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0年12月07日讯】如何有效地帮助低收入的社会群体，不仅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难题，而且是先富起来的部分国民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但由于政治体制瓶颈的局限和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因素，中国的两极分化已形成了很大的鸿沟，似乎富人还没有认识到关系个人财富和安全的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贫者更贫，富者更富，正在把社会推向激烈动荡的危险边缘，近期的中央政治局没有回避这方面的矛盾，但也没有使人看到切实有效的措施，作为一个独立的评论人士，为此深感忧虑和激愤。
据《青年时报》披露，12月1日下午4点30分，浙江省温州市交警支队一大队民警，在鹿城路三桥地段例行检查时，发现3辆无牌证电瓶三轮车在非法营运。交警带领“协警”上前查处。
报导中描述说，一个三轮车夫一脚踹向旁边的协警，发动车子想逃跑。协警“伸手去拉他，结果他的头撞了一下，身上开始流血”。随后，这名三轮车车夫躺在地上，要求交警归还其车辆。
于是，这起震惊海内外的群体性事件就发生了。
报道说，下午5：30左右，鹿城区黄龙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这时，一名三轮车夫通过对讲机，呼叫来数十名三轮车夫“助阵”。围观的群众也越来越多，最后多达上千人，鹿城路周边路段发生交通拥堵。鹿城区警方调集周边派出所及防暴警等赶到现场维持秩序，直到当晚7点30分，周边交通秩序才恢复正常。
我想，到底是谁先动手的？当地媒体肯定以警方的冠冕唐皇的说辞为准，但既便退一步，完全相信官方的说法，依然可以看出破绽：什么叫“交警带领协警”？交警有权查验三轮车主的身份和车证，但“协警”是个什么东西？谁给了他权利？想必如果抵赖不过去，将来好把打人的责任推到没有正式编制的“协警”身上，交警可以嫁祸于人。
从这里就看出了问题的实质，即公权力对无产者的压迫。他们都有一个全国一样的执法违法程式：员警动辄打人骂人，打伤或打死人之前，都准备好了替死鬼！因此，暴力执法在前，暴力抗法在后。
假如民警按章文明执法，说理劝告，就绝对不需要什么“协警”，就不会冲突和流血，也就没有“交警带领协警”执法的故事。
我不相信，作为弱势群体即无产者的三轮车主无照经营，先打了民警，还敢坐在警车上示威抗议？他心里如果没有愤懑和委屈，没有以死抗争的决心，就不敢出现在这样悲壮的生活画面里？！由媒体的谎言，我断定是交警或协警，先殴打了三轮车主，车主忍无可忍，予以自卫还击，才引发了这起无产者的抗暴事件。
其实，类似群体事件已充满了报章，加上那些隐瞒不报的，大事化小的，多的不胜枚举，我2000年以前，在薄熙来当政时的大连，就见识了数十起，薄熙来重用大连巡警支队政委彭某毅，搞了一个大连综合治理办公室，他当主任，经常带领一批黑社会分子在大连火车站前，对那些三轮摩托车主进行“专政”，其手段与上述的情况类似，仿佛全国一盘棋，他们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
我认为，这是中国的政治体制造成的，即掌权的统治者已成了权贵资本家的代表，只留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空壳，政府考虑一切问题不会以穷人为本，而三轮车主则是货真价实的“无产者”，他们“无产”到了连生存权都彻底丧失，生命权受到侵犯和威胁的地步，一方面政府可以冷酷地封堵他们的生活来源，使他们的家人喝西北风，另一方面可以随时驱逐，殴打和拘留他们，还不时反咬一口，枉法追诉，车主的全部身家性命都集三轮车于一辆，其惨况历史少见，他们仅靠微薄收入养家糊口，饥寒交迫，一无所有，但也不能打动员警的心！
别看小小的中国员警，大都是腰缠万贯的有产者，11月12日，山西省洪洞县被人用狗链勒死的民警王健雄，韩惠芳夫妇就是例证。
这些脑满肠肥，养尊处优的民警，已经堕落到了像政府高官配备秘书一样的地步，还得有几个垫背的“协警”相伴！由此可见，两极分化和恶化已经到了多么可怕的程度。整个社会成了巨大的火药桶，加柴最多的人就是员警！
如果政府换个思维角度，为穷人考虑一下，就会情况不同：
那些流汗又流血的三轮车主，如果有比拉人力车更好的工作，他们会这样起早贪黑，辛苦养家吗？
谁不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上学，大人工作，吃饭，穿衣，生老病死，寒来暑往，他们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多么不容易啊！政府是干什么的？包括员警在内的政府公务员，应当千方百计地创造就业机会，给他们安排适当的足以维持温饱的工作，如果不能，就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驱赶他们！如果发生冲突，政府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岂有它哉？
然而，实在不幸，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没有了这种制约官员的动力。
正因为无产者的人微言轻，悲惨无望，他们才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据报导，无牌无证三轮车夫目前呈现出了三大趋势：
第一，三轮车夫一般以老乡为纽带，形成团体。他们相互协助，资讯共用。有的甚至拼凑成立“基金会”{其实就是独立工会的萌芽}，如果有人的车被查，基金会拿出钱给他再买一辆。
第二，他们有自己的“谍报组织”，每个三轮车夫定期缴纳一定的资讯费。三轮车夫都配备了对讲机，“谍报员”负责在交警队门口放哨跟踪，一有风声，便通过对讲机向三轮车夫通风报信。
第三，几次“暴力抗法”以及产生“蝴蝶效应”。例如，今年6月，温州市区六虹桥路，在查扣一辆无牌无证电动三轮车的过程中，执勤警车被众多三轮车夫掀翻。警车玻璃被砸。。。。。。这说明中国政改的滞后已使社会矛盾，达到了类似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严重地步，只要一有风吹草动，立即星火燎原。
以上国内媒体由体制决定，在披露此事后，又不得不做出这样分析：发生多次暴力抗法的问题出在哪？不在于三轮车主和交警，也不在于农民工在不在城市，而在于社会问题上。
今天这件事聚集上千人，政府出动防暴员警，明天围观上万人是不是要动用军队？问题根本在于人心。“民心工程”不是喊出来的！。。。。。。
我认为，他讲对了一半，这起事件错责全在员警，与三轮车夫无关，如果政府官员是老百姓一人一票海选出来的，其领导下的员警就会顺应民意，保护他们谋生而不是相反，大家都有了足以温饱的工作和社会福利，就绝对不会出现以上的流血事件。所以，常看《国内动态清样》的温家宝说，不改革死路一条！
该报导还说，整治人力三轮车，温州市政府的方法治标不治本，每次整治后又会迎来新一轮的报复性反弹。
对于无证无牌三轮车的管理，温州交警部门很“无奈”：去年，温州市区交警查扣了近5万辆，而整个市区的交警只有600多人。读到这里，人们似乎又要坠入员警治国的恶性循环之中，我们切不可接受这种慢性自杀的结论。
中国的问题由此事件可窥一斑，但其绝非温州之独有，当一个小城的市长和书记动辄贪腐千万，当一个县的小员警能在美国养起三个大学生，“无产者”的路在哪里啊？他们怎能不拉三轮车，三轮车主怎能安生，安生不成怎能不和政府员警拼命？！
正如线民所言：“这世道谁敢暴力抗法？除非活不下去了”？
另一个网友回复道：“当弱势不再弱势的时候,当流氓无产者杀所谓的土豪的时候，这个国家政权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是的，“无产者”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一定是“无畏”的，“无产无畏者”将改变中国！
2010年12月4日，即被捕10周年纪念日，写于多伦多。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