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还有一种热血在燃烧，在愤怒。而这一时期什么都不是，没有理想、没有方向，也没有了热血，一切都是懒庸、 无力的和平。以前所爱好的文学，不思不写。

人生到此，可说是看破红尘了。

几年后，局里有人升官发财。而我还是一个一般干部。有人说，你的学历不够，若你有个大学毕业文凭，你起码升上个股长或局长当当。我当时听了这话似懂非懂，但我这个“硬颈仔”（客家话，意为“不服输的人”）一气之下，就出走这个落后的县城，命运又再次轮回，不久我就考上江南某学院上学去了。

在学院学习，第一年是学习文化基础课，学校设有一门形式逻辑学，仅二个月的课程，我认认真真地学，把这一门课程拿下来了。这为我的哲学兴趣打下了一个基础。

到了第二年，准备学习专业知识的时候，鬼使神差，我突然逃学不去了。从此脱离了中共体系，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我准备回校的路上，在广州见了香港的一位朋友（也就是建议我考中专的那位朋友，小学的同学，他在1979年去了香港）。他对我说，“出来与我做生意、办出版社吧，不要在那官场里混了，以你又直又耿的性格，能在官场里混出名堂来吗？”这一说，又说到我心里去。我深知我不是当官的料。我索性连国家干部都不要了，出来与他做生意，办出版社。

与香港朋友下海一年多，风光得多了。我们办出版社，出杂志，一副文人的气派。各路文人来聚，我们做到得心应手，好不快意。可惜，好景不长，一九八九年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我对在中国的人生，已不抱什么希望，于是又一次出走，一九九零年初来到泰国，在曼谷做了几个月的中文报纸编辑，尔后于同年六月来到了德国。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曾流行着对我们这一代人悲惨命运的顺口溜：“出生在饥饿年代（58年大饥荒，出生就营养不良），成长在动乱年代（文化大革命，没有书读），工作在调整年代（资历不够，不能升迁），结婚在计划年代（计划生育，只能生一胎），下岗在改革年代（正值壮年的四十几岁下岗）。”每一件倒楣的事，都必将降临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头上。我们这一代，真正是被毁掉的一代。

中国有句俗语说“哀莫大于心死”，我这个客家人的“硬颈仔”（不服输的人）终于彻底认命了。几十年下来，你不是没有奋斗过，不是没有那个能力，但都一一流失，与你擦身而过：你想逃离农村，到大千世界去见识见识，命运给你了，但只给你一个中等学历；叫你大事做不成；命运叫你进官场走走，但既不给你官当，连个屁股的股长都不是。

我又想，假如我真的在国安部的学院完成了学业，学了他们那些高度机密的东西，我还能走得出来吗？一切好像命运在安排：我，做过农民，当过教师，干过员警，出任过出版社的主任，玩过杂志社的总编辑。

（待续）

（转载自黄花岗杂志社《通往天人合一之路》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