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我们来想像,尽管方法论有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坚定于我们所加诸的“显示的道德”途径。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而且这是下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强制计算“源于”市场的折现率大约6%),长期的、实质的(例如经过通货膨胀调整的)、低风险的消费,或其他贷款(例如美国或英国的政府公债)的利率,50 年只有大约1.5%,比长期投资报酬率大约5% 到6% 来得低很多。
有太多与风险和不完美的资本市场有关的原因,会造成不同的利率,其中包括资讯或风险型态的多样化、投资者或金融家的特殊情况等等。而如果它们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学到什么?事实上,消费贷款上无风险的实质报酬率──是1.5%,而非分析人员经常采用的6%,包含了更多相关的讯息。
这是因为我们使用一种社会福利的计算方式,来比较不同的路径,这个方式是从无限期的未来的消费效用来看,所以是对消费的偏好,而非投资报酬的偏好,而这些偏好正是选定社会价值时争论的焦点。
再者,无风险的利率应该更为恰当,因为不确定性已经直接且明确地包含于模型中;因此,它不应该透过折现率,个别地被隐含在内。即使如此,尽管它比其他利率更为恰当,这个被观察到的1.5% 的利率也无法解决世代间价值的问题。
第四,这也很重要,那就是这里有许多相关的财货与劳务,其中最重要地,包括环境的财货与劳务。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讨论都没有考虑到,不同财货间的相对价格,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中,出现极大地变化。
如果我们投资于传统财货并且忽视气候变迁的话,我们将会有较多的传统财货,以及较少的环境财货与劳务。因此,相对于传统财货,环境财货的价格可能会大幅提高。
有些人经常忽略这个重点,因为他们认为,即使未来气候变迁的损害很严重,现在最好的策略不是投资于降低排放量,而是将资源投入其他的投资,若有必要时,再用这些收益去因应气候变迁。假如我们真的照他们的建议去做,并且在未来某个时期,试着“矫正环境的损害”、“购买环境财货”,或者“花钱解决我们所制造的环境问题”,这样做的成本,将会大幅高于现在就采取预防性行动的成本。
如果我们只考虑消费财货的折现率,而忽略其与环境财货的折现率之间的差异,我们就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错误。简而言之,当财货不是只有一种时,“投资到别处”这个论点,不仅误解了这个基本的理论(事实上是基本的选择),更忽视了气候变迁的许多损害来源是不断累积的,以及其不可回复的特性。
有一个“投资到别处”论点的说法,把在气候变迁上的投资,视为是一种投资经济发展的替代方案,而主张将资源用于其他计划,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像是对抗疟疾或增进水源的取得──这个立场的荒谬,在此应是相当明显地。
当然,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目标。然而,主张我们应该选择投资这些目标而非气候变迁,犯了一连串逻辑上的错误。首先,气候变迁与发展计划会相互影响,因为气候变迁会损害经济发展,因此将这两者分开分析是一种错误。
第二,气候变迁是一种外部性,同时是一种市场失灵,因此矫正这种错误应该能够替社会带来净收益,而不是净成本──我们为何不藉由矫正市场失灵,获得这些收益?留给未来世代改善的环境和较少的其他资产,可以让未来世代的生活更好,且不必让目前世代的生活因此变差。
再者,气候变迁的策略,不能被直接类比为道路或水资源的计划,那些计划可以在既定的公共预算中,被当作个别的投资计划来分析。对抗气候变迁的资源,必须来自所得的所有面向,尤其是消费这个面向,因此它不能被视为公共投资预算的一部分,虽然许多作者在提出气候变迁的挑战时,都试图将它描写成,仅仅是另一个公共投资分配的问题而已。
还有,气候变迁的投资与社会整体的风险有关,而非只是狭隘的单一投资计划,而且其大小以及与其他风险间的关系,也必须被明定于社会决策中。对于这个论点逻辑谬误的讨论,还可以继续下去──这里还有多重层次的混淆。这样的论述在分析上根本站不住脚。
总的来说,这个途径的逻辑,试图从市场利率和报酬率,读出评估气候变迁影响的社会折现率,而因此在至少四个基本的面向上,犯了前述的“严重的分析错误”。除了直接地检视道德标准之外,没有其他合理的替代方案。
来自市场的资讯与来自决策者实际决定的资讯,有一些相关性,但是在运用时必须仔细了解:证据背后的决策本质,包括这个决策是谁做的,以及在什么时期做的;市场的结构,包括市场的不完美;风险的要素;以及最后,检视的是哪些财货。
然后我们必须考量,所有这些事与讨论中的道德决定、价值之间的关联。而且我们必须认清它们之间最深刻的大象陷阱,也就是我们正于非常不同的途径之间做抉择,而折现率是视那些抉择而定的──它们本身不会主导那些抉择。往往在讨论折现问题时,经济学家对于这个逻辑的细节都是恣意妄为的。@(本文结束)
摘编自 《全球新政:气候变迁下的世界经济改造计划》 如果出版社 提供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