的故事，让我深深地理解了曾经的北大究竟“大”在哪里。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等高校联合组成）必须遵循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使用全国统一教材并举行统一考试等。这项命令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推举冯友兰教授起草了《抗辩书》。

《抗辩书》中称：对教育部的训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岂可由“教育行政机关”随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育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育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育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似不必轻易更张”。国民政府收到此书后，只得对此事不了了之。

昔日的北大追求大学独立之精神从此一事可见一斑。你政府、官员尽可以发号施令，但是否执行，大学有大学的标准，北大完全可以拒绝。而这种精神如今只活在人们的追思中，只存在于“魂兮胡不归”的感叹声中。

从1949年中共建政后，北大的脊梁就已经被打断，北大不仅在几次运动中成为急先锋，如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就出自于北大哲学系，而且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更是迫害了不少师生，这其中就包括让人敬仰的林昭、林希翎等。文革结束后，一些曾经迫害人的人、曾经是政治运动的“鼓吹手们”却安然无恙，当上了北大的领导。一桩桩血案就像风儿一样，被吹的渐渐了无痕迹。试问，今天北大的老师和学生们，有多少人知道林昭，知道当年惨烈的故事？

曾经的北大“大”得让人向往，让人仰慕；而如今的北大虽然校园扩大了好几倍，学生数更是翻了许多番，但今日之“大”只不徒有外壳，其曾彰显的精神之大已变的十分微小。不必辩解，辩解自己的精神萎缩是因为生活在一党专制下。也许，这个理由很充分，但如果北大的校长和行政机构领导多一些傲气，如果北大更多的教授多一些傲骨、多保有一份良知，焉知不能改变这个社会？至少这会使社会拥有更多的希望。前述的四家机构的被撤不就是因为他们触动了“党”的神经吗？不就是因为他们还有着改变中国社会的热忱吗？这样的触动、这样的热忱不正是有利于老百姓、有利于中国社会吗？不正是身为知识份子所应承担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吗？既如此，北大之所为不正是又一次自毁声誉吗？

多希望，魂兮归来，北大之独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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