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我们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同学，在美国的不多。记得九一一事件发生的时候，同学中分成两派在我们自己的班级网页上争论，对美国持同情立场的恰恰都是在美国的同学，而国内的同学明显地有着民族主义的情绪。我的同学都是经历过一九八九年事件洗礼的，应当说他们受到政府蛊惑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民族主义的情绪却是真实而强烈的。这让我想到，未来在八九一代这个年龄层中，对民主的追求可能会是最大的共识，但是最大的分歧可能就是如何面对民族主义这个问题。在这个领域中，最大的对象就是日本和美国。日本的问题今天我们不谈，想请教你的是对中美关系以及民族主义的问题有什么看法。

安田：从中国到美国，我在现实生活中接触了许多人，确实普遍存在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中国综合国力得到提高的今天，如何因势利导这样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在国际政治领域中为中国的未来争取最有利的地位，是每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应当思考的问题。中美关系无疑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现在的中国政府对民族主义最熟练的运用，也表现在中美关系上。但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民间的民族主义倾向正好成了矛盾的两极。中国外交，表现出来的是对于美国的依顺，而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却是对于美国的仇视。这种矛盾，一方面是国际政治现实的力量对比的必然，一方面是历史对于现实政治的影响。

王丹：历史上讲的话，中国对美国，尤其是中共对美国的情感一直是复杂而矛盾的。毛泽东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但是心里却是很向往美国的，最后选择与尼克森见面不是偶然的，他的很多谈话也可以看出对美国的向往。美国对中国呢？

安田：其实，从历史上看，美国对于中国的表现出来的一直是一种友善的态度。即使同是共产党政权，美国对于苏联和中共采用的也是不一样的政策。美国对于中国的一贯政策，是“门户开放”。从清末至今，美国的政策应该说取得了成功。中国已经完全走向了国际，成了一个开放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且不管是不是好的资本主义〉。但出乎美国的预料，中国的民间并不领情，反而充满对美国的仇视。这种仇视背负的其实是中国近代史的屈辱。如果没有台湾问题，如果没有美日同盟，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是否还是这样的状况呢？

即使有中国政府的故意引导〈今天在中国，民族主义已经成了中共维护政权的不可多得的牌〉，也不至于到这一步吧。

　　

但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却不应该被民间的民族主义所蒙蔽〈更不要说故意引导到一个极端的方向〉，而应该审时度势，把握住方向。从这个方面看，现在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崛起”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对美外交方面，应该更低调、合作。为了能够崛起，在目前的阶段，我们应该做美国的盟友，而不是对立面。只有这样，才有机会争取中国的最大利益：北向发展。

王丹：向北发展？向北不是面对俄国吗？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很少有面向俄国的成分，这点倒是很有意思的。你的意思是说，美国可以作为盟友，但是俄国却是真正的对手吗？

安田：没错。从历史上看，给中国造成最大危害的敌人不是美国，恰恰相反，每到历史的关键时期，都是美国给予中国最大的支援。也不是日本。即使有八年抗战，日本也没有捞到中国的一寸土地。中国最大的敌人是俄国！其实，如果不是“日俄战争”以日本人的胜利结束，那么中国的东北早已经成了第二个外蒙。俄国人对于土地极端贪婪。这次俄罗斯铺设西伯利亚的输油管线，中国和日本竞相抬价。我们都忘了，那片土地曾经就是我们先人的国土。今天，我们的民族主义的怒火可以焚烧日本国旗，可以为了一个钓鱼岛以死相争，为什么我们想不到库页岛？为什么我们想不到历史上侵占我们领土最多的国家是俄国？

王丹：你提到输油管线的问题，我觉得这才是现在国际关系的关键，也是未来中国民族主义思考的核心。如果说能源是未来国家实力的支柱的话，围绕能源产生的冲突才应当是我们制定外交政策的着眼点。从这点来看，我与你有不同看法，因为我觉得日本受到本国能源资源的匮乏的压力，其外交趋向一定是扩张性的，与中国的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我们今天不谈日本。而说到美国，我倒是同意你的观点，其实我们与美国在能源问题上的竞争现在来看还没有那么强烈。某种程度上讲，甚至合作的可能还要大于竞争。

安田：记得《河殇》里有很详细的解说，是关于海洋文明的优势。我不否认作者的看法，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中国文明的国家，到底应不应南向出海？是很值得商讨的。搞经济的都会核算成本。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南向发展的成本大，还是北向的成本高？这是一目了然的。对于有着十三亿人口的中国，资源的匮乏将是限制我们发展的瓶颈。越过中国的北疆，就是广袤无人而资源丰富的西伯利亚。如何能够取得更有利的地位开采西伯利亚的资源，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中国政府所需要研究的课题。从这一点上说，几年前中国与俄国订立的边界勘探条约，是中国外交的一个耻辱。这不是说我们不定这个条约就可以要回被沙俄侵占的土地，而是说中国政府的愚蠢让后代失去了一张可资利用的牌。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今天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都需要重新作出修订。为了台湾问题而一味讨好俄国，无疑引狼入室。而从长远看，对于北边土地资源的开发，必将成为中国发展的攸关生死的利益所在。既然近期以内，我们没有取代美国做国际老大的可能，那么为什么不搞好和美国的关系，而谋求自己切身利益呢？二战后的内战，让我们失去了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大盟友的机会。中共早期错误投入的两场对美战争，更让我们饱尝孤立的痛苦。痛定思痛，在中国社会已经变革成为资本主义的今天，如果再不携手美国，而是为了统治的便利，一味误导民族主义最终造成和美国的对抗，实在不是明智的施政方针。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策略，这也只是手段。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然后通过清晰的外交政策达成的。在我看来，谋取对北边土地资源的开发权益，应该成为中国今后外交的重点。国内的民族主义，也应该改弦更张，认真思考：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二○○五．十二．十七

作者按：

安田，西安交通大学90届毕业生。毕业后，在中国石化金陵石化公司研究院任职科研工程师，屡次荣获公司年度先进工程师称号。二○○○年赴美国，到University of Missouri 攻读 Computer Science Master Degree. 二○○一年转赴加拿大，就职于AGL Manufacturing Co.，职业：Research & Development Engineer. 二○○五年，来到洛杉矶，任职 Global OEM Furniture Co. 的Research & Development Engineer. 同时，任职 ACM Manufacturing Inc.美国地区主管。二○○四年发表长篇小说《天安门情人》，这是目前唯一一部直接描写“六四”民主运动的长篇小说。

──原载《理想主义的年代》;“允晨文化”授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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