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0年12月09日讯】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法国大革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那次法国大革命中，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法国进入共和。上期节目，我们谈了一部分法国革命前夜的法国财政制度，今天我们继续谈这个问题。

草庵：资产者在买得官职后，便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虽然他们与旧贵族有所区别，但官职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和各种特权仍然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心甘情愿地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而这也正是封建君主利用鬻官制分化瓦解资产阶级的政治目的。由此产生的经济结果是，鬻官制使得资产者将大量资金用来购买官职，而无法将其用于生产经营投资，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因而受到不良影响。我们将法国与英国、荷兰这些鬻官制不那么严重的国家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奥妙。

伍凡：在旧制度下，国王的财政资源配置的权力是无限的，他把国家财政当作私产，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钱用到哪里是他自己的事，旁人无权说三道四，这也是无限政府的表象之一。其次，君主专制政府的赋税征收缺乏正义和平等，是导致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引发革命的根源。考察法国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税收与权力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更严重的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也加入到盘剥农民的队伍中来了。

如前所述，为确保自己拥有更多的财富并且拥有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地位，一些资产者向政府购买官职，获得官职以后，他们便拥有赋税的豁免权，而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也就不断地发明新的职位出卖，于是又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免税者，“资产者轻易便能获取官职跻身贵族，以享受特权同他们原先的阶层分开了”，“有几千种官职可以使资产者免去全部或部分公共负担”。

草庵：这种现象在今日的中国也出现了，中国的公务员及党政干部不仅不交税，反而贪污纳税人的财富。当年的法国，在政府的赋税征收额不断增长的同时，承担这些赋税的人数却不断下降，维持无限政府庞大国家财政需要的税收负担便全部落在第三等级的肩上，尤其是落在农民肩上了，出现了富人免税而穷人纳税的情况：“最有能力纳税的人免税，最无能力应付的人却得交税，当捐税以此为宗旨时，就必然要导致那一可怕的后果－－富人免税，穷人交税”，“于是，在已经存在所有个别的不平等中，又加上一项更普遍的不平等，从而加剧并维持所有其他的不平等”。

伍凡：免税特权的产生，是专制的孪生毒瘤，“是特权中最令人厌恶的特权”，它一旦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制度安排，这样的社会离衰落就不会远了，当人们的赋税负担与他人不能平等，不能充分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时候，必然对这个制度产生仇恨，此时的人们要么选择继续忍受赋税的不公正，要么起来反抗，在法国，“有一

种激情更深更远，这就是对不平等的猛烈而无法遏止的仇恨，这种仇恨的产生和滋长的原因是存在不平等，很久以来，它就以一种持续而无法抵御的力量促使法国人去彻底摧毁中世纪遗留的一切制度。”

草庵：君主专制政府的赋税体制存在着致命的弊端，赋税征收缺乏制约，制度分散而无序，徭役征发随意性极强，导致民众特别是农民因税负超重而日益贫困化，激发了平民特别是农民的反抗意识，加剧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成为未来社会动荡的祸因。在旧制度下，国王拥有绝对的治税权，法国国王自查理七世时就“做到了不需要各等级同意便可任意征派军役税”，而贵族只要自己能够享受免税权，就卑鄙地听凭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从那一天起便种下了全部弊病与祸害的根苗。在这点上，今日的中共与当年的法国国王没有任何区别，同样是不经过人民的同意随意征税。

伍凡：旧制度下的税收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个税类，直接税由中央政府控制征收，“如军役税、人头税以及二十分之一税，均直接由中央政府的官员确定征收，或在他们无与伦比的监督下进行。”为了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王国政府极力加大直接税的征收力度，税额每年都在增加，而且由于缺乏制度的制约，纳税人事先毫不知情。“军役税和附带的许多捐税的总额，及其在各省的摊派额，都由御前会议每年通过一项秘密决议来确定。这样，直接税逐年增长，而人们却是先听不到任何风声” ；由于“税额不断变化，乃至种田人前一年无法料知下一年应付多少。”

草庵：与中国今日景象又非常相似的一个现象是，从中世纪起，法国的财政、赋税工作是由一系列机构管理的，市政府、教会、地主和包税商等，非常分散。他们负责收税，同时监督国王的垄断事业，并收取利息，借此分得一份收入。间接税就是主要通过包税商征收的，“由御前会议同金融公司洽谈，商定契约的各项条款，并规定征收的方式。”包税商在征收的同时也为自己谋取私利，“这种松懈的和杂乱无章的组织天生就是腐败的，纳税人的钱大部分落入私人之手”，进入国库的税款比纳税人实际交的税款少得多，形成“代价高而效率低”的格局。到旧制度末期，长期积累的矛盾已使得王国财政难以为继，财政困难成为危及统治秩序的最大的政治问题，并且最终再也没有机会走出这种困境。

伍凡：农民占法国总人口的80%，却仅拥有30%的土地，“封建赋税和教堂的甚一税在他们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就算在最好的时期也不例外”，即农民必须向教会交纳甚一税，向贵族交纳各种封建税，向国家交纳军役税、所得税、人头税和其他杂税。 “由于1720─1789年间总的物价水平上涨了65%，而农产品的价格远远落后，这一税收负担特别繁重。”法国的地产分割完成于大革命前，相当一批农民已成为土地的所有者，这本为解放农村生产力创造了条件，但政府极其紊乱的税制和超重的税收负担很快使农民发展的愿望化为泡影。我们回想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进行经济改革，开始是土地承包，也是走的当年法国的道路。

草庵：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也对繁苛赋税下挣扎的农民处境作了生动的描述：“为了得到土地，首先他得付税，不过不是付给政府，而是付给邻近的地产主”，“他终于有了一块土地，他把他的心和种子一起埋进地里，可是那同一帮人跳了出来，把它从他的地里拉走，强迫他为他们在别处干活。他们守候在河流渡口，向他勒索通行税。在市场上，他又碰上他们，必须向他们交钱以后才能出卖自己的粮食。回到家中，他不得不到这帮人的磨坊里磨面，用这帮人的烤炉烘面包。

他那小块土地上的部分收入成了交给这帮人的租金，而这些租金不能赎取，也不收时效约束。不管他干什么，处处都有这些讨厌的邻人挡道，他们搅乱他的幸福，妨碍他的劳动，吞食他的产品；而当他摆脱了这帮人，另一帮穿黑袍的人又出现了，而且夺走了他的收入的绝大部分。请设想一下这位农民的处境、需求、特征、感情，并计算一下，若你能够的话，农民心中郁积了多少仇恨与嫉妒。”

伍凡：这段描述非常像描述今日的中国，可见当年的法国和今日的中国是多么的相像。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暂时谈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谈。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草庵；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