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26日讯】最近我在看大陆曾经一度很火，但是旋即被禁的电视剧《蜗居》，看了之后有一些感触跟各位分享。众所周知，《蜗居》的风波，背后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目前的阶段出现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就是高房价的问题。现在不要说众多被称之为“蚁族”的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无法在都市立脚，就是原来被视为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集团成员的白领阶层，也日益无法承受高房价之痛。

这让我想起台湾的类似经历。在台湾的经济起飞阶段，也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房价飞涨，中产阶级沦为房奴，并愤而起来抗议的过程。1989年，数以千计的都市市民，大多是年轻的白领阶层，在那年夏天的午夜，集体露宿在台北市忠孝东路的街头，并用纸箱拆开之后的纸板搭建账篷，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抑制高房价。这次社会运动对台湾当局造成震撼，并开始正视高房价的社会效应。1994年，当时的主政者李登辉提出新的国宅政策，以政府公权力强力压制房价，提出六万元新台币一坪的口号，台湾房市应声跌落，这才算结束了那一段中产阶级住不起房子的痛苦时期。

今天在大陆发生的事情，与台湾有类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类似的地方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房地产因为可以带动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国民经济起飞和地方政府政绩的指标领域，这对于地方政府与急于牟取暴利的房地产商相互勾结形成极大的利益诱导，就这点而言，高房价并不是中国的独特现象，它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的问题。

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不同的地方。1989年，台湾已经经过了政治上的解严，社会利益团体开始在政策制定上扮演重要角色，被高房价所苦的中产阶级可以通过走上街头等方式向当局施加极大的压力。这种抗议本身，也是对于饱受高房价之苦的中产阶级的愤怒情绪的一种有效宣泄。这种经济政策之外的社会机制的补充，使得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不至于演变为社会甚至政治危机，同时也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在环境。这是台湾后来能够比较顺利度过高房价风波的重要原因之一。倘若台湾当时还是在政治的高压之下，倘若那几千名露宿街头的民众遭到政府的武力镇压，高房价带来的经济问题是否能如此快速受到重视，以及社会，包括房地产商是否能够形成共识，都会很值得质疑。

然而在中国，让我们想像，如果今天北京有几千名买不起房子的年轻白领阶层占据长安街，抗议高房价；那个结果谁都可以预料，一定会遭到政府动用国家暴力进行镇压。这，就是今天中国遇到的最大问题，也就是：经济改革向前发展，但是配套的社会以及政治结构的调整严重滞后。一叶知秋，从高房价的问题比较台湾与大陆，我们就可以看到政治的改变是如何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